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十天之中，杜思宝失去了人身自由，吃饭撒尿和拉屎都在室内进行，有一种坐牢的感受。诚然，这比坐牢要好受得多，心理上没有负担，肩上没有工作的压力，况且还有书读，有电脑玩。只是没有把网线拉进来，让他多少有点遗憾。老婆范哲和女儿小静实在太想他了，被领导批准，隔着玻璃窗户看他，戴着口罩和他大声小气地说话，泪水止不住地流，比探监人还要难心。
给他送盒饭吃的同事告诉他，就因为他一个人从南方归来，弄得机关里全体同志人人自危，他主管的科室负责人，与他接触得最多，全部采取了隔离措施。自己认为与他接触过的同志，尤其是一个女同志，接受过杜思宝的喷嚏，更加害怕，自己对自己采取了隔离措施和预防措施。让杜思宝可笑地想到，自己的这次“南巡”，发表不了谈话，不可能在全国刮风，却在本单位震动不小。
范哲和孙丫丫，不时地给他来电话。范哲主要是絮絮叨叨地让他吃好睡好，衣服穿好，千万别感冒发烧。要是发烧的话，可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这种关心和体贴，正应了栾二哥唱的越调戏《铡美案》里，老包那句“知冷知热结发妻”的唱词。
孙丫丫来电话告诉他，他们医院里，已经有了四个疑似病例。其中一个病情最重，已经确诊为非典患者，这个人很可能是个“毒王”。北京有一个“毒王”，传染了一百多号人。所以，市里领导十分重视，唐都市“毒王”家里所有接触过他的亲人，都被组织上安排到他们医院收治观察。传染病科的医护人员炸了窝，不愿意收治他们，说没有床位，况且隔离措施不够条件。医院领导经过紧急研究，在太平间那一带，划出一片特区，称为“疑似病人特护病房”，凡是发烧的病人统统搬移到这里，采取强制隔离措施。
医护人员对到这个特区工作，持退缩的态度。医院党委书记和医生出身的院长，召开了全院人员的战前动员会议，号召党员主治医师带头上，院长第一个主动报名参加。那些护士小妞儿，虽然知道这次进去，有很高的特殊补贴，但仍然不太主动。那个外行的党委书记却说了很内行的话：“你们不要忘了希帕柯拉底誓言，救治病人是医护人员的天职，只要采取了强力防护措施，不会有人丢掉小命的。”就这样，很快组建了一支抗击非典的队伍，大家唱着“血染的风采”，不是为了冲着军功章，不是为了冲着高额补贴，而是一种神圣的职责，被医院同病号一同隔离了起来。
孙丫丫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内科主治医师，当然也在其中。孙丫丫对杜思宝幽幽地说，你就是出来了，我也可能长时间见不到你！杜思宝心情竟然猛一宽松，因为周旋在两个女人中间，他确实觉得身心都累。但他仍然调笑孙丫丫说，你整天与那些病人接触，当心通过手机把病毒传给我！孙丫丫说，美的你！我也不想死，更不能叫你死！
杜思宝解除了隔离以后，浑身轻松，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非典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
第94节 非典（下）
“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
杜思宝骑着闲了很久的自行车，在回家的路上，看到的重大的变化是，街上的行人稀少，没有了以往车水马龙的气象。商店里自然门前冷落，门内萧条。
范哲和小静当然高兴，她们本来要到单位接他，怕他责怪，忍了忍没有去。范哲一边给杜思宝做好吃的，一边给他讲了好多关于非典的事情。
范哲说，我们学校就那么二三百号人，也如临大敌。市面上的消毒药水卖光了，学校自制了“来苏液”，把学生食堂、教室、宿舍和卫生间喷洒得到处都是浓烈的药味儿，叫人恶心。学生们也不再翻墙出去上网了。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她的爱人在大机关工作，有一个孩子在北京读书，打电话说自己发烧，两口子爱子心切，立即不顾各级严格的政策规定，开上车去北京偷偷地把孩子接了回来。这孩子回来后，去了孙丫丫的医院里住上院，诊断为疑似病例。两个单位知道了，把他们夫妇也送进了医院，听说那个大机关要对女教师的丈夫进行纪律处分。
