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和对抗防营的深层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还不止这些。在这个事件中，乡绅钟荣山之所以采取断然对抗的手段，还不仅仅只由于他的势高力大，还可能由于防营触犯了其绅士地位决定的某种忌讳，而这种忌讳，在传统社会里是为全社会所认可的。事实上，在废科举、兴学堂的过程中，存在着很明显地将学堂比附于科举的社会意识。大家几乎不约而同地认为，小学生相当于秀才，中学生相当于举人，大学生相当于进士，而当时的朝廷也确实将优秀的大、中、小学毕业生，分别授予进士、举人、贡生的荣誉衔。所以，学堂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被人看成是学宫（过去秀才名义上读书的所在）的替代，对于紫金这种只有一所学堂的小县，恐怕这种比附意识就更强烈。而过去的学宫恰是一块立有“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下轿马”的下马石的“禁地”，漫说大兵们不能进去造次，就是朝廷命官去了也得规规矩矩的。在钟荣山气壮如牛的背后，很有可能具有这样的意识背景。只是这种旧的意识存留，在此时恰好起到了保护新学生和新事业的作用。
从另一个方面，在普遍具有“学堂神圣”意识的情况下，几个大兵居然敢上门抓人，也说明自湘淮军兴起以来，武人的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晚清之前，漫说一个小小的哨官，就是正二品的总兵，也不敢对县政插半句嘴，更不敢随便靠近学宫半步。在这次事件中，一介芝麻大的哨官，居然敢当着知县的面与乡绅对骂，而且虽然知县偏袒乡绅，但毕竟不能真的让防营出钱破费。看来，大兵们手中的枪杆子还是有份量的。这里，虽然有富国强兵国策的拉动，国人鼓吹纠正重文轻武风习被染，更多地却是王朝末世，文治秩序崩塌的必然结果。用不了几年，到袁世凯当政时，中国就进入武人跋扈的时代，新军（包括北洋军）演变成了大军阀，各地大大小小防营则转化成割据一方的土军阀；地方势力的代表则再一次发生转换，由绅士主导变成了军阀主导，或者说如学者陈志让所云，历史进入了军绅时代。如果那个哨官能知晓他们日后的命运，那么这件事情肯定不会这么轻易地了结。
历史总是乐意跟人开玩笑，在辛亥前后，巡防营是支在历史书上声名不佳的军队，因为他们往往更乐于忠于清廷，与革命党人作对。而大家对于新军则颇多溢美，因为在革命中他们往往扮演了起义中坚的角色。其实，在那个当口，巡防营响应革命的也不少，而新军也有忠于清朝的。只不过，当时前者是从绿营变过来的，人猥、枪次、饷也低，而后者则是效法洋人编练的西式军队，饷高、械良、人也精神，在人们的观感上就有了凤鸭之别。加上在革命前后新军倾向革命的多一点，而巡防营倾向清廷的多一点，自然巡防营就遗臭万年了。其实，在革命以后，凤鸭之别的新军和巡防营却殊途同归，都演变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当年洋气十足的新军将领，也轻车熟路地干起抽大烟、讨小老婆的勾当，做起了一省或者数县的土皇帝。
俗话说，一叶知秋。即使在今天，即使是广东人，也没有多少人知道紫金这个小地方，但是发生在辛亥革命前这个僻地小县的一件小事，实际上已经预兆了即将来临的大变动。
《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前一阵，因亚洲杯中日决赛日本队遭到中国球迷大嘘，日本传出了要求中国修改教科书的声音，认为教科书里抗日战争的内容诸如“南京大屠杀”、“万人坑”，是一种“反日教育”，应该删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总觉得有什么地方有点耳熟，哦，想起来了，原来上个世纪30年代，自“九·一八事变”到全面抗战爆发的这段时间里，中国人经常会被日本政府告知，要求中国政府取缔“反日宣传”和“反日教育”。其中，发生在1935年的“《新生》事件”，就是此类中日交涉的“杰作”。
1935年5月4日，上海的《新生》周刊发表了一篇署名易水的文章《闲话皇帝》，在提及日本天皇的时候，稍有不恭之词。第二天，上海的日文报纸马上作出反应，说是《新生》侮辱了天皇。在上海的日本浪人马上上街游行，一通打砸，不少商家的玻璃橱窗倒了霉。紧接着，日本驻上海领事向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向日本谢罪，严惩有关责任人，停止一切形式的反日宣传。而日本的国内，更是一片甚嚣尘上的“惩戒支那”的声音。自以为处在“剿共”关键时刻的国民党政府，此时表现得身段柔软而卑躬，不仅强令《新生》停刊，将《新生》的老板杜重远交付法庭审判，判刑14个月，而且撤消了让《闲话皇帝》漏网过关的上海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新生》事件”。
