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芬蕴娲冢蟠筇岣吡斯ひ档姆⒄顾健５�50年代后期，进口替代工业因岛内市场的饱和而产量过剩，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减缓。于是，当局开始采取鼓励出口政策，台湾从此走向出口扩张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并取得明显的成果，台湾进入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60年代，台湾经历了从以农为主到以工业生产为主的转变。这个时期农业生产的任务是生产足够粮食以保障整个台湾的粮食供给，为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基础。为将农业增产的好处转向工业部门，以加速经济发展，台湾长期实行低粮价政策。台湾为维持低粮价采取的措施包括，实行粮食出口管制，粮食出口由粮食局统筹办理，禁止民间自由出口；实施公、余粮征购以充分掌握粮源；将台湾划分为7个粮区，粮区间禁止粮食自由流通。军、公、教人员实行食米配给制；机动向市场抛售食米，避免米价的过度波动而带动物价上涨，将食米价格维持于较低水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政府用种种措施，稳定米价，实际上起了压抑物价的作用，有利于压低工资水平，使出口产品更有竞争力。台湾政府控制米价的方法并非是行政命令，而是利用市场运作的机制，其关键是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稻米。当米价上升时，政府便把大量稻米推出市场，使米价下降。政府手中的大量稻米，源自政府通过种种行政命令，例如“随赋增购”等，强迫农民缴交和售卖稻米给政府，一方面保障了当时台湾60万军队的粮饷，另一方面亦使平稳米价的政策得以执行。在这些措施下，台湾的粮价得以维持在稳定和较低水准，一直到1969年，台湾农民出售大米的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价格，最低时只有国际价格的61％。台湾实行低粮价政策，维持了低工资，使劳动密集工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相对于60年代工业的蓬勃发展，农业部门在60年代经历了由兴至衰的发展历程。1968年以后，过去以“以农业培养工业”政策造成的积弊暴露出来，农业劳动力与资本大量外流，农业投资相对减少，农业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1969年，台湾农业首次出现负增长。到80年代，农业生产发展仍十分缓慢。近数十年来虽然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和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所得逐年有所提高，但比起非农业就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农民的收入仍然偏低。1991年农户人均所得是非农户人均所得的724％，农户人均每月收入1166万元新台币，不及非农户人均1604万元新台币的3/4，而且农业净收入占农户所得的比例一直在减少。农民收入长期低于非农行业，使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大大下降，难以安心务农。
纵观台湾的经济发展，可说是农民的利益被牺牲。由于台湾中南部地区主要为农业地区，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当然会引起南部民众的不满。特别是国民党当局在“反共复国”的“过客心态”下，侧重于对国民党党政高层聚集地的台湾北部进行建设，而使台湾南北的发展有较大差异。台湾南北两个重镇台北市和高雄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甚大，可以作为南北不平衡发展的典型。
国民党创造了台湾“经济奇迹”——加工出口区由于国民党当局将经济财源与发展重点放在以台北市为中心的北部地区，台北市的财政分配高出高雄市数倍之多；台北市高等教育占了整个台湾的60％以上，而南部高校甚少，尤其是第二大都市高雄市到目前也没有几家知名大学，医疗卫生机构也有类似的差距。特别是以台北市为主的北部都会区，拥有较多的政治与经济资源，也享有较好的生活品质；而以工业起家的高雄市，长期被水质、空气品质不佳所困扰。这种政策的倾斜，引起南部民众对台湾当局的不满与南北矛盾的出现。国民党执政后期也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南北均衡发展，但效果不明显。这种政策与矛盾，在民进党选举策略与民粹主义的激化下不断加深，南北民众内心的对抗情绪上升。因此，高雄人常认为自己是“二等公民”，有永远追不上台北的失落感。因此，南部地区长期以来有一种反国民党的情绪，也因此成为反对党——民进党长期进行反对运动的大本营。南部地区选民的投票动向成为民进党在2000年与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战胜泛蓝阵营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四章 反对运动的兴起
蒋经国“新政”（1）
世界进入上世纪70年代，自二战结束以来维持20余年的世界冷战格局，已经处于大变革的前夜。台湾当局也陷入危机之中。
