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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哪。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了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代的事情，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挨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蒋介石作为北伐军总司令到了上海，要清共，他不仅出人跟工人纠察队闹事，给蒋介石提供下手的机会，甚至不惜破坏青帮的规矩，出卖自己的徒弟、上海总工会会长汪寿华，将他骗出来杀掉。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惹蒋介石这个最大个的军阀。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十九路军的“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传统戏剧里免不了有皇帝的形象出现，不过，戏里的皇帝，一律降一格，称王。头上断不敢戴24个旒的皇冠，只能扣上一顶花里胡哨满是绒球的“王帽子”（梨园弟子想像的王冠）。只是虽然不称皇帝不叫孤王，但所演的人物往往就是历史中有名有姓的皇帝，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并不因他们高贵的身份而“真事隐”、“假语村”。实际上，戏台上还是顶着“王帽子”演真皇帝。
演的虽然是真皇帝，但事迹可是真假掺半。编本子（戏）的人，多半是些粗通文墨的下等人，看戏的则更多地是大字不识的老粗，时常就会有些为了“收视率”而加的即兴之作，虽说不至于关公战秦琼，但墨水多的文化人看了多半是要喷饭的。比较有意思的一桩是这样的：某些专演帝王将相的戏里，凡是那些戏里认为比较昏庸的“王帽子”身边，总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将相，比如唐朝的秦琼、尉迟恭，宋朝杨家将故事里的八王赵德芳，包公戏里的包拯，《二进宫》里的徐国公，等等。这些人的特殊，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为王朝建立不世之功的功臣，更重要的是他们手中都有某种兵器或者别的什么家伙，比如尉迟恭的金鞭、赵德芳的凹面金锏、徐国公的铜锤和包拯的龙头铡之类。这种东西的奇妙之处在于，它们都是经过先王“御封”的。这些功臣虽然有大功劳在身，但其本人却算不了什么，既管不了奸臣祸国，也管不了昏君发昏，但只要操起手中的家伙，马上威力陡增，因为这些家伙，是先王亲口封的——可以上管臣下管民，皇帝的脑袋也管三分，挨到谁的脑袋，一概打死毋论，惹急了，尽可以操家伙往皇后甚至皇帝脑袋上抡（实际上没有真打着的）；由于现任的皇帝总大不过他爹去（有孝道管着），所以一般都只好退让了事。当然，这些有特别家伙的将相，在戏里都是绝对的好人，忠诚——不会起叛心，公正——明辨是非，廉洁——都是清官。
现存的中国戏剧，除了昆曲之外，包括所谓的国粹京剧，都是下层社会的产物。编本子的人本来就文化水平不高，而艺人们学戏演戏，基本上是心口相传，因为他们不识字。因此，唱词念白中不合逻辑、文理不通的地方，比比皆是。近代以来，经老佛爷西太后的法眼，京剧得到了一大批上层人士的青睐，虽经过反复修改，我们今天听来，还是有点文理不顺，何况别的地方戏了。也就是说，大部分的中国戏剧，实际上反映的是下层社会的口味和心态，喜怒哀乐，概莫能外。能够“管君”或者“制君”兵器的设计，实际上是老百姓的某种希冀的体现。
在中国老百姓眼里，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的，说什么是什么，谁也挡不住。明白的时候当然无所谓，万一发起昏来，麻烦可就大了。在他们的想像中，皇帝总是昏的时候多，发起坏来，忠奸不分，好坏不明，横征暴敛，最后总是老百姓倒霉。即使是想像，总得想法挡他一挡。于是，那些受了先王御封的锤呀锏呀的家伙就出来了，拥有这些家伙的人是臣，可一旦操起家伙，就有了制约皇帝的权力，而且这些人都是好人。所以，皇帝也就有了百姓想像中的制约者，老百姓多少有了点保障，不至于无限制地受暴政的荼毒。