杜思磊也给他哥打来电话说，外国人都因为中国发生疫情，不跟中国做生意了，出口不畅，工厂停业的不少。广东省政府对损失惨重的企业采取了免税措施。他的河南老乡饭店也开不下去了，却没有人给予补偿。现在汽车、火车都没有人坐了，上车的人要测量体温，不发烧的人上了车，想坐哪里就坐哪里，全部是卧铺票。杜思宝告诉堂弟，要多加小心。自己也知道这是多余的话，说了也是一种心情，没有人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的。
孙丫丫时不时地给杜思宝打手机，每次说话的时间很短，显然是工作太忙。杜思宝也担心她处在真正的非典环境里，稍不留神，就可能染上疾病，因此，每次都要反复嘱咐她当心，好好保护自己。
孙丫丫打电话，多属于报告工作的性质。有时说，好多病号被排除了；有时说，现在从来不很关心政治的护士们，那些缺乏理想的丫头片子，竟然要求火线入党。有一次，说的时间最长。她说，小宝哥，今天我们收治一个病人，趁自己办免费治疗手续时偷跑了。据说，他是坐在一辆公交汽车上来看病的，离城里还有七八公里时，突然晕倒了。一个乘客说：“这人八成是非典病人！”一车人惊慌失措，要求司机打开车门，全部逃了个不知下落。司机和乘务员无奈，把他拉到了医院。经过测量体温，有38℃多，还有胸闷咳嗽症状，就把他放进发烧病区观察治疗，没想到这家伙害怕，竟然跑了！
第三天，《唐都日报》报道了这一事件，题目是《动用九百人，追回一个疑似病患者》，详细地叙述了这个患者的逃跑和查找过程。记者写道，经医生认真检查，这个人不过是一个肺结核病病人。
远在马寨的母亲，十分惦记自己的孩子，她让杜思宝的弟弟思暖不断打电话来问候他们一家。
小暖像那次找到偷牛贼时一样，兴奋地告诉他，妈催他来唐都市看他们，他也想来，可就是出门很难。寨子里设了路障，严格地盘查过往行人。当然，凡是走亲戚的，都放行了，摆的路障是个样子。到了乡里，就不行了，出来进去，都要量体温。据说，过县城时，工作人员要对过路人用小手枪一样的家伙，顶着眉头，也是测量体温，叫人很害怕。测量以后，还要在路人的身上，喷一层消毒液，弄得湿淋淋的。到唐都市看你们，真是太麻烦。
杜思宝说，你千万别来，我们居民小区里的每个人，办的都有出入证。而且各个居委会的物业管理人员，只认自己的证件，身份证在这里不起作用。你没有证件，想进来可不容易。
小暖也告诉他，思孝和小安在春节过后，再去广东打工时，非典的风声非常紧张，他们没有在那里停留，跟许多打工的一道，全部回来了。
说起这些，小暖问他哥，你知道周和尚不？杜思宝说，我出来这么多年了，怎么会知道？小暖说，周和尚就是周老九的孙子。杜思宝马上想起了当年在忆苦思甜大会上，那个控诉1960年饿死人的汉子。对小暖说，哦，我记得周老九。
小暖说，周和尚可怜得很哪，他是在北京打工的。前几天，他不顾北京的封锁，偷偷地跑了回来。自己感冒了，有点低烧，怕人家给抓起来，送到小汤山医院里去，一直不敢坐汽车火车，一口气跑了七天，见人就躲，缺吃少喝，蓬头垢面，竟然跑回来了。要进寨子时，被值班人员发现了，知道他是从北京回来的，说啥也不让他进寨子。他一定要进，寨子里的群众纷纷拿着扫帚、扁担出来打他，有人掂着锣，边敲边喊，坚决不叫瘟神进村！他爹妈也哭着喊，孩子，你走吧，再不要回来了！
乡政府的人来了一群，都是戴着口罩和胶手套，要把他拉走去县城医院住院。他哭着说，自己想家，说啥也不肯去。没有办法，那些人把他反绑着手，硬是拉走了，治疗了几天，不过是感冒。治好后，医院里人把他送了回来。这小子现在见了寨子里的人，一个个当成仇人了。
杜思宝听了后，又是没有说啥，轻轻地把电话放下了。他知道，马寨这样做，也不是特例，自己尚且被隔离，有什么好奇怪的？多数村子，在村外搭了帐篷，专门让出门在外的人，回来时先在这里住下来，隔离一段时间。这就是人们对于病魔的态度。人类战胜自然，说说容易，实际上办不到。因为在空气中，你咋能把病毒捉了出来？乡亲们不近人情的做法，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这一段时间里，杜思宝犯了他遇事儿喜欢追根问底儿的毛病，天天都要上网查看关于非典方面的资料。