论两岸关系，两岸隔绝20余年的现实，民众已不能容忍，迫切希望当局放弃封锁海峡政策。论岛内政局，“戒严令”下人民的权利所剩无几，在政治专制化、政权一党化、军队政党化、社会警察化的状况下，以“保钓运动”为标志的群众参政议政开始兴起，尤其是党外势力已经开始联合起来向执政当局发起新的冲击。论经济状况，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台湾工业化迅速发展，新的经济基础的出现，必然会带来对国民党专制和蒋介石独裁为蒋介石病中在含饴弄孙核心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政治多元化成为新的追求目标。论对外关系，随着中美关系解冻和中国第二波建交高潮的到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台湾当局的“国际空间”越来越小，压力越来越大。
在两岸关系、政局、经济和“外交”等四大压力之外，对蒋介石来说极不吉利的是，他自己的身体一再亮起红灯。因而，他本人和台湾当局面临着更为艰难的局面。
1972年3月，选举第五届“总统”的“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当时以“副总统”身份兼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并推荐蒋经国接任。5月22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正式通过“总裁交议案”，提名蒋经国为“行政院长”。至此，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的程序已全部完成。6月1日，新“院长”蒋经国正式上任。
事到如今，蒋介石的主要政治安排已经完成，他的生命火花正在熄灭。蒋介石晚年的身体状况在75岁以前还是不错的，主要疾病是慢性前列腺炎。1972年6、7月间，慢性前列腺炎复发，又患上感冒，期间又与一位在公路上横冲直撞的将领座车相撞，连惊带吓加剧了病情，到8月22日转为肺炎，一些老年性疾病纷至沓来。1974年8月间，国民党当局开始透露蒋介石的病情。1975年3月26日，蒋介石自知来日不多，口授了“遗嘱”。4月5日晚11时50分，蒋介石走完了人生之路，终年89岁。蒋介石的一生说明，任何一个执政者，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得人心者兴，失人心者衰。蒋介石走完人生旅途，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时期”的结束，国民党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蒋介石的去世，为蒋经国直接出掌党政军经统治大权提供了条件。4月28日，蒋介石的丧期一过，国民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会，会议修改《国民党党章》，把党的领导体制由“总裁制”改为“主席制”，“总裁”之称永远留给蒋介石，选举蒋经国为中国国民党主席。为避免影响“宪法”程序，蒋介石留下的“总统”一职则由“副总统”严家淦“递补”。1978年1月7日，国民党中央召开中常会，出席会议的中常委一致同意严家淦的辞职请求，提名蒋经国为下一届“总统候选人”。2月19日，“国民大会第一届第六次会议”在台北召开。在21日进行的选举中，蒋经国在1193名“国民大会代表”中获票1184张而当选，得票率超过99％。5月20日，蒋经国宣誓就职。至此，蒋经国完成全面接班，成为蒋家王朝的第二代、也是末代传人。蒋经国的接班成功，使得国民党政权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面对社会议政热潮，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持统治和改善形象，喊出“革新保台”的口号，开始启动“政治革新”，蒋经国推出“新政”。蒋经国开始接班蒋经国刮起的“政治革新旋风”，最先体现在他这位新任“行政院长”所征召的“阁僚”人选上。他挑选的人选很多出乎台湾政坛和舆论界的意料之外，可以说此届“内阁”是台湾当局历次“内阁”中人事变动最大的一次。蒋经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人事改革和调整，启用大量新人和中青年，顺利解决上层官员老化问题。这批被蒋经国起用的以“青年才俊”、“理想人选”的中壮年接班群体，大部分为技术官僚、专家，在主持经济转型和实施政治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项内容是减少省籍矛盾的负面影响。台湾存在省籍矛盾，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一是岛民心理，极易有被冷落的感觉；二是移民背景，容易有反抗的心理；三是历史因素，在日本殖民统治下50年的不平等生活经历；四是政治因素，国民党严重侵犯台湾同胞的权利。蒋经国看到了省籍矛盾的严重性和带来的危害，把重用台籍人士、开始国民党政权“本土化”，作为“革新保台”的一个重要内容。蒋经国重用台籍人士，在统治和用人方式上的突破，标志着国民党政权开始由大陆籍官僚资产阶级为主转为与台湾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在国民党发展史上和台湾地区的政治演变史上，国民党政权“本土化”具有特殊的意义，国民党在台湾地区的统治开始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项内容是清除“官场歪风”。蒋经国认为台湾官场流行“口是心非的虚伪作风，假公济私的自私作风，高高在上的命令作风，瞒上欺下的小人作风，各自为政的本位作风，利用特权的违法作风，贪图享受的败坏作风”。提出“各级政府均应停止建筑办公房舍、各种公共工程不举行任何典礼仪式、到海外考察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的官员、官员下去视察必须轻车简从、禁止公款吃请、行政官员不得进出娱乐场所、提高办公效率”等“十项革新要求”、“八点政治和社会革新计划”、“行政机关推行四大公开实施纲领”等方案，设置“贪污及经济犯罪防治中心”，查处“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中央银行总裁”徐柏园、“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正谊、“高雄市市长”杨金虎等重大贪污案。