西方政治学讲的权力制衡，中国最没文化的老百姓，其实也是懂的。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1911年夏天，地处广东偏远山区的紫金县，发生了一件事情，说是邻县的一位在广州测量学堂读书的学生放假路过此地，不留神碰上了几个防勇。由于他剪了辫子，而恰好此时又赶上广州黄花岗起义发生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下令在全境搜捕党人，所以防勇们抓住了这个学生，要将他当革命党拿办。该学生急中生智，说我是学生，你们要拿我，先要跟我到学堂去通知一声。于是几个防勇押着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来到了紫金县惟一的一所小学堂，找到了学堂从广州聘来的格致（即数理化）兼体育教员甘晖如（据说是位同盟会员），甘对于这种剪了辫子的“同志”怀有天然的同情，马上将这位倒霉鬼藏到房里，又召集了几个学堂的学生，让他们去找学堂的总办——紫金县最著名的乡绅钟荣山。此时钟正在一位官员家里喝酒，仅仅听了学生的说词，就立即要他们回学堂将防勇捆起来，一切有他做主。当学生们摩拳擦掌地回到学堂时，四个防勇见势不妙跑了三个，剩下一个跑得慢的随即让学生们给捆了起来。
紫金县当时的巡防营负责人是哨官陈家裕，其时刚好也与钟荣山在同一席间喝酒，闻讯后勃然大怒，当即质问钟荣山为什么纵容学生捆绑他的士兵。双方吵了起来，一个说，我做了几十年的官，没见过你这样的劣绅。一个道，我做了几十年的乡绅，没见过你这样的“芝麻狗虱官”有这样的威风。一个说少了士兵要对方负责，一个说你敢纵容士兵骚扰学堂，所有的损失都要你赔偿。最后知县出面调停，说好由他负责调查处理。这期间，那个广州测量学堂的学生早就溜之乎也了。
第二天，学堂方面提出，学生方面被抢去白银二百两，金表一只，金戒指一枚，要求巡防营如数交还，缺一不可，并要求哨官陈家裕办酒二十桌赔礼道歉。巡防营自然不肯，结果是由县署出了三百两银子，并办了十桌酒，事情才算平息。
这件事无论怎么看，除了那位测量学堂学生脑袋后面没辫子以外，与即将发生的革命似乎根本没什么关系。而在1911年，上海的报纸已经在公开要求剪辫，各大都市剪掉了辫子的学生和文化人如过江之鲫，公开地招摇过市，甚至在政府官员中也混杂了不少没辫客，官府对此基本上是无可奈何。我所感兴趣的，是这件小事透出了另外的一些信息，其实与革命也不无关联，这些信息实际上告诉了人们，这场革命能够推翻满清王朝的更为深层的一些因素。
首先，我们看到，经过湘淮军兴起以来的几十年发展，特别是新政地方自治的刺激，乡绅已经成为可以轻而易举地左右地方政治的势力。自新政以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的求新尝试，基本上是由他们主导的，从地方自治、司法改革到兴办学堂和推动立宪，这些乡绅虽然相当一部分人头脑还没有真正从中世纪拔出来，但脚却已经很活跃地踏在了向西方学习的路上了。攫取和炫耀权力的欲望和趋时冲动，也许还要加上强国的梦想扭结在一起，使得乡绅主导的学习西方的过程充满了莫名的兴奋和热情。似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大部分乡绅对于他们所学的东西不甚了了，结果学习的过程搀和进了许多实际上为他们的价值观所根本不相容的内容。像甘晖如这样的“叛党”，就在求新的名目下，大量地被并不赞同革命的绅士们请进了他们花钱办的事业中。事实上，甚至可以说，具有反叛色彩的知识分子是与地方乡绅的势力同步成长的，而绅士的一部分，即所谓立宪派人士，在整个新政过程中，已经成了革命党人某种意义上的共谋。梁启超的说法显然是有道理的，辛亥革命的成功，他们也有一部分功劳。
其次，这个事件让人感到，无论是乡绅还是地方官，对于朝廷的事业都漠不关心。防营士兵抓捕没有辫子的学生，从维护满清统治来看无疑是天经地义的，具有完全的“正当性”。但是，这个行动却遭到了乡绅的坚决抵制，而作为朝廷命官的知县却也不问“是非”，一味和稀泥，屁股明显坐在了乡绅一边。其实，无论乡绅还是知县都根本没有同情革命的迹象，他们能这么做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自己事业的关注。那个乡绅似乎根本没有考虑过学生是否可能真的是革命党，以及这样的公然“包庇”会不会给他带来麻烦，“大胆妄为”到了连一丁点起码的政治上的顾虑都没有了。对他来说，学堂是他的事业，而大兵敢到学堂骚扰，首先是伤了他的脸面，为了维护学堂的神圣地位，尤其是为了维护他的脸面，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回击；而那个哨官居然敢在席间撕破脸皮吵闹，所以非得让大兵们赔钱赔情不可。至于知县，他关心的自然是他位置能不能坐稳，为政不得罪巨室是历来地方官的原则，所以他只能如此这般地和稀泥，破费一点息事宁人了事。在这里，上司追查革命党的命令被搁置了，可能的谋反罪的追究不了了之了，朝廷的利益也没有了。而那些行为似乎有“正当性”的防营，抓捕外地学生的真实用意是为了维护朝廷利益还是借机勒索，还真是说不清楚，否则的话怎么会在自家的士兵被捆绑之后，会如此轻易地被摆平。