他看到，医学界正在加紧研究发生这种可怕疾病的原因，为治疗这种疾病加速研制药物。在研制药物方面，很难说有一些制药机关，是科学的态度还是急功近利。“SARS疫苗试剂研制成功”、某市“一天内报批六个抗SARS新药”的新闻此起彼伏。
在非典的发病机理上，也有一番吵吵闹闹的争鸣。WHO认为这是一种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缩写SARS。发病的原因，有的说是“衣原体”，有的说是“支原体”，最后确定为“变异的冠状病毒”。这种病毒的来源说法不一，与 “艾滋病”是非洲的猴子传播的一样，殊途同归，人们把产生SARS病毒的来源，最终把焦点集中在果子狸上。杜思宝想到自己在广州时，差一点吃到了这种野味儿，心中产生了后怕。他突然想到，“没有材料”的国兆，掂着毒药瓶子下河里药鱼，把鱼都药绝迹了。这些行为，都是人类不能同大自然和谐相处才造成的。
他在大学上学时，读过一本英国人怀特写的《塞耳彭自然史》。这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好书，经过了时间的淘洗，光华依旧。这本书诞生至今，已经有二百多年了，它是英国18世纪的一部文学名著。这部著作的最大特点，就是写作的手法奇特，既是文学著作，又是一本博物学著作。讲的是英国有一个地方叫塞耳彭村，是一个美丽的村子，作者以给友人写信的形式，对那个村子的山川形貌、花鸟虫鱼，以及大自然的一丝丝风吹草动，都给予了无比细致的观察和描绘，对上述种种自然界的造化，都有精确的文字记录，还有精美的绘画插图。
杜思宝想，有可能的话，他也要学学怀特，把那些将在人们的生活和记忆中消失或者即将消失的东西写出来，不管它有没有人阅读。多难兴邦，这次同非典的斗争，人们到一定时候，肯定好了疮疤忘了疼。要让他们记住，非典肆虐的原因，跟有人乱吃野生动物，确实大有关系。沙尘暴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人类行为在自然界的失当造成的。很多孩子刚生下来就得了白血病，这同环境被污染与破坏，也有着直接的联系。最后，人类破坏大自然的惩罚，都要一点一点地落到我们自己的头上。
想到这些，杜思宝对组织上安排他当环保局的业务副局长，感到非常满意。他想，通过这场抗击非典的斗争，人们对环保的意识有可能强化，自己的工作就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他津津有味地看了不少网友们，编造出来的关于非典方面的笑话。有一则笑话说，曹操被他的大将典韦从九死一生中救了出来，曹孟德感叹说：“非典，吾命休矣！”当时乐不可支，独自一人嘿嘿地笑，范哲怪他说，你发神经呀？
到了6月份，非典终于过去了，人们在庆幸之余，留下了许多社会后遗症。好长的一段时间里，客运部门的运输量恢复缓慢，旅游景点没有人光顾，导游小姐纷纷改行做其他工作，两种公司全都处于严重亏赔状态。
有一次，范哲问他，楼上李副局长家买的食盐吃不完，没有地方放，要送给咱们一些，这让人不好意思，要，还是不要？杜思宝说，他们家怎么买了那么多食盐？范哲说，还不是非典闹的！他们家买的其他物品也很多，仅板蓝根就有两大箱子，放霉了，全部扔了。别说是草根子，就是冲剂也不行，放得久了，也会失效的。
杜思宝想到，说书人常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一个民族在大灾大难来临的时候，同样会有许多人惊慌失措的。大量采购药品和生活用品的愚蠢举动，都是在特定的形势下，恐慌的表现。人们完全可以持乐观态度。战胜病魔，最终还是要依靠科学。危机与反危机此消彼长，人类总是要在战胜侵害和战胜自我中，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动力。这一个过程，恐怕永远不会完结。
第95节 机顶盒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