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静等人的“谣言”十分恼怒，认为自己连做梦都想不到，属于犬吠狼嚎，本不足以理会，但在上谕中还是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自己对父母如何地好，如何地孝顺，对兄弟如何地仁至义尽，总之是将曾静等人私下散布的所有对他不利的言语，一一详加驳斥。而且“审讯记录”更是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先由审官按雍正的旨意质问，再由曾静作答，让曾静在稍做一点解释之后，将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从而反证他散布的有关雍正争位的种种言语是如何地荒诞不经。《大义觉迷录》印行之后，发往各个府州县，每个学宫都备一册，成为学子们的必读书。
与此同时，雍正还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将曾静、张熙释放，派到观风俗使衙门效力，曾静倒也是个可人，十分配合，不仅自愿到各地宣讲雍正皇帝的“圣德”，而且还写了一篇《归仁说》，表达自己诚心忏悔之意。
雍正这么做的意图，事后看来应该是很明白的。他不是不恨曾静这些人，更不是心存仁慈，企图感化顽愚（像某作家说的那样）。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那么多攻击他私德的谣言，他感到委屈，需要有个辩白的机会，否则心中的恶气无论如何也出不来，所以就颇费心思地设计了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大义觉迷录》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辩驳，一种最后将对方彻底而且无条件驳倒的辩驳。让曾静等人自己下去痛骂自己，现身说法，对皇帝的清誉而言，显然比杀了他们要有利得多。
然而，自以为聪明而且急于刷洗自己的雍正，却忽视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传统政治是黑幕政治，或者说是黑箱政治，上层的事情，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昭示于公众。尽管小道消息可以传得满天飞，但一般不允许有关部门出来解释澄清；时间长了，自然大家对所有的事都糊里糊涂，将信将疑。这种状况，在多数情况下反而有利于政治的操控。雍正为了把自己刷洗干净，将最隐秘的宫廷斗争抖落出来，昭示天下，甚至不知道分个保密等级，结果自然是越抹越黑，许多原来不知道这些谣言的地方，反而都知道了。那修整得过于整齐的“辩驳书”，实际上未必有雍正想像的那样具有说服力，说不定副作用更大。因为雍正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政治黑幕化的传统，人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惯例来分析判断事物，正事反看，反事正看，沿着字里行间，寻找微言大义，捕风捉影，发挥想像。事情的结果我们现在都知道了，在清朝诸帝中，关于雍正的传言和非议是最多的。
雍正的儿子乾隆是个聪明人，他上台之后，马上下令将曾静、张熙等人处死，收回所有散在地方的《大义觉迷录》，加以销毁，任何人不得收存，否则严加惩处。
如此说来，雍正作为皇帝，倒是有几分天真之处，只是这种天真并不可爱。
《三国演义》与隆科多的晦气
雍正的继位问题，历来是史家争讼的焦点，虽然近来认为雍正继位合法的一派占了上风，但坚持篡位说的人也并没有偃旗息鼓。不过，无论说正说反，隆科多的作用却是公认的。作为老皇帝康熙咽气前守在身边的惟一大臣，对于皇位的继承，不说一言九鼎，至少是相当关键的。也就是说，无论继承问题雍亲王作弊还是没作弊，隆科多都是绕不过去的关口。而隆科多，恰是雍亲王胤名份上的舅舅，京中兵权在握的步兵统领。
当然，隆科多也因此得到了回报，不仅封官进爵，荣及子孙，而且得以总理朝政，兼管理藩院，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跟嫡亲皇家宗室一个待遇；尤其是隆科多还以武人身份，被委以意识形态看门人的重任，担任《圣祖实录》《大清会典》的总裁，以及负责监修《明史》。在刚刚即位的那年，雍正对隆科多张口必称舅舅，甚至在奏折上也直书“舅舅隆科多”，一点也不担心不成体统。
可惜，这天大的富贵来得快，去得也快。隆科多的双眼花翎刚戴上未满一年，即雍正三年，就遭到了雍正带头发起的大批判，众臣子口诛笔伐的结果，就是一致要求加以严惩。总算皇帝网开一面，没有一撸到底，可从此日子不好过了。没几天就因家奴的一点小事，再次遭到更加严厉的批判，众官僚们一共给这位当年的大功臣罗列了四十一条大罪，坚决要求将之斩首抄家。这次，皇帝再次表现出仁慈，只给“舅舅隆科多”在圆明园畅春园外搭了三间棚子，将他“永远圈禁”。不久（雍正六年），受不了饥寒之苦的隆科多就翘了辫子。
