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已得到有关美国‘非尼克斯号’巡洋舰夜战攻击的重要情报。最近好象有可能搞到关于美国战舰攻击情况的情报。不过需要五千美元的活动费。提供情报的人是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一个下级军官。。”
武官处对这个下级军官的可靠性总觉得有点怀疑，但立花坚决加以否定，他保证说：“此人绝对可靠。”
“既然这样，那就试试看吧！但希望你要特别小心。”
于是，武官处决定按立花的计划行事。立花怀里暗藏着五千美元的“军费”，一面梦想着即将到手的美国海军的机密情报，一面搭乘飞机离开了华盛顿。
立花回到洛杉矶后，为了搞到对日本海军肯定有用的宝贵情报，打算铤而走险。所谓“逐鹿者不见其山”，恐怕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吧！
然而美国人在那里已周密地设下了欺骗立花的圈套。立花保证“绝对可靠”的那个人，其实不过是美国方面施放出来的一个诱饵罢了。就这样，由于反谍机关布下圈套，立花正好中了对方的诡计。
关于这个问题，当时的太平洋舰队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在一次珍珠港事件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证说：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几个月，有一个日本海军军官雇佣的美国人查尔斯·查普林来到珍珠港，当时情报参谋莱顿少校叫一个身穿庶务军士服装的海军军官同他进行联系。这个美国人从司令部的存档文件中取得了两、三份有关舰队的攻击演习资料后，便返回美国西海岸。后来，那个日本海军军官和查普林就被美国宪兵逮捕。”
然而，象立花中佐那样的驻外人员，他的身分是“事务性”的，不享有大使馆馆员那样的外交特权。如果享有这种特权，那么，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能按照国际惯例，作为“不受欢迎的人”被驱逐出境。可是他却并非这样，倘若犯了法，就要受到美国法律制裁；如有罪，就得在美国监狱里坐牢。
不久，立花被起诉。检察官颇有信心地认为掌握了他的确凿证据。这是因为美国方面对立花事件已作了有计划、有组织和极其周密的准备，似乎是在掌握了充分证据后才起诉的。因此，必须看到，一旦开庭审判，就必然会宣布立花“有罪”，判以徒刑二十年左右，而后被关进美国监狱服刑。
所以说，日本海军武官处因此急得团团转——无论如何也要把立花营救出来。
助理武官寺井少佐急忙前往洛杉矶，武官处也开始准备聘请律师出庭辩护。然而，把立花交付审判终究是个下策。看来“无罪”释放是百分之九十九没有希望了。若是这样的话，那么除政治解决外，别无他法。
海军武官已请求野村大使出面解决。好在大使是海军的老前辈，因为他曾经担任过驻美海军武官，也充分理解搞情报这项工作，而且取得了美国政府首脑的极大信任。不过大使的努力也有得不到成功的最坏可能，所以武官处还是作了万全的准备。
六月十四日，野村大使拜访了他的老朋友——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将军。因为日美关系处于极其微妙阶段，他希望将军能从大局出发解决立花事件。大使还开门见山地拜托斯塔克说：
“你们国家的人在日本也干着同样的事，只是我们没有发现罢了。因此，这个问题请你妥善处理。。”斯塔克将军对大使的这番话，一边听着，一边默默点头。可是大使的努力并未见效，一点也看不出有解决问题的样子。审判日期无情地日益逼近，而美国政府那里却杳无音，讯。武官处人员的焦虑不安情绪有增无减，并随着审判日期的接近越来越加剧。
审判前的最后一天——六月十八日终于来到，明天就要审判了。武官处要做的事都做了，妥采取的措施都采取了。当想到那被关押在阴暗拘留所里心中一定战栗不安的立花中佐说不定会在异国土地上殉职时，不禁充满悲伤之感。
正当大家为这种焦虑所支配时，大使馆打来电话说：“刚才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汉密尔顿给若杉公使打来电话，通知他让立花中佐立即回国，并说以此为条件，将此事不了了之。。”
“啊！好极啦！好极啦！！”作者一面握着电话听筒，一面不禁大声叫了起来。武官处顿时一片欢腾，大家都放下了心。这一好消息大概也会传到立花——他被监禁在远离华盛顿五千多公里的洛杉矾拘留所——那里吧！他那喜悦的神态已历历在目地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一大，大家以多日来不曾有过的愉快心情进了一顿晚餐。第二天（十九日），野村大使前往国务院拜访了副国务卿韦尔斯，就解决立花事件一事表示谢意。当时韦尔斯说：
“考虑到你的特殊要求和你对改善日美两国关系所作的真诚努力，我们虽然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但仍决定以立花中佐立即回国为条件，处理这一事件。”
就这样，多亏野村大使的帮助，自六月六日立花被捕以来一直笼罩在武官处的不安的气氛，已全部驱散干净。
数日后，“镰仓丸”客轮由旧金山启航，乘客中有一个身穿西服的日本海军士官，他站在甲板上以无限感慨的神色一直凝视着那消失在船尾后的美国西海岸。
五、决定日本命运之际天真估计日本海军实力
六月九日参谋本部也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时采取什么对策问题进行了研究。第一部长（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主张采取强硬对策。他说：“如有可乘之大好时机，就应该行使武力。”