相反，在这里我们看到，满清王朝的威信已经坠落到了无可挽救的谷底，出现了严重的合法性危机。原来作为政府支柱的官僚和乡绅，已经基本上对满清政府丧失了信心，在广大的基层，即使真的发生对朝廷的反叛行为，他们也并不在乎，他们更在乎的是他们自己别在反叛和平叛之间被殃及。这种现象，漫说是在清朝盛期和中期，就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以前也是不可想像的。可以说，辛亥年的中国，不仅盛产“叛党”和“叛民”，而且连官绅也离心离德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位于中国中心的武昌响起起义的炮声以后，清朝统治才会出现土崩瓦解之势，大批的地方官不是痛快地“易帜”，就是麻利地弃城而逃，多数情况下连革命党的影子还没见到呢，几个冒充的毛贼就足以让他们缴械交印。
应该说，自所谓的“同光中兴”之后，政治的重心已经开始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开始了所谓的督抚专权的时代。然而到了新政时期，政治的发散趋向进一步加剧，各地大小的绅士以及新市民，开始成为地方势力新的代表，而正是他们对朝廷的三心二意，才导致了满清王朝的迅速瓦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是在朝野离心离德的时候，由满族贵族把持的中央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力求将已经散在地方的权力收回中央，甚至收回到满族贵族自家手里，结果是在最不该得罪人的时候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从紫金县的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这个僻地小县最“牛气”的人，就是乡绅钟荣山，手中握有枪把子的哨官和印把子的知县都不得不让他三分——不，至少七分，他不仅敢于捆起“执行公务”的防勇，而且理直气壮地倒打一耙，要求本来有理的防营赔偿损失和赔礼道歉。个中的“理直气壮”，细想起来倒也不是全为无因，因为钟荣山维护的不仅是他个人的面子，还有新学堂的利益——这恰恰是代表着时代潮流的东西。
在今天看来，义和团失败以后的满清政府处境的确很难。不变革吧，王朝要亡；变革吧，革命党这种洪水猛兽的东西在求新学习的过程中就溜进来了。然而，从省城到县城的绅士们却没有这样的两难，他们只管求新趋时，新的事业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体现着他们的利益，甚至标志着他们地位的攀升。咨议局和自治局给了他们上干朝政，下断乡里的权力，而他们的子弟又纷纷进了学堂或者出了洋。虽然大家都知道从新军到新学堂里面尽是革命党，但不同的是，朝廷在追查，而绅士却在庇护。在内地活动的革命党人，除了那些铤而走险的，有几个没有受到过原本并不同情革命的绅士的庇护呢？实际上随着新政的推进，绅士已经将革命与学习西方看成是一类的事情，他们明知道学堂里的先生思想不安分，但却听任其将自家的子弟教得离经叛道。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细节，在革命真的到来之际，学堂的师生几乎都冲到台前，乡绅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学堂的学生是“懂革命的”，乐意将他们推到台前，哪怕那些学生仅仅还是些不谙世事的娃娃。
尽管我们说绅士阶层是历代王朝的支柱，但每当大厦将倾之际，他们总是比别人更早地弃树而去，将目光只盯在自己的地方范围之内。晚清时节当然也不例外，只是晚清的绅士们自以为手头多了一根救命稻草，那就是他们手中的求新事业。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此还不甚了了，但他们相信那是已经被西方证明具有魅力的东西。
这也许就是紫金的乡绅钟荣山，毫不犹豫地选择庇护学生和对抗防营的深层背景。
当然，紫金事件能够告诉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