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爷的宠信，一路官运亨通。在朝中与瞿鸿、肃王结为一党，跟袁世凯和庆王、张百熙对抗。这个少数民族出身的新贵，得意之后，发誓要澄清吏治，自从当了两广总督，随即刮起了一场肃贪风暴，上任不久，即大行参劾。行动之卤莽，手法之草率，举国震惊。岑的下属更是胆战心惊，人人自危。
晚清走到20世纪，吏治之滥，已经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贪污腐败已经成为官场普遍的问题，原先制约腐败的监察系统也已经失灵，而且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密折制度也无形作废，满朝文武，没有人会为了贪污去上奏折打小报告。严格地说，朝廷所有的官都是买来的，即使科第出身，要想混个好缺，也非花钱打点不可。想当官的人们，光花钱买官还不行，还要买缺，买了缺之后，想要早点做上官，还得买排队优先的位置。得官的成本在提高，做官的成本也在提高。由于各级官吏都是买的，大家都需要早点收回成本，尽快赢利，因此对下属的孝敬都很在意。冰敬、炭敬，以及各种“敬”，花样出新，刮来的地皮虽然肉痛，但都免不了要拿出部分来打点上司，一层一层供上去，直到中央。这个时节，官员更换的周期也在缩短，凡是好一点的缺，轮换的频率都非常高，有时一年不到就得换人。所以大家一上任，气还喘不匀就要张罗捞银子，否则离任的时候就有可能收不回成本。要知道，那时候许多人都是借了高利贷买的官。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肃清贪污，整顿吏治，不从制度的根本着手，无论采用什么手段，基本上都是无效的。不过，就现实而言，贪还是要反的，尤其在新政的改革时期，如果不反贪，改革很可能会变质，只是在反的同时，制度建设要跟上。客观地说，个别封疆大吏的肃贪行为，对于所属地方的“官场投资人”来说，的确是一场灾难，一场跟别的地方比较起来感到很是委屈的官灾，无怪乎人们要称岑春煊为“官屠”。尽管如此，岑的反贪还是具有正当性。当然，从某种意义上说，岑的反贪，也是反给朝中的庆王奕看的，因为这个奕贪财好货，已经为人所共知，在地方的反贪，实际上是间接打击朝中的对手。不过，毕竟刀是直接砍到两广的地方官头上，真正痛的，还是这些人。
以往，一上来就宣称要整肃吏治的地方大吏其实很多，不过这种宣称多是博取名声的一种手段，顶多三板斧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更卑劣的也有，是将反贪作为贪的手段，一吓唬，孝敬就送上来了。晚清某高官有秘诀，说是对下属得连骂带吓唬，一骂则皮袍人参来，二骂则珠玉钻石来。像岑春煊这样来真的人当然也不是没有过，不过，大家可以利用各种关系，采用各种手段，最后使得最高层对他的印象变坏，让他即使不锒铛入狱，也要官位不保。可是，西太后是个深受戏剧“毒害”的女强人，有仇必报，有恩也必报，对岑春煊的那份感恩之情，一时半会儿难以消除。反对岑的人，无论是捅出经济问题，还是桃色新闻，估计对“圣眷”太隆的岑春煊，都无可奈何。
“官屠”不走（当然死了更好），官难不已，怎么办呢？于是利害相关的人，大家凑钱，在香港开出赏格，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港币百万（那时钱很值钱，百万已经不是小数目）。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也必有智者，很快就有人想出了办法。当时，西太后最恨的人除了光绪，就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虽然朝廷实行的新政，基本上是抄康、梁的作业，但好记仇的西太后，却一股脑地将戊戌以来所受的磨难和委屈，都算在康、梁头上，硬是对他们不依不饶。得不到赦免的以康、梁为首的保皇党人，则在海外一个劲地诋毁西太后，鼓吹把权力交给光绪，声声都触到了西太后的痛处，反过来更令这暮年的老太婆难以容忍。