这种意见虽然占了上风，但未得到明确的认可。其原因，是由于塚田参谋次长厌恶那种以日、德、意三个轴心国为基调的介入对苏、对美英参战的意见，认为自始至终都应自主决定开战问题。他非常担心那样做会象附属国一样听任德国摆布。
这天部长会议结束后有一个插曲。战争指导班长有末大佐就这个问题又同田中部长磋商。田中仍然强调“乘大好时机行使武力”，但由于有未认为不得不采取“对南方确保法属印度支那，对北方增兵满洲，以便防备苏联、美国和英国”这一策略，所以他的意见怎么也未被采纳，田中因而勃然大怒，几乎要动起手来。于是有未稍微敷衍一下便退了出来。
第二天（十日），陆海军的作战部部长和军务局长召开会议，就德苏两国开战而日本应采取态度问题进行了商讨，但最后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不过，对于目前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确立对美英战略准备的态势问题，意见基本一致。
十一日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络恳谈会。会上决定：由于日荷间在石油等问题上的谈判濒于破裂，因此需要召回芳泽代表，但避免采取破裂的形式，以便为今后谈判留下余地。
接着便讨论了有关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等问题。现将讨论的主要意见摘录如下：杉山参谋总长：“统帅部希望外务大臣想方设法，不仅要促进对荷属印尼的对策，也要促进对法属印度支那的对策，并让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松冈外相：“这样做会刺激英美，英军会开进泰国。”杉山：“根据情况判断，我想不会如此。”松冈：“要出兵，那就不单是对法属印度支那，对泰国也要出兵。而向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出兵，就会影响到缅甸，对此，英国肯定会进行干涉。”杉山：“我认为，我方强硬的话，对方就不会干涉。”松冈：“我想展开一场外交攻势，可是由于统帅部认为不适宜，所以没有进行。”永野军令部总长：“必须建立旨在对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行使武力的基地。凡对此进行阻挠的，可坚决给予打击。该打的时候就得打。”杉山回忆说，他在结束会议后回到参谋本部时，由于对永野过于强硬的态度感到不安，所以默不作声了。
从十二日上午十一时开始，联络恳谈会继昨天的会议继续召开。永野军令部总长在陆海军同意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个以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为主的方案——《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强调说：“如法属印度支那不答应我方要求时，或在英、美、荷进行阻挠的情况下，就行使武力。”《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这一方案（即出兵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定下来了，它附有下列三个谅解条件：
一、最终要按照本方案行事；二、由于进驻的准备工作需要相当时间，不妨将其分为两个阶段举行谈
判，三、第一阶段的谈判结束后，就不失时机地进行第二阶段的谈判。这就是所谓对付ABCD（指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的一个策略。在珍珠港，当地的指挥官不希望设置防鱼雷网的意见，并没有消除海军作战部部长斯塔克对飞机施放鱼雷的担心。
因此，斯塔克于六月十三日向各海军军区司令分发了一个文件，题为《关于防止鱼雷攻击的设置》。同时又将该文件的抄本送交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斯塔克在该文件中指出：
“我们设想，要使飞机施放鱼雷成功，水的深度必须至少达到七十五英尺（二十二点九米）①。同时，鱼雷必须（在水中）航行二百码（一百八十三米）左右才能启动爆炸装置。但这些也许会发生变化。”
由于斯塔克在文件中说“鱼雷在水深四十英尺（十二点二米）以内可能不会航行（会直坠海底）”，因此金梅尔和他的同僚经过研究后认为，“珍珠港不存在受到鱼雷攻击的危险”②。
结果，对珍珠港所部署的防止飞机施放鱼雷的设置问题，实质上就此以后不了了之，在开战时未采取任何措施。不仅如此，在加强珍珠港防空力量方面，也同陆军部部长史汀生所许下的“优先处置”的保证截然相反，情况很差。
可以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大原因之一，是低估了日本海军越洋进攻的能力——认为日本无法造出可用于水深十二米的珍珠港的浅水鱼雷——和轻视塔兰托海战的教训。金梅尔将军在珍珠港事件调查会上所作的如下证词，就清楚地暗示了这一点：
“我知道那种飞越海洋的远征是有因难的。我也懂得日本航空母舰的续航能力。我对日本的进攻计划和执行这一计划的能力抱有许多怀疑。关于日本航空队的情况，我们收到了种种报告。我觉得不仅是我们，就是海军部的全体人员，对日本航空队所取得的战果及其攻击方法都会感到大吃一惊。。”另外，从太平洋舰队作战参谋麦克莫里斯上校的下列证词中，可以窥见他们对日本海军实力估计过低。他说：
