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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傍晚，关进来了一个年岁大的，他身材不高，衣服整齐，两眼炯 炯有神，留着一些小胡子，眉宇之间自有一番豪气。老先生在房间里踱了几圈 后站在门口，通过门斜对面外墙上的窗户观看着。我走到他身边，听见他反复 地在吟诵着“闲（38）看门中月。”我便说：“老先生在对对子吧，我试试替 你凑上，不过对得不好不要见笑。”他朝我看了一眼，我便接下去说：“怒对 奴下心。”他想了一想，明白了我所指的意思，就点头说好。等了一会儿，他 问了我的来历后，摇头叹息说：
“在国民党政府时监狱里关了不少青年学生，想不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就请教他的经历，他很详细地说了。
老先生名叫谢郎虎，是位画家。抗战前期，他相信了共产党宣传的抗日政策， 加入福建省人民政府。失败后被捕入狱，整个抗战时期被辗转关在有名的白公馆、 息烽等地。抗战胜利，国共谈判释放政治犯时他得到了释放。此时，他已举目无 亲。释放他时官员对他说：你既无出路，就介绍你去一学校教书吧，可以发挥你 的专长。他就这样在四川省的一所学校里当起了美术教员。生活还可以，也娶了 妻室。
几年后，有一天他去取薪金，无意中看见他自己名字上有一个中校头衔，便 提出疑问。那人回答道：“我们这里人人都有军衔的。”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一 所军统办的训练特工人员的学校。他为此大怒，辞职而去，到了上海，以卖画为 生，是一个自由职业者。他的作品是工艺美术品，如画印花被单之类，很受欢迎， 生活也不错。
50年代初肃反运动中，他以国民党军统中校特务之罪被捕。在监狱中关了几 年，总算澄清事实，未算他是潜伏特务而被放了出来。出来后他当然仍要靠卖画 过日子。原来那时工艺美术作品是由外滩某处统一收购的，他送去了几次，都被 婉言谢绝了。他感到很奇怪，便提出疑问：我的作品向来是受欢迎的，从来没有 打过回票，难道现在画的不好了？对方被追问了几次，实在含糊不过去了。便对 他说了老实话，原来他被捕以后就上了黑名单，明命他们不得收用他的作品。
他当然不服，去区政府提抗议，说是为了拥护共产党才吃了多年官司的，还 被共产党误关了好几年，怎么现在倒把他的生路都断了呢？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 有一次，区政府的官员对他说：老先生，你年岁也大了，何必一定要在上海卖画 为生呢，我们安排你一个去处，那里有山有水，山明水秀是个画画的好地方，养 老的好地方。
就这样，他被骗到了白茅岭农场，当然他也无可奈何。初来时这个民政局 的农场也还过得去，民政局的干部知他来历也不难为他。后来公安局接管了农场， 情形就大不一样了。他现在在分流一队，那队的张管教队长很不尊重他，往往和 他闹起来，这次就是吵翻了被送了进来。
大家听他讲了关过白公馆、息烽，就都凑上来根据红岩小说的事问长问短， 他嗤之以鼻说：那有此事，便也不多谈。没几天他就被放走了，据说是换了一个 队，所以我后来虽也去了分流一队，却没有再见到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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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繁体字的闲字是门中一个月字，这里计算机没有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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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几天，春耕时分的一天清早，吹哨点名叫人。原来是那几位被判刑 的人要被送走了，孔祥瑞当然也在数，我离开了一位好朋友。当晚，送他们的 车回来，却把那癫痫病人原车送回，场员小王边帮着他下车，边学着军天湖劳 改农场干部的口吻说道：“怎么送来的都是七倒八歪的，还有一个疯子！”原 来什么判刑不判刑的，其实就是在劳改农场间交换劳动力。这里送去的人都已 在拘留所关了许久，饿得骨瘦如柴，对方见了实在不满意，便把病人退回来了。 他的案子也竟因此不了了之，几天后又送到不知什么去处去了。
在开始陆续放人的时候，忽然一天，陈队长恶狠狠地跑了进来，把关在我 隔壁号子里的顾国中即丁侠民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丁被上了脚镣手铐关回来。 过一天，他找机会对我悄悄说：“我不小心，把自己的事说给了另一个右派听了， 不料他出卖了我。我此去凶多吉少。将来你要是有机会到上海，我有一个妹妹名 叫丁永梅，是青浦白鹤镇农业中学的教师，希望你能代我向她问好。”
