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3人被判处死刑，林书扬等若干人则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0余人被判处15年左右的有期徒刑，史称“麻豆事件”。“麻豆事件”改变了林书扬一生，他从此开始了长达35年的铁窗生涯。
回忆绿岛监狱的生活，林书扬感慨地说，没有这一段集中营生活的磨难，他今后的道路很可能就不一样了。在集中营里，狱方的迫害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狱方制造的冤案。如在某人笔记本上改动几个字，将原意歪曲，然后以此为名，将那人拉入“碉堡”刑讯逼供，以图诈出那人或他人尚未交代的案情。二是突击检查。即乘“政治犯”不备或外出劳动之机，全面检查营内每个人的床位，一旦发现笔记中有“反动”或不满言论、违禁书籍，轻则以“抗拒改造”为名施以酷刑，甚至处死。在政治迫害的同时，更是对“政治犯”施以难以承受的苦役。“政治犯”在集中营里的大部分时间被强迫劳动，不是到山上去砍树木，就是到海边去搬运大量的石头垒狱墙。收工后狱方要检查每人任务完成的情况，达到标准的被认为是合作者，否则难免遭到毒打。然而这样的“合作”是难以长期维持的，因为无人可以有足够的体力来长期支撑这种“合作”，更何况一个不屈的心灵怎会指挥它的身体去长期屈从特务们的指令呢！
“政治肃清”乌云密布（3）
1984年底，林书扬成为最后两个被假释的“政治犯”之一。出狱后的林书扬，已由25岁的青年变成年近花甲的老人。不久，他与一位“政治犯”的遗孀结了婚，两颗饱受磨难的心彼此抚慰，但他们没有自己的儿女。为了解决“政治犯”出狱后大多没有正式职业的实际生活困难，出狱两年后，林书扬发起组织了“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有近千名政治受难人参与其中，占整个政治受难者总数的1/3，他被大家推选为首任会长。以“互助会”的成立为标志，林书扬正式投入“反独促统”的运动之中。1988年他参加台湾“中国统一联盟”的筹备工作，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1990年参加台湾“劳动党”的建党工作。他一直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统一而奋斗，为维护劳工权益而奔走。
此外，包括原国民政府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原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以及原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等人也均被控以“受中共鼓动谋反”的罪名而遭杀害，其中又以“吴石案”最为典型。吴石原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大陆期间由中共地下党策反，提供蒋军布防机密资料。1949年，吴石奉命跟随国民党来台，利用其军事首脑的地位，收集机密军事情报以作为解放军进攻台湾的参考。1949年11月，中共华东局派朱谌之利用在台的亲戚关系进入台湾，与吴石联系传递情报。朱谌之与吴石一共见面7次，同时又与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联系。1950年2月，朱谌之在吴石的协助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回到浙江定海。然而不久蔡孝乾被捕，竟和盘托出，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立刻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并将吴石隔离审讯，查出一批担任其内线的高级军官。
国民党当局滥杀、捕杀中共地下党员、左翼人士已经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台北街头、火车站、公共场所，处处可见台湾当局用红墨水写的枪毙死刑者名单的布告。电影院每次放映电影的第一字幕就是“通匪者杀”。
台湾学者王欢所著的《烈火青春》是这样记载的：1950年5月14日，宜兰罗东镇上有一户冯姓人家，门口斜倚着几个年轻女孩，这是冯家20岁的女儿冯守娥和她同学在屋前纳凉闲聊，天南地北，还不时传来阵阵歌声。突然，银铃般的笑语戛然而止，少女们抬头望着突兀的来人，对这几个不速之客，冯守娥直觉不妙，好像大祸要发生。来人走到她的面前森然地开口，“冯守娥在这里吗，她人在哪里”，一群人七问八问地就认出了冯守娥。他们说要找她去问话，她只好跟着他们走了。“才一小段路，我看见离我家不远处停了一辆吉普车，车上有七八个人，我赫然发现我哥哥也在里头。车上有一个人，似乎被打得不轻，当时他指认了我，我就这样被带走了”。现年68岁的冯守娥回忆着当年被捕的情景。这一去，4个多月音讯全无。冯家亲人不知道这两兄妹为何被捕，也不知道他们下落何方。这一去，怀抱着读书救国理想的少女，被投入黑狱中困锁了10年的青春，而她的胞兄冯锦辉在1950年10月遭枪决。
高雄女中英语教师陈永生因不满“白色恐怖”，向友人说了孙中山先生主张“容共”，但是现在的政策却和孙先生的政策相反，被人检举于1952年被捕入狱，判处死刑。国民党还以“涉共”罪名逮捕钱静芝等35人。1951年，张伯哲等63人被控以秘密结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形式讨论当局施政情况，并以激烈文字张贴标语，抨击“政府”，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12至15年有期徒刑不等。1953年5月28日，出身嘉义市的青年张栋材，背着“意图以非法之方法颠覆政府，并着手实行”的罪蒋宋夫妇野餐即景名，在晚春的台北马场町刑场凌晨被枪决。