“由于＇日本＇距离珍珠港很远，存在着补给上的问题，所以对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我是打了很大折扣来考虑的。对珍珠港内舰艇船只的攻击，特别是在英国航空母舰发动塔兰托海战之后，可以想见，由于珍珠港水浅，而飞机施放鱼雷时，如果没有一定深度的水，鱼雷是得不到必要航行距离的，再加上高射炮火对攻击机的伤害很大，因此，我对这种攻击会取得成功表示怀疑。我不认为采用这种方法能够从日本本土发起有效的攻击，因而没想到日本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
然而，正如后面所详述的那样，我国海军也在英国航空母舰舰载飞机于塔兰托海战中进行鱼雷攻击所获战果的刺激下，加紧研制沉度为十二米的浅水鱼雷，终于取得成功。
① 我国海军攻击珍珠港时飞机所施放的鱼雷，是一种可以朝十二米深的水域里施放的浅水鱼雷。——原注
② 珍珠港抛锚处的水深约十二米。——原注
推论德苏开战的影响
十六日，召开了联络恳谈会。松冈外相突然反对十二日已经决定了的《关于促进对南方的对策问题》，他说：“昨晚我想到三点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这将不可避免地招致国际上的不信任。作为一直被说成没有国际信义的日本，必须考虑这一点，在德苏两国形势紧张的今天，对这种进驻有重新研究的必要。”
及川海相说：“。。要变更前些日子决定下来的东西，这样好吗？”
松冈外相说：“我脑筋不好，事后我想了一下。。”
（有人插话问：“你没有变卦？”）
外相说：“没有变卦。不管怎么样，得让我再考虑两、三天。虽然你们说不存在不信任的问题，但我自己认为有一种不信任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得不上奏天皇陛下。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的话，那就不能上奏。去年叫你们攻占新加坡，结果没有去攻占，所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
最后，决定让松冈再考虑两、三天，那天的会议就此结束。
二十一日，从下午三时至晚上十一时，陆海军两位军务局局长对松冈外相进行了热情的说服工作，最后松冈总算表示谅解，撤销十六日的修正事项，同意原来方案。其所以同意，是因为这次会谈中，海军省军务局局长冈少将投松冈之所好，
暗示了攻占新加坡的可能性。他说：“一旦时机成熟，要挥戈北上，一旦英国本土崩溃，也要在南方进攻新加坡。”这样，外相才勉强同意陆海军的建议。
六月二十二日拂晓，德国开始向苏联发动进攻。
早在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国一面就以苏联为敌的三国同盟问题进行谈判，一面却又突如其来地同其对手苏联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当时，日本国民对此感到惊奇。现在他们又得知德国已同苏联开战，深感变幻莫测的世界形势冷酷无情。关于德苏开战的传闻，日本政府早在四月下旬就已经收到报告了。最近一次的报告是驻德大使大岛于六月十六日拍来的电报，内容是：“下星期内德苏必定开战。”
那么，美国是在什么时候知道德苏开战的呢？
在希特勒入侵苏联前八天，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只要对所有情报加以判断，就会感到德国对苏联的大举进攻正迫在眉睫。只有希特勒才是首先要打倒的敌人，我们要从这个原则上尽可能给苏联以鼓励和援助。”美国收到上述电报时的反应，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希特勒要进攻苏联一事，我们早在半年前就掌握了确实的证据。因此，当听到德国入侵苏联时，我们丝毫也不感到震惊。”
这就是说，德苏两国开战的情报，早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完全泄露给美国了。但是，赫尔所说的“确实的证据”究竟指的是什么呢？这里不妨分析一下美国情报活动的一些惊人片段。赫尔这样回忆说：
“。。一九四一年一月初，我（赫尔）从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萨姆·E·伍兹那里收到了一份惊人的报告。伍兹是从某个德国友人那里搞到这份情报的。这位友人早在一九四○年八月就告诉伍兹说，元首大本营正在召开有关准备对苏作战的秘密军事会议。
“几个星期以后，据报纸报道，希特勒声称在‘不久的将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箴）到直布罗陀的所有地区内，将只能看到我的军队’，当时，这个情报就更加增强了其现实性。
“但是，伍兹的情报同当时希特勒正在策划进攻英国本土的其他许多情报和证词，形成鲜明的对比。不过，经伍兹和他的友人联系后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原来进攻英国的说法只是一种烟幕，其作用是要真正掩盖进攻苏联的计划和准备。
“另一方面，伍兹通过他的友人成功地同德国参谋总部取得联系，也获悉了进攻苏联的计划要点，即以莫斯科为目标，向主攻中央和攻入南北部两个方向打进三个楔子。所有的准备限于一九四一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