于是，政治问题成为倒岑的突破口。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制造出他们之间的“联系”倒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人取来梁启超和麦梦华（保皇党另一个中坚人物）的照片，翻拍后与岑春煊的照片洗在一起，岑居中，梁、麦二人旁立，合成一张，然后将之流传到社会上。那个时候，照相术传入中国不久，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还不了解，于是海内哄传，报刊纷纷刊载，成为一时的大新闻。自然，西太后老佛爷最终也知道了此事，而且亲眼看到了那张合影。
自西太后回到北京，朝廷实行新政以来，明明是在翻戊戌的旧账，虽然老佛爷不承认，可是上流人士莫不心知肚明。在海外的保皇党人，对于新政也不免有些牵挂，而朝野上下，私下跟康、梁来往的，也大有人在。从某种意义上说，保皇党人也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新政的设计和实施。五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最后的考察报告据说就是梁启超做的。对于这些事，西太后虽然不可能都知道，但多少是知道一些的，只是新政的改革，本来在历史上就欠着账，已经行将就木的她，实在是没有精力也没有可能全然肃清康、梁的影响，所以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换一个角度说，西太后与光绪皇帝是政敌，虽然光绪眼下有病在身，但西太后也没有把握让这个三十多岁的人死在自己这个七十多岁的人前面，别人的预期是什么，不问可知。所以，人们为了“后那拉氏时代”的前程着想，跟保皇党或者说跟光绪套套关系，也在情理之中。
恰是由于有这种“情理”在，西太后看到岑春煊与梁启超、麦梦华的“合影”之后，不由得不相信，不由得不发怒。西太后也许可以不认真追究别的人与康、梁不清不白，但决不允许自己信任的人与政敌有牵连。于是，岑春煊被一纸上谕开缺晋京。
后来，虽然岑春煊最终还是洗清了自己，但在多疑的老佛爷眼里，毕竟有了一点疑虑的阴影。隆隆的“圣眷”风光不再，岑春煊的反贪风暴就此风止云散，巨贪奕和袁世凯一直得
势到了西太后归西。毕竟在西太后眼里，政治立场上的问题，要比贪点钱财严重得多，贪财的人，忠诚必然是可靠的。
“官屠”的刀钝了，最欢喜的当然是两广的地方官。大家又欢天喜地，付了一百万港币，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全国的官员也都松了一口气，安定团结的局面继续维持。可是，不知不觉地，新政，靠着腐败官员操作的新政，却越来越不成样子，到处民怨沸腾。改革的失利，使得清朝最后一点统治的合法性依据也丢掉了，没有几年，大龙旗就变了颜色。
康熙的才学
康熙皇帝玄烨，至少在眼下，要算是皇帝中最有知名度的一位。他日益飙升的名气，显然和政界、学界以及娱乐圈的追捧不无关系。“康熙来了”，不仅是香港凤凰卫视的一个娱乐节目，也几乎成了近来人们打开电视时的第一感觉。
只要跟娱乐圈沾了边，名气大的人不一定声誉好，可人家康熙不然，硬是名气大，而且声誉佳。大家七手八脚，直到将他老人家捧成了“千古一帝”，似乎还没有歇手的可能。关键是，捧的人里不光是娱乐圈的“娱编”、“娱导”、“娱艺”加“娱记”，学界也相当积极。在这些学者眼里，康熙的文治武功无不登峰造极，武能打仗而且打猎（用鸟铳，一枪一只大狗熊），文能做诗为文，无论诗词歌赋，古体近体，样样精通。据说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人家还学贯中西，于西方的天文地理、数学历算甚至音乐绘画，无一不能。