隆科多之死，是否是雍正的过河拆桥，兔子逮到了杀狗，我们且不管它。有意思的是，隆科多的罪状之中，有一条排在前面的大罪是，自比诸葛亮——居然奏称康熙雍正交班之际，他是“白帝城受命”。
在我修习清史的过程中，感触非常深的一点是，《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对于满人的影响之大不容小视。翻阅清朝入关前的《实录》，你会发现它们居然像是连环画，画得跟晚明的绣像小说一个模子。汉文化首先影响或者叫征服满人的，其实就是那些稗官小说、戏曲唱词，而正统的四书五经，则要排得很靠后。小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要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满人即使不识汉字，也对桃园结义、火烧赤壁这样的故事了如指掌。据说，有位满人大员被任命为荆州将军，回家一脸愁容，说是荆州连关圣人都守不住，叫我去可怎么是好。实际上，关羽这个在历史上本不起眼的人物，也恰是托了演义的福，被满人追捧，居然在清朝地位直线攀升，变成了武圣，隐隐然跟孔夫子相提并论。
我相信，隆科多自比诸葛亮，说什么白帝城托孤云云，其实无非是表白自己对皇家的忠诚，潜台词无非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八个字，否则，他断然不会在奏折里如是说。显然，舅舅隆科多也是个《三国演义》的热心读者。可是，热心表白的隆科多却忘了，白帝城托孤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潜台词，那就是，被托的“孤”是小说上称为阿斗的那个人，而阿斗则不仅是小说上的饭桶，而且已经成为民间饭桶草包的代名词。
其实，有清一朝，做臣子而自比诸葛亮的不知有多少，但是惟独真有托孤经历的隆科多不能说，惟有摊上了一向神经过敏的雍正为皇帝的人不能说。所以说，不是舅舅隆科多真的不到一年就犯了四十一条该死的大罪，而是《三国演义》害了他。
道光皇帝的考试规则
清朝自雍正以后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所谓的“秘密建储制”，即在老皇帝还活着的时候，秘密定下储君人选，写好密诏，藏在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背后，等到老皇帝翘了辫子，再由辅政大臣当众打开密诏宣读。此法一向为史家所称道，说它既让诸皇子有盼头，又弄不清到底是谁，及到宣布，想要造反也晚了，因此免除了困扰康熙多年的继承纠纷。不过，既然皇位的继承是靠老皇帝拍脑袋定下的，那么就免不了有人会打主意想要暗中影响老皇帝的脑袋。姑不论满打满算实行秘密建储的只有三代，即雍正传乾隆、嘉庆传道光、道光传咸丰——乾隆还活着的时候就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自己当掌握实权的太上皇，所以说不上是秘密建储，而咸丰只有一个独子，继承无秘密可言。自同治以后，余下的皇帝要谁当，统统由老佛爷西太后一个人说了算，全从她娘家妹子家里找，继承制度形同虚设——就是在实行秘密建储的当口，也不难窥见诸皇子暗中争夺的痕迹。
有一个传播甚广、而且被记录于《清史稿》的传说，说是在道光立意建储之前，在两个人选中犹豫不定，一个是皇六子奕，一个是皇四子奕。就在这个当口，一次皇帝带领众皇子到南苑打猎。大家各逞手段，只见弓马飞飞，鸟铳声声，飞禽一个接一个地栽到地上，走兽一个接一个地横陈马前。算下来，奕所获最多，而奕则一无所获。道光感到奇怪，就问为什么。奕回答说，现在是春天，是鸟兽繁衍的时候，因此不忍杀生以干天和。道光“闻而大悦”，说，这真是皇帝说的话！于是，皇四子奕就成了后来的咸丰皇帝。
看到这传说的记载时，总觉得它似曾相识，仿佛在哪里见过，仔细想了一下，原来《三国志·魏志》里有类似的故事。说的是魏文帝曹丕，还在他爹的魏王府里做世子的时候，跟抢来的袁绍的儿媳妇甄氏，生有一子曹睿。然而曹丕做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喜新厌旧，借故废了甄氏，并杀了她，结果，连带着原本该是太子的曹睿的地位也含糊起来。这时候，曹家父子有了一场围猎，很巧，有子母二鹿在前面奔跑，曹丕立马张弓，母鹿应弦而倒，而子鹿正好撞在曹睿马前。
曹丕大呼：“吾儿何不射之？”
曹睿掷弓于地涕泣道：“陛下已杀其母，臣不忍复杀其子。”
于是，曹丕感慨说：吾儿真仁慈之主也！最后，没有了亲娘的曹睿反而继承了皇位，是为魏明帝。