由台湾学者蓝博州所主持的《50年代“白色恐怖”——台北地区案件调查与研究》记录了许多幸存者的回忆，其中就义者郭琇琮的妻子林至洁说：“当时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抓去枪毙。这些人被抓出去时都很镇定，他们不是呼口号就是唱歌，唱的歌就是《义勇军进行曲》，呼的口号就是‘共产党万岁’或‘毛泽东万岁’、‘中国民族万岁’。只要窗户关了一半，不让我们看，我们就知道当天有人要被枪毙了。”
一位台湾著名作家在《啊！那个年代，那些人……》一文中这样写道：“对在台湾的事实与想像力中的中共地下党恐怖扫荡，集中、全面进行3年（1950…1953），估计被枪决的有3000到4000人，长期监禁和有期监禁者8000到10000人。但在实际上，以匪谍罪遭到形形色色的罗织坐罪的政治性逮捕、拷问和处决、监禁，终30年戒严时代未尝中断”。这些冤假错案埋下了台湾同胞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仇恨与长期不懈地反抗。
控制社会舆论（1）
在“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国民党当局还加强了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扼杀自由、进步思想，打击异己知识分子，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总结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国民党当局意识到必须控制文宣机器。退台之初，蒋介石就提出要强化对教育的控制，“要建立伦理、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对此，台湾教育当局制定了“民族主义的伦理教育、民权主义的民主教育和民生主义的科学教育”的三民主义教育方针。为了贯彻三民主义教育方针，对青年灌输蒋介石所一贯宣扬的民族伦理道德，即“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以伦理为出发点来启发一般国民的父子之亲，兄弟之爱，推之以邻里乡土之爱，和国家民族之爱”，规定《论语》、《孟子》、《大学》、《中庸》4书作为大中学生必读的基本教材，以控制台湾青少年的思想。同时，国民党当局还向台湾人民灌输“主义、领袖、国家、责任、荣誉”的信念，极力吹捧蒋氏父子，宣传“反共”思想。
为防止大陆的消息传到台湾，国民党当局强迫有收音机的人进行登记。凡是想购收音机的人，先要得到由“保安司令部”审核发给的准购证。一台收音机每年交30元的执照费，还要贴足16元的印花税，执照费和印花税的费用达收音机价值的10％以上，逾期交纳上述两项费用的需加倍处罚。凡是出售无线电器材、收音机和收发报机的单位，一律要将器材名称、数量及存放地点，详细填表后交“保安总司令部”。与此同时，一些关于收音机知识方面的书籍也被莫名其妙地查禁。如华南书局出版的《音响扩大机》、《初级短波收音机》、《简易交流式收音机》等书遭禁，其借口是“向不法分子传授收音机知识，窃听毛匪广播。”
对于这种种愚民政策，岛内许多人十分反感，并不断提出质疑。部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暗中收听祖国大陆的广播，秘密传阅毛泽东著作和各种进步书刊。有人甚至给蒋经国写信提出种种疑问：既说共产主义“违反人性”，为何世界各国纷纷与中共建交？既称中共“乱象丛生”，为何统治大陆近30年未见崩溃？民生主义在台湾实施多年，为何还贫富悬殊？台湾《大学》杂志，于1973年8月发表文章《莫把反共当作遮羞布》，对蒋政权的反共宣传进行猛烈抨击。文章说：“很多见不得人的丑事，都借反共的名义来做，反共变成了那些人的遮羞布。”《联合报》发表文章认为，“反共宣传几乎成了最枯燥的读物，大多数人从不寓目”。蒋介石“保密防谍”的结果是，“越保密越泄，越防谍越多”。
国民党当局对于任何报纸、杂志、书籍都要进行检查，稍有逾越或出轨行为就要遭到清算。1960年9月，《自由中国》因冒昧给蒋介石提了几点建议，结果被以“掩护匪谍”和发表“反共抗俄国策”等罪名被勒令停刊，刊物负责人雷震被判10年徒刑。《自立晚报》因为刊载了对蒋氏父子“不敬”的文字，而被停刊5个月。以刊载幽默文章著称的《人世间》月刊，曾因“几次影射当局”而被停刊数次。专门谈论时事的《时与潮》周刊，被指责为“煽动民间不满情绪”，停刊1年，后又以“藐视法庭”罪名，受到警告。1975年8月创刊的《台湾政论》，刚出5期，就以“煽动叛乱”罪名而被查禁，有关人员被逮捕。
与此同时，国民党利用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大办党营文化出版事业，企图实现垄断。50年代初，张其昀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一手操纵成立了“中国新闻出版公司”、“中央文物供应社”、“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等文化出版机构，出版发行《中国一周》、《新思潮月刊》、《学术学刊》、《国事丛刊》等刊物，并出版《现代国民基础知识丛书》等300多种。这一切使得“党义书籍充斥书肆，反共八股满天飞。”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思想文化界一片死气沉沉。
对于个别知识分子偶尔迸出几点思想火花，或发出几声呐喊，也会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惊慌失措，便大加打压，使得文坛奇案接二连三发生。