事情过去了将近70年，世界变了，中国更是大变了，但是惟独日本有那么一些人却依旧是老样子。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一书的作者）说日本人的特性之一是特别在意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其实这不算是日本人的什么独特之处。大概但凡是人，都希望别人说自己好，不说或者当面不说自家的短处、坏事和糗事。东方人可能比其他地方的人对此更在意一点，西方所谓比较注意面子而已。可是，自甲午（1894年）以来的日本，实际上是在不停顿地干坏事，却又不停地用外交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许被加害者说他们，这里已经不是面子问题，而是超级的强横霸道了。因为强盗抢劫杀人之后，一般不会在意被害亲属的抨击和叫骂，更不会出面制止这种苦主的可怜举动，但是当年的日本却能做出来。自甲午以来，每当中国局势稍有好转，日本就会有点动作。辛亥革命后好容易政局稳定了，人家出来逼袁世凯签“二十一条”，让袁世凯政权失去合法性；国民党政权取代北洋政府，好容易进入清亡后第二个稳定期，人家来了个“九·一八事变”，让亡国的危险始终压在本该大规模建设的国民政府头上，占了东北还不够，再占热河，再侵绥远和冀东，进而整个华北，害得平津连一张安静的书桌都放不下。欺负人欺负到这个份上了，还不许人家叫，一叫他们就抗议，就要“惩戒”。按他们的逻辑，他们在中国干的所有坏事，杀人放火抢东西占土地，都是中国人反日遭到的“惩戒”，属于他们的“自卫行动”。
日本战败已经半个多世纪了，这种超级强盗逻辑其实并没有真的在日本消失。只是现在没有条件像当年那样为所欲为了，只好把过去做过的所有坏事全不认账，不仅自己不认账，也不许受害人声张，否则就是反日教育，反日宣传。
当然，造成日本右翼有如此底气，张扬这种逻辑的原因，还有另外一些东西。毕竟很长时间以来，日本是给予中国最多援助的西方（泛意的）国家，有着那么多的低息贷款和技术转让。只是，日本人也许没有想过，虽然借了钱，帮了忙，但在历史责任问题上遮遮掩掩，半吞半吐，硬是对灭绝人性的化学战、细菌战等战争伤害置之不理，对慰安妇、强制劳工问题视而不见，拒绝道歉，拒绝赔偿。如此作为，无论借出多少钱，恐怕也难以让昔日的受害国老百姓对他们心存感激。
也许，有人会说，在日本持这种逻辑的，只是少数的右翼。不错，在靖国神社穿着“皇军”的军装，扛着三八枪游行的，开了放着最大音量喇叭的宣传车穿行街市的，在国会接二连三“失言”的国会议员，是少数的右翼分子。不过，沉默的大多数却对这种张扬的右翼言论和行为，表现出了太多的容忍甚至欣赏，以至于政客为了选票的缘故，时常要“失言”和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做点在邻居伤口上撒盐的事情。其实，在近代日本崛起的大多数时间里，狂热的军国主义者都是少数，只是少数的能量却日见其大，最后挟持了沉默的多数，使他们最终也变得疯狂起来。条件是，只要多数对少数的狂热缺乏足够的警觉，甚至在境遇欠佳的时候还对此表示某种程度的欣赏。
只是，世界毕竟已经变了，即使是一肚皮强盗逻辑，想要再次挟持大多数也不大可能了，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存在这样的情势了。日本右翼张狂的结果，其实最终伤害的还是日本自己，使其通往正常国家的道路变得更加崎岖。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早听说电影《小兵张嘎》改编成电视剧了，只是鄙人一向对所谓的“名著”改编印象不好，所以并没有注意。这几天看书看累了，打开电视，手里拿着遥控板，一通胡摁，居然瞥见此剧正在“热播”，忍不住多看了一会儿。发现原来在那里，战争已经变成了地道的儿童游戏，比当年的“嘎子”更进了一层：嘎子和胖墩们，出入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就跟到他们二姨家串门一样，连票都不用买。
出于宣传革命英雄主义的需要，在过去相当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电影战争题材占了绝大部分；而战争片无论拍得好坏，调子都差不多相近，无论是歼灭战的大场面，还是游击战的冷枪冷炮，敌人总是一片片地倒下，我军纵然死上一个也难。其效果，在小孩子看来是这样的：打仗好玩。文革时期享有豁免权，得以跟八个样板戏一起放映的《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特别典型，而文革时期遭到禁映的《小兵张嘎》也是如此，虽然此剧老少咸宜，尤其受小观众的喜爱（本人就是其中一个）。那年月，由于受这种战争片的影响，跟我上下岁数的少年们，对于战争有着近乎狂热的追求和喜爱。1969年“珍宝岛事件”期间，我们自觉自愿，没黑没夜地挖地道，只是我们那里地下水位太高，地道没等挖完就被淹掉了，怎么也找不到《地道战》的感觉。大一点的孩子们还设法做土制火药枪，甚至比着《地雷战》的样子做地雷（最后被老师制止）。大家只有一个念头，盼望着仗快点打起来，打得越大越好。