蒋经国“新政”（2）
确切地说，蒋经国的“新政”并非坏事，但在陋习太深的台湾政坛，弊政难以根除，致使行政革新的动机与效果相差太大。
与蒋经国“新政”同时相伴的是社会议政运动的兴起。岛内社会议政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钓鱼岛事件”。1971年6月17日，美国私下把中国领土——共有8个小岛组成、面积为63平方公里的钓鱼岛归还日本。这种赤裸裸的强盗行径，引起了海内外所有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人民和政府强烈抗议这一无耻行径。台湾当局也让“外交部”出面，指出钓鱼岛属于中国。
台湾各高校学生组织了“保卫钓鱼岛委员会”，组织学生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抗议活动，向美国“大使”递交抗议书。在美国和海外的华人、留学生积极行动起来，组织“保钓委员会”，举行各种抗议活动，保卫祖国领土。
发生在岛内的这一场保钓运动，很快变为要求政治改革的群众运动。《大学》杂志在这过程中起到了号召和引路的作用，《大学》杂志的呼吁在大学校园首先得到响应，大学生走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在社会上刮起一股政治冲击波。1972年4月，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连续6台湾人民掀起保钓爱国运动天连载《一个小市民的心声》长文，全面封杀民主运动。1973年2月17日又逮捕了台湾大学教师陈鼓应、王晓群情激愤的保钓爱国运动波及学生钱永祥、卢正邦等人，给他们定的罪名是在上年12月4日组织过“民族主义座谈会”，为大陆宣传统战。
一批以新生代为主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高压下调整策略，重新投入民主改革运动，酝酿、发动第二次为社会政治改革造舆论的高潮。1975年8月，张俊宏任总编辑、黄信介为发行人、康宁祥为社长、姚嘉文为法律顾问的《台湾政论》创刊。他们顶住政治高压，以此为阵地展开批判国民党专制运动，很快在台北和全岛得到响应。不久，台湾当局见《台湾政论》发表的直接点名批评蒋经国、要求解除“戒严”的呼吁，立即下手。当局的结论是《台湾政论》“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情节严重”，杂志被查封。这种政治上的对立，对党外运动起到刺激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许多社会议政积极分子成为党外运动的骨干。
蒋经国“政治新政”的另一重要标志就是允许“党外势力”的存在。党外势力是在台湾特定政治条件下产生的政治势力，在过去长达20余年的过程中，一直是处于有活动无组织、有声音无力量的状态。
国民党到台湾后的首次岛内选举，是1950年7月开始举行的县市议员选举。以后又开放了县市长选举、省市议员选举，此外还有乡镇长选举、乡镇市民代表选举、村里长选举。从1972年起即实行“增额立法委员”等“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与“保钓运动”开始的舆论部分开放一起，为“党外人士”的崛起、议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和舞台。台湾的政治反对派，自70年代中期起被称为“党外势力”。它的出现，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不断产生重大冲击。
由于国民党的高压政策及地方性选举的有限活动范围，政治反对派在国民党到台湾后的前20年间，一直没有形成像样的政治集团。在热闹一时的《自由中国》和“雷震事件”时期，台湾政坛形成的一股反对派势力，成为党外势力的早期代表。主要人物除雷震、胡适之外，还有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李源栈、郭国基、郭雨新等台籍人士。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作为台湾第二代党外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康宁祥、黄信介等人，在“立法院”有“变相终身立法委员”费希平等。他们的主要活动，是参加新的全岛性“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的主要贡献，是完成了党外运动的新老过渡，即以日本投降后由南京政府派到台湾接收的台籍人士李万居、郭国基、郭雨新等为代表的、国民党政权去台后的第一代政治反对派，向以民进党活跃人物为代表的第三代党外势力之间的过渡。这种过渡，不仅表现在中心人物的不同上，也表现在斗争形式、指导思想、理论基础等各方面。
70年代以后的第三代以新生代为主的党外势力开始出现在岛内政治舞台。他们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许信良、江鹏坚、姚嘉文、施明德、陈水扁、谢长廷、张俊雄、张俊宏以及游锡堃、苏贞昌、陈定南、卢修一等。
第二、三代党外势力的工作重心，是通过扩大参选范围，把竞选场合当成揭露、批判国民党的主要战场，把助选活动当成扩大党外影响和发展党外实力的机会，把获选的席位作为打击国民党最有力的武器，并开始把竞选提高到与国民党争夺领导权斗争的高度。
“中坜事件”的爆发（1）
“中坜事件”发生在1977年11月19日。起因是国民党故伎重演，在选举中不择手段挤垮党外候选人。
当年的桃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