“胡适被批案”。胡适是现代中国的大学者，曾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时去了美国。1958年蒋介石请胡适回台湾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尽管蒋介石为表示对胡先生的欢迎，甚至愿意用自己的稿费来替胡建造公馆，可是这位大学者到台湾后，时刻以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政治民主作为衡量国民党政权民主程度的标准，屡屡发表谴责国民党当局害怕民主、压制民主、反对民主的谈话。结果，他的文章和谈话经常成为台当局观察和舆论管制部门批判的主要目标。1961年冬，胡适在欢迎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代表团”时，称如今台湾的民主还不如当年他所处的北洋时代，结果遭到国民党当局规模最大、调门最凶、也是最后一次围剿。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参加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会时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雷震组党案”。雷震早在“护法北伐”期间就已加入了国民党的前身之一“中华革命党”，以后出任过“国民党参政会秘书长”、“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去台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9年11月20日，他与友人在台北创刊《自由中国》半月刊，经常对国民党的专制和蒋介石的独裁进行比较隐蔽、相对含蓄地批判。最让台湾当局不能容忍《自由中国》和雷震的有三条：一是10年来始终不懈地对台当局的每一项专制措施和压制民主的政策都要进行评论；二是对蒋介石违反“宪法”，在第二届任期期满后又变为“终身总统”等进行冷嘲热讽和含沙射影式批判；三是准备冲破党禁，公开组织“中国民主党”。1960年9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对雷震等人采取行动，《自由中国》和筹组“中国民主党”的活动被镇压下去。
控制社会舆论（2）
“殷海光事件”。殷海光是著名哲学家金岳霖的弟子，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科研所哲学部，专门研究逻辑学，1946年任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的主笔，后主编《青年周刊》。到台湾后，应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的邀请，到该校哲学系任讲师、教授，并对国民党政权的认识产生质变，更多从西方民主政治的角度去探讨国民党政治，开始批判国民党专制与蒋介石的独裁。关键性的一步就是参加《自由中国》编辑和撰稿队伍，并成为其中写稿最多、批判国民党当局最有力的人之一，被称为《自由中国》的台柱子。在60年代前期发生的震动台湾文化和知识界的“中西文化论战”中，殷海光为李敖出谋划策，润色文章，被御用文痞们骂为“文化暴徒、西方人的豪奴恶奴”，搞“知识诈欺”。国民党当局虽然没有对他下毒手，可是台湾大学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辞退了这位教授，剥夺了他上讲台的权利，查禁他写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等书籍。
“柏杨案”。柏杨原名郭衣洞。50年代初期就开始发表小说，60年代又包下《自立晚报》的“倚梦闲话”专栏，撰写杂文，到入狱时先后出版了9本小说和21本杂文集。雷震被捕和《自由中国》事件后，柏杨继续运用文学和艺术方式对当局的专制、保守、僵化统治展开批评。针对蒋氏父子“家天下”的局面，他在1968年1月3日，《中华日报》副刊上刊登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内容描绘了水手卜派和他的儿子流浪到一个小岛上，儿子对卜派说：“爸爸我也选总统。”卜派怒斥：“老爸没死，还轮不到你。”父亲发表竞选演说时，还以“全国军民同胞……”开头，翻译人正是柏杨。这幅寓意深刻的漫画，立即引起轰动。1968年3月4日，台湾“警备司令部”以“侮辱元首罪”逮捕柏杨，并交付给让人生畏的“军事法庭”进行审判，被判处死刑。审判结果震惊了岛内外，尤其是国际社会，纷纷出面谴责，案犯本人也提出上诉，最后定为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75年，漫画中对号入座的“老爸”蒋介石过世，柏杨刑期由12年减为8年，1976年刑满。“上面”告诉他，找遍各个机关，没有位置可安置，“你虽然不爱政府，可是政府却是爱你的，总算替你找了个教官缺，就在绿岛指挥部。”就这样，他又在绿岛“住”了一年多。在国际人士救援压力下，1977年4月1日愚人节，柏杨终于恢复自由，被捕入狱共达9年又26天。
“《文星》案”。主要是围绕作家李敖和《文星》杂志而展开的。《文星》是一个侧重学术文化的综合性月刊，由肖孟能夫妇于1957年11月创刊于台北，以“生活的、文学的、艺术的探讨”为刊物宗旨。创刊4年，成绩平平，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只是到了1961年由于李敖文章的大量出现，才使《文星》日益引人注目。
李敖，1935年4月生于哈尔滨，1936年随全家迁至北京，从小就养成读书、买书、藏书的癖好，小学六年级时即为自己布置了一个小图书馆。1949年4月，14岁的李敖带着500多本藏书，随全家迁居台湾，跳班考入台中一中读初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