盼望打仗，当然是希图通过战争当英雄。虽然大人也告诉过要战斗就会有牺牲，但潜意识里都觉得英雄挺好当的，无论敌人武器怎样精良，人数如何众多，但都可以被几个毛孩子捉弄得团团转，一个一个地被干掉。无论国民党还是日本人，都只是革命的好人（包括红孩子）的武器运输队，和供他们戏耍而且可以随便杀掉的狗熊。
中国的孩子真是有幸，在全世界（包括前苏联）都在反思战争的残酷性的时候，而我们的电影却硬是给孩子的心灵中留下了战争好玩的强烈刺激，以至于天天盼着战争的早日到来。当年中苏战争没有爆发，在今天看来算是万幸，可是在那时的我们看来却是万分的遗憾。不过，比我们年纪大一些、同样受过这类电影熏陶的哥哥姐姐辈，似乎比我们更有幸，他们中的不少人居然赶上了真刀真枪地操练电影里教的东西。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中武斗能够那么迅速地从棒子、扎枪升级到枪炮甚至坦克，而且全面演练攻坚战、游击战、麻雀战，这一切跟我们强烈的宣传甚至教学目的的战争片不无关系。只是，这些招数没有机会在“帝修反”身上施展，全用在了“本来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毛泽东语）的自己人头上。
将原本残酷、血腥的战争变成好玩的儿童游戏，不仅曲解了战争，而且潜移默化地教会了孩子血腥的习性。虽然文革已经过去了，那一代认真操练过战争游戏的人们，也许已经意识到战争并不怎么好玩。开放以后的大人孩子也看过了《野战排》《最漫长的一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样真实地反映战争残酷的片子，但是，长期隐藏在人们心里的嗜血因子其实并没有真的消除。我们看到网上和生活中，一谈到跟某些大国的关系，动辄冒出来“打”、“杀”、“剁”、“灭掉”这样的豪言壮语。台湾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化人龙应台（注意：人家是女性），仅仅因为写了一篇让某些人感到不快的文章，就招来若干网友要杀她全家的威胁。看到这些东西，真不知道我们是否滑进了时间隧道，掉到了猎人头的野蛮时代。
电视剧《小兵张嘎》在暑假热播，想必是在打正在放假的孩子们的主意，以提高收视率。我相信，肯定有孩子像当年的我一样，喜欢这种战争游戏，进而喜欢战争。但是我还是认为，让孩子讨厌战争、远离战争可能更好。当战争真的来临的时候，孩子们更可能地是做了真正的炮灰（被炮弹炸成了灰），而拿起武器卷入战争的孩子，如果不是不得已的话，一般都是无法言说的悲剧。当我们看到在电视镜头中，那些拿着武器相互开火如同游戏一样的非洲孩子时，难道有谁会赞美他们的英雄主义？
当年，我正沉迷于渴望战争的幻想的时候，有位老人告诉我一句话：宁为太平犬，不为战乱人。我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不仅因为我天性愚钝，实在是当年的电影《小兵张嘎》太迷人了（当年的小嘎子，演技绝对比现在的高一大截）。正因为这样，《小兵张嘎》还是歇歇吧，无论它是电影还是电视剧。
“三十六计”海洛因
中国有半个多世纪没有正经八百地打过仗了，但兵法却异乎寻常地热，只是那些侃兵法和听人侃兵法的人们，基本上与战争无关，只是想着在商场或者官场上一施拳脚。但是奇怪的是，在这轮兵法热中，正经的古代兵法典籍并没有多少人在意，在历史上可以称之为兵法经典的《武经七书》中，只有《孙子兵法》还能被人们提及，反倒是那个民国时期才见天日的地摊货《三十六计》，火得一塌糊涂。实际上，人们在说《孙子兵法》的时候，不过在给《三十六计》作陪衬，有些人甚至干脆认为《孙子兵法》和《三十六计》是一回事，讲《孙子兵法》必须讲《三十六计》。
严格来说，《三十六计》不能算是兵法，这个小册子1941年才在陕西县的一个地摊上露面，作者与年代均不详，据专家考证，很可能是民国早期或者晚清的产物。需要说明的是，此书自问世以来，没有对任何一场战争，哪怕是最小规模的宗族械斗产生过影响。自明末以来，农民起义的领袖们，有照着《三国演义》和《水浒》打仗的，但在他们那里从来没有《三十六计》的位置，更不用说那些官军的儒将们。三十六计的语源出于“三十六策”，见于《南齐书·王敬则传》，南朝名将王敬则讥讽南齐末帝东昏侯：“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后来民间逐渐流传“三十六计，走为上”的俗语。实际上，这里的“三十六”，是中国阴阳学说里的太阴数，属于民间常用的数字，王敬则不过顺口一说，并非真的有三十六计或者策。有好事者将之铺衍成篇，每计以成语冠名，配上杂凑的解说词，然后再嵌上《易经》卦词，弄得很神秘，怎么看都像是文人的游戏笔墨。
当然，如果仅仅是笔墨游戏，那么大家看了喜欢，哈哈一笑，倒也无妨。可是《三十六计》真正吸引人的地方，是充斥全篇的阴谋气息。三十六计篇名，不仅有围魏救赵、暗渡陈仓、远交近攻、假途伐虢这样跟古代战争有关的成语，而且有借刀杀人、趁火打劫、笑里藏刀、混水摸鱼之类绝对贬义的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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