跟汉人皇帝走围打猎只是消遣不同，满人以骑射得天下，什么伤天和呀，什么仁慈呀，都是过去农业民族的汉人才讲究的玩意。作为游牧和游猎民族，打猎杀生本是他们生存的必须，也是他们的传统，或者说传统优势。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他们不讲究汉人讲究的东西，才夺了天下。当年明朝的军队就是因为在战场上的马上功夫弱，才一次次损兵折将，只能缩在红夷大炮和厚厚的城墙后面，任凭人家在关内驰骋；待到人家也有了大炮的时候，就只好城破人降（或死）了。入主中土之后，满人虽然也讲究文治，但对于武功一直在乎得紧。他们所谓的圣主康熙、乾隆，都特别担心八旗子弟尤其是皇族入关之后接受汉化，丢掉了自己尚武的民族传统，不仅经常三令五申，而且以身作则，纵马持弓，习武相尚。对他们来说，围猎既是展示自身勇武的机会，也是校验子弟骑射功夫的一种方式。虽然说皇帝围猎的战绩，多少只的豺狼虎豹和熊貔，里面不免有掺假的成分。我们今天看到据说是康熙一鸟铳打死的硕大的黑熊，其实是事先捉到陷阱里，饿得半死，及到皇帝来时才放出来的。但是这种对围猎战绩的炫耀，却是少数民族政权所特有的。如果汉人皇帝这么干的话，估计多半会引来一群谏臣苦苦劝谏，赶都赶不走，死后还会被别有用心的史家记上一笔，像明朝正德皇帝那样。满人虽然也是自己打下的天下，但比起元朝的蒙古人来，毕竟在武功上面没那么自信。在关外就已经进入大半个农耕状态的满人，对于汉文化有更大的亲和力，一不小心，就会掉进汉人的汪洋大海被吞掉还不自知。虽然坐江山要靠文治的推行，靠礼仪的讲求，但如果没有八旗兵的武力在后面撑着，皇帝的龙廷还真就坐不踏实。所以说，上面讲的南苑围猎，本应是对皇子们的一场考试，自然是应该以多获者为胜，而奕等于是交了白卷。然而，由于他的那番应对，交了白卷的反而成了最终的赢家。
如果这个传说是真的话，那么肯定是作为现任皇帝的道光，擅自修改了考试规则。也就是说，不像许多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奕的那番表白，道光选择他作为储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其实原本当然的选择应是皇六子奕，才合乎正理。
当然，道光改规则也有他的道理。入关以来，清政府的八旗政策，本意是保持其民族尚武的本色，发粮发饷，不务他业，一门子只管习武。然而结果却把昔日骁勇的八旗兵养成了除了玩什么都不行的废物，架鸟笼子满世界遛的有之，捏着嗓子装女声学唱戏的有之，大男人学汉人妇女裹脚者亦有之，总之是向尚武的反面走。还在乾嘉之际，八旗兵的武功已经呈一塌糊涂之状，拉不开弓的有，拉开了弓，射出的箭还没到靶子就落下来的更多，就是射中靶心的没有，甚至还有上不去马，甚至畏马如虎的。当年十几万人就横行天下的骁勇健儿，早已不知何处去了。川、鄂、豫几省的白莲教造反，在清初也相当于几个毛贼，但却剿了十来年也剿不干净。国家年年耗大笔的钱粮，养着人口日增的八旗子弟，不仅什么用都没有，还每每因不善计算陷入破产的境地，隔几年就得皇帝掏银子来为他们还债。几任皇帝为此愁煞了身子，不是没有想过办法挽回，旗务也整顿了若干次，越整越糟。事实明摆着，原来依靠的，现在已经变成正在融化的冰山，说什么也靠不住了。既然原来指望的指望不上了，治国的招数多少得变变了，汉人的规则也就越发凸显了，汉人的份额也悄然增加了。于是，什么围猎啦，什么木兰秋啦，统统变成了走过场。不仅安心要在父皇面前显示“仁慈”的皇四子奕赢得了储位之争的胜利，而且即位之后的咸丰皇帝，也要高扬儒家道义，大批起用汉臣。他的亲信肃顺甚至公开贬斥满人，说汉人行满人不行，动辄对犯过的满人高官痛下杀手。为史家所公认的同光以后的满轻汉重的政治格局，其实在道光年间已经露出了端倪。
据说，奕的这一招，是汉人师傅杜受田的主意。看来，杜师傅是看出了道光暗中改了规则的心思，才会出这种“交白卷”的险招。而貌似聪明的皇六子奕，既无高人指点，又没有悟到情势的转变，一味逞强好胜，结果反而成为争位的失败者。历史小说的高手高阳先生，曾经对奕的失败十分惋惜，因为在他看来，这个皇帝若换成奕这个“鬼子六”来做的话，后来的中国也许会好些。跟高阳有同感的史家相当多，某些抱有大男子主义情绪的人，还把叶赫那拉氏的当权也归咎于奕，甚至认为如果皇帝是奕而不是奕的话，中国的现代化可能会顺
利得多。其实，就当时而言，真正高一筹的确实不是奕，而是憨厚的奕，他能够听杜师傅的话，而且付诸实践，确有过人之处。继位之后，大胆起用汉臣，鼓励实学，在既有框架之内，他已经做到了他所能做到的，因此方能在如此的烂摊子之上，应付来自内外两面的危机。固然焦头烂额，但毕竟没有砸锅，给清朝保持了一点元气。如果我们要求道光和咸丰就能够吸收西方文化，实行改革，显然是一种苛求。事实上，只有经过了这种转折性人物的悲剧性失败，后来的执政者才有实行西式改革的可能，没有人能够做在他的选择框架之外的事情，即使这个人是皇帝。
清朝是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在王朝里，始终存在着满汉双轨的政治和双轨的逻辑。皇帝靠向汉人的逻辑，实际上是缓慢的和一步步的，而且这个过程还可能出现反复。不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清朝的历史。
关于三个“猛人”的神话
鲁迅先生对历史上有权势的名人，有一种特殊的称谓，据说是跟广东人学来的，名之为“猛人”。但凡一个人成了猛人，就难免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总断不了有某种不寻常的传说故事相伴，传着传着，神话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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