不久，他被带着镣铐押走了。70年代我被判刑关在提篮桥监狱，曾在大刑犯 （即被判刑16年以上的犯人）放风的人中远远地看到一个人的身影很象他，但不 能肯定。80年代我平反回沪后曾去打听过他妹妹，但连那农业中学也已不存在了， 未能完成难友之托。
拘留所关的另一个学生的故事也说来有趣，他叫张志生，是西北人，原在兰 州的石油中等专科学校里读书。困难时期，饿得发慌，他就用画笔画了粮票在学 校的食堂里买饭吃。后来这事被发觉了，学校里要批斗他；这时他学校的校长和 党委书记正在北京开会，他便逃到北京去求救。他果然到了北京，也在宾馆里找 到了他们，他向他们诉说了自己的情形，他们对他好言安慰，叫他放心回学校， 他们会打电话去说的，不会处理他的。他也只能回去了。
但在半路上，他想想不放心，便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学校人事部门，电话中 他压低了喉咙冒充党委书记问：
“我上次说的那个学生张志生的事你们办得怎样了？”对方一听马上汇报说：
“办好了，办好了，一等他回来我们就送他去劳动教养。”
他一听，好家伙原来是这么回事。便想到了只有逃跑才是出路，但也不敢逃回 家去连累家人，就天真地想经由深圳逃到香港去。他果然跑到了广州，在广州车站 卖票窗口递上钱去要买去深圳的车票。窗口的人说：“你去干什么？”他听了一慌， 但仍不动声色地说：“去看朋友。”“你的朋友在那边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他就随口答道：“叫张志生，做工的。”“是在铁路上打短工吧。”那人想当然地 问他。“是的。”他也顺水推舟地回答了。那人拿起电话，接通了深圳，谁知那里 确有同名同姓的人，问“他们在吃饭呢，要不要去叫来听电话。”这边说“那就不 必了。”于是他就顺利地买到了票。然而，他见此情形，不敢去深圳了。
他于是北回，到了合肥。在合肥他没钱了，却跑到公安局派出所，把脸一沉说：
“我是归国华侨，路过这里要去西北，你们这里的治安怎么搞的，我一下火车 皮夹就被扒手偷了，现在我怎么办？”
尽管张志生的服装、气派哪一点也不象个外国回来的，可是那派出所的警 察倒也不敢得罪他，居然安排他住下，还打算第二天弄车票送他走。可第二天一早， 他自己走出去买早点心吃，被另一警察无意中看到，他怎么还有皮夹子？
于是对他不客气了。结果他以诈骗的罪名被判劳动教养，送来了白茅岭。这次 则是在白茅岭某队中又因逃跑被抓来的。我们大家都和他开玩笑，说他，诈骗骗到 公安局头上来了。
1965年，形势略有好转，关押的人陆续地放走，最后只剩我和一个叫做张连生 的小孩了。他是在流浪中被捕的，也和丁侠民一样，想混到白茅岭的某个游民队 里，但却查不出这个名字，就被关了许多年。他是在拘留所里长大的，营养不良使 他的模样有点怪，头大身体小，大家仿效红岩小说里的小萝卜头叫他小张连生，这 年4月，因为关的人少，就没有组织什么大规模的劳动。我们两人每天早上从号子 里被放出来，就在拘留所门口的山芋苗床里劳动。
劳动很轻便，只不过将盖在苗床上面的稻草掀起，让苗床晒晒太阳，但人却不能 离开，因为要留心着不让附近的小鸡去啄苗。我们就坐在旁边看着，头几天不时有 一只小狗跑来陪伴我们。说起来我们还真有点羡慕它的自由自在呢。
这狗是拘留所的何管理员养的。农场的干部有条件的都喜欢养狗，安徽的小猎狗 个头很小，不中看却能帮主人抓兔子。在那个食品匮乏的年代，这可是个了不起 的好东西了。狗小的时候还不会抓兔子，但也得喂它，那岂不亏了？何管理员近 水楼台先得月，就将狗养在拘留所里，算是拘留所的狗，它就也有公家饭吃了。
有一天中午，忽然来了一个农妇，手里提着一只死小鸡，大声叫嚷着找何管理员。 诉说道“你们的狗子咬我的鸡了”。何管理员听了矢口否认，农妇无计可施， 骂骂咧咧而去。过了几天，有一个青年找上门来。报告何管理员说那狗被某人打 死了，正在剥皮呢。何管理员马上派了一个姓王的场员跟着那人而去。我心里想 道这狗几分钟前还在我身边呢。这事可发生得真够突然的。
过了约有一小时，那场员拖着死狗，后边跟着那个告密的农民一路叫嚷而来。 意思是那死狗应该归他所有。场员则争辩说他可没有权力将狗给他，除非何管理 员同意。这时候何管理员闻声而出，大声吆喝道“干什么！干什么！”农民便马 上小下声来讨这只死狗。不料何管理员脸色一变打起官腔来说是公家的东西岂能 给人？农民死皮赖脸地讨了半天，何管理员就是不肯。农民眼见得没有希望了， 便翻了脸大声叫骂道
“不给 ！不给！下次你们的猪给人偷了我也不来报告了”。说罢悻悻而去。