中国的大人物头上，都免不了有光环。康熙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皇帝，还是未成年人的时候，就干了件擒拿权臣鳌拜的大事，以后一系列文治武功，包子上的褶，全露在外面，叫人不说好也难。神话从康熙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传，越传越神，害得末帝溥仪经过劳改营改造了多年之后，却还相信太和殿前的铜鹤腿上的凹印，是跟随康熙南巡时被这位圣祖皇帝一箭误伤的。
康熙喜欢跟西洋人打交道，西方的传教士一个接一个收用，洋鼻烟、洋钟表，外加洋药和洋乐器都大量地收藏。不过，西方的洋和尚虽然很得恩宠，却出家人不打诳语，硬是不肯加入满人和汉人关于康熙的神话合唱。曾经在康熙身边服务了13年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马国贤（Matteo Ripa），在他的回忆录里透露了不少有关康熙的内幕消息，其中有段是这样说的：“皇上认为自己是个大音乐家，同时还是一个更好的数学家。但是尽管他在科学和其他一般认识上的趣味都不错，他对音乐却一窍不通，对数学的第一因也所知甚少。每座殿堂里都放了音叉或古钢琴，可无论是他自己，还是他的妃子们，都不会弹奏。有时候皇上的某一个手指确实触摸了键盘，就已经足够让他陷入被奉承的狂喜了，正如我经常见证的那样。”说这话的洋人，是康熙在西学方面的老师，对自己学生的学业状况，应该是清楚的。
仅仅因为某个手指触到了琴键，就会被奉承为音乐家，时间长了，自己也糊涂了，以为自己就是音乐家。这种现象，属于典型的“中国制造”。世间所传康熙的数学造诣，估计比音乐状况稍好，但也好不了多少。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连历史学家在内，许多人仍然像相信康熙能用原始的鸟铳，将一头硕大的黑熊或者老虎一枪毙命一样，相信康熙那无所不知的学问，尤其是西学造诣。看来，不管时代变了多少，人们习惯围绕着猛人制造神话的传统却并没有变，只要某个猛人还说得过去，我们就不吝惜将所有美好的东西加到他们的头上，活生生变出光环来；如果不幸自己所处的时代实在没有像样的猛人，那么拾点古人之余唾捧捧古人，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
记得《世说新语》上有一则南朝故事，说是某名士棋艺特高，偏皇帝也是个棋迷，硬是居心叵测地找来该名士，让他说天下谁的棋艺高，名士答曰：陛下皇帝里第一，微臣臣子里第一。眼下，我看我们用不着追求实事求是，只要恢复到该名士的境界，就已经足矣。
雍正的天真
自从某专吃清史饭的大作家将作品改编成电视剧以来，清朝入关以来的第三个皇帝世宗胤，即雍正皇帝的知名度陡然上升。北京胡同里的老太太并她们手里牵着的小孙子，都知道咱大清国有一个雍正皇帝。
鄙人生性疏散，向来耐不住电视剧的冗长加唠叨，所以尽管《雍正王朝》几番热播，我却始终没有看过。不过，虽然眼睛没看电视，却依然逃不脱雍正的阴影，因为总是有人来问，雍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像电视剧里说的那样好。
说实在的，雍正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也说不好。此公在历史上的名声一直不太好，又偏偏夹在两个名声过大也过好的皇帝之间，想不灰头土脸都难。虽然某作家给他平了一回反，也未必真的能翻过来。此公没有他的老爹康熙那样兴趣广泛，也没有他儿子乾隆那样诗兴泉涌，只有一笔字据说还说得过去（我见过的，无疑比到处题字的乾隆强多了），当政时间不长，又没有多少可说的事情。不过，在我看来，跟其他的清朝皇帝比起来，这个人多少有点怪，让后人面对他的时候总忍不住想说点什么，却往往说不出什么来。
正是这个雍正，登基做皇帝，空着正殿乾清宫不住，非要搬到偏殿养心殿忍着，弄得皇宫的政治地理大乱，大家都找不着北。