再说那条死狗，颈上套着一条绳，一路被拖曳而来。混身泥巴且不去说它， 就是那美丽的皮毛也被磨损得一塌糊涂了。而且有半张皮已经脱离了身体，原 来它被夺回来时早已被人挂着正剥皮呢。何管理员看了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 问道谁会剥狗皮 。小张连生一想机会来了，马上应声说“大学生肯定会的”。 何管理员和场员小王都把眼睛向着我看。小张连生一边用手臂碰我，一边眨着 眼睛说“你不是说过的吗？”。我于是也就顺口吹了起来说“学生物学时倒是 也会解剖的”。何管理员想了一想，又皱了一皱眉头，终于对小王说了声“这 条狗就给你们吧”。说罢边摇头边叹气而去。
小张连生这下可来了劲，快步去提了一桶水来，朝狗身上浇去。把它冲出 了本来的面目，他们两人又七手八脚地就用拖狗的那条绳将它挂了起来。这下子 可得看我的了，我心里想道，于是只好硬着头皮，忍着恶心，拿着一把刀走上前 去。一手抓住那半挂着的狗皮，另一手拿着刀沿着皮和肉的分界线划去。这样居 然慢慢地将狗皮剥了下来。他们两人在旁叫好不已。然后帮着将狗从挂着的地方 取了下来，搬运到拘留所旁的一块约有四十平方米的空地上。
那空地后有一个工具房，前面和东面隔着水沟是水稻田。大家又从工具房中 搬出一张桌子，将狗放在桌上。我就开始对它开膛破肚了。到底我是第一回做这 种事，笨手笨脚的，做得很慢。慢慢地在水稻田边便来了许多乡下人，咧着嘴嘀 嘀咕咕地边议论边看热闹，我和小张连生忙于弄狗，小王则蹲在一旁执行着看管 我们的任务。
乡下人的嘀咕声渐渐地愈来愈响了，意思当然也是要想这狗肉吃。小王一口 说何管理员不给，没办法。乡下人则大骂，说不告诉你们则你们屁也吃不到。小 张连生是个机灵鬼，马上想到了他们可能会拥上来抢。就去工具房拿了一只篮子， 叫我放下刀子，且慢忙着斩狗肉，赶紧先把斩下的狗肉拿进去再说。果然，围观 的人一看狗肉被拿走，就哇哇地大声囔了起来，有几个人还蠢蠢欲动。何管理员 在办公室里听见闹声，跑了出来，喝问什么事。这时有一个兔耳猴鳃精瘦精瘦的 中年农民跨过水沟，并随手拗了一支小松枝，再把脚跷了起来说
“何管理员！我烂脚丫子讨点狗油擦擦总可以了罢”。众人不禁大笑起来。 何管理员忍俊不禁，刚收起板着的脸，还没来得及说话，这人便已跑到桌前。 伸出树枝便来挑油。众人也随着一哄而上，一刹那之间桌子上的残尸剩肉就无 影无踪了。
众人笑着、叫着在田埂上鱼贯而行，叫骂着
“以后农场的猪给偷走了也没人管了”。那天晚上，我和小张连生美美地 吃了一顿狗肉。小王是场员，又是拘留所的厨子，平时吃得饱，就不和我们分享 了。不过，不知出于什么心态，何管理员吩咐道“狗就算了，不过盐是公家的， 烧狗肉不许放盐”。小王和另一个年老的厨子竟也不敢违抗。我们就这样吃了一 顿不放盐的白煮狗肉。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狗肉，但却也是最美味的一次。 是不是煮狗肉应当什么作料也不放才最好呢，可惜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试过。
这样又过了几个月，小张连生果然如愿以偿，被送走了，他很高兴，肯定又 会有机会逃跑的，但谁知这样的流浪小孩将来的命运又会如何呢。
我也作为该拘留所的最后一名犯人于那年被释放到了分流分场一队。
第八章 分流一队
1965年夏，我在监狱内的监狱被关了两年半以后，又被放回了生产队。这 就是分流分场一队。分流一队位于分流庙拘留所的东北方向，这里集中了57年以 来到那时还没有解除劳动教养的，以及场员而再次被劳教的人。用他们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老改造队。所以派来担任主管的张管教是一个很凶狠的队长，这只要从 他对待一位姓高的老者的态度就可以明白了。高、张两人原来是邻居，同为失业 之人，50年代，两人同去江西路的同一个失业登记处求职，姓高的走到了民政局 的窗口，而张则去公安局的窗口登了记。不久，通知下来两人都得到了安排。张 当了警察，而高则到白茅岭做场员。57年农场性质改变，高的地位急剧下降，在 困难年代又被判了劳动教养；张则也从上海被派到白茅岭，恰好成了高的顶头上 司。可是就我所见，张对高决无宽容之意。从这两人的关系也足见机遇之作弄人 了。
我到了一队又碰见了许多老朋友，大多是比较性格倔强的人，或者是所谓的 有历史问题的人，因为后者的解除劳动教养与否根本与表现好坏是无关的。我到 了该队日子并不好过，因为我早已成为了白茅岭的知名人物，谣传我如何如何地 “反改造”。所以第一天那张队长就叫我去训话，叫我要“老实些”不要找他的 麻烦。
重逢的朋友中有同船来农场的温健、原右派队的彭君毅和林学成。彭原是上 海机械专科学校（即国立高机）的教师，是极为爱护学生的一位好教师，还曾经 是地下共产党人。他为人刚直，是右派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人之一。在分流一队也 受尽歧视。80年代平反后已届退休之年，住房得不到解决。有一年夏日炎炎，居 处不堪其热，不得已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