雍正在位的时候，组成了一个机要的秘书班子——军机处，在他以后，军机处取代内阁成为国家的核心决策机关。但是，雍正有秘书却不爱用，总是自己亲自批奏折，往往批得很长，口吻就像个爱唠叨的老太太。不管臣子功劳有多大，让他抓住点小毛病就嗦个没完，非让你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将自己批倒批臭而后止。
批奏折批得长，不见得天天都那么忙，至少不像周公似的，吃顿饭都要吐出来好几次。所以，雍正也有闲功夫看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别的皇帝看过也就罢了，顶多当时一喜或者一悲，高兴了赏几两银子给扮戏的太监，不高兴了赏他们一顿板子。可是人家雍正不是这样，看戏都能看出一段轶事来。说是一次他看《绣襦记·打子》，此剧是明人根据唐代传奇《李娃传》改编的，说的是名门公子郑元和名妓李亚仙的爱情故事。《打子》一折演的是担任常州刺史的郑父，看到儿子因迷恋娼家最后流落街头，靠为人唱挽歌度日，一怒之下痛打儿子的情节。这段戏让雍正十分高兴，尤其喜欢扮演郑父的小太监（大概更多地是喜欢这种贾政似的人物），于是把他叫到身边赏饭。在吃饭的时候，小太监一时忘情，顺口问了一句，现在的常州刺史是谁？雍正陡然翻转脸皮，勃然大怒，说你这优伶贱辈，怎么敢问国家的名器？当场下令将小太监杖毙廊下。
雍正不独性格乖戾，行事还有点天真。从来历史上轮到争位的时候，父子反目、兄弟相残都是免不了的事。胜利者对付政敌，或杀或坑都是应有之意，别人其实也说不出什么更多的来。君不见，李世民杀了两个兄弟，逼他父亲让了位，最后还不是得了明君之名。可是，雍正对付他的两个争位的兄弟，也不杀也不坑，却封他们为“阿其那”（猪）、“塞思黑”（狗）。殊不知，这样的封法细究起来却大有不妥，自家兄弟是猪狗，那他自己呢？他的父亲呢？
这还不算雍正行事中最天真的，雍正一生最自以为是的糗事，要算对曾静案的处理。
雍正六年（1728年），湖南出了个反清案件，事主名叫曾静，是个屡试不第的儒生，因受到明朝遗臣吕留良诗文的影响，锐意反清。一日，不知从哪里听说现任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于是让他的弟子张熙前去投书，劝说岳反清。结果不问可知，即使岳钟琪跟曾静一样有华夷情结，也断然不会为了一个岳武穆的遥远虚名而甘冒身家性命之险。于是，这个送上门去的“反革命小集团”被连窝端掉，圣眷正隆的岳钟琪以诱捕曾静洗清了自己。
无论在哪个朝代，出几个谋反案件都不稀奇，更何况满清以异族入主中原，虽然过了百十年，乡下的迂儒硬是坚持“民族大义”和华夷之辨，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这次情况大有不同，在查抄出来的“反革命文件”中，居然有大量宣传雍正争夺皇位的内容，说他如何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以及贪财、好杀、淫色，等等，几乎跟当年的隋炀帝杨广差不多。
这样一来，曾静案就不再是一般反对异族统治的逆案了，而是主要针对雍正个人的谋反行为，这样的逆案无疑更容易引起龙颜大怒。曾静等人被逮到京后，实际上是雍正亲自操纵案件的审理，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依然可以从当时的上谕中，窥见雍正的恨恨连声之态。按照传统时代的常理，对于这样一个策动大臣谋反，并对现任皇帝进行恶毒攻击的“反革命小集团”的成员，凌迟处死并夷之九族本是应有之意，只有这样，才可稍解皇帝和拍马屁的臣子们之气于万一。可是，雍正对曾静案的处理，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雍正下令将审讯曾静的记录整理成册，并在前面加上了长长的按语（上谕），起名为《大义觉迷录》。只是这个审讯记录过于整齐，明显透着点“做”的意思。尽管雍正对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