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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万有在县城里牛皮烘烘，不可一世，是一个大人物，可是，当他把两个女郎留在县城，头一次亲自驾车，和老婆一起回到高楼街时，却有点胆战心惊的感觉。这当然不是近乡情怯，而是过去抹不掉的阴影在作怪。
乡里领导们请他吃饭时，派出所所长也过来了。胡万有一看见穿着警服的，变颜失色，手中的酒杯突然洒了，唯恐这个警察是来抓他的。所长亲自给他敬了酒，一口一个“胡老板”，亲热得如同见了好哥儿们，他才释然。仔细地想一想，县里的领导对自己如同弟兄，乡领导一个个在场恭维，谅他也不敢对自己怎么样。想到这里，他对自己一闪而过的念头十分羞愧。一股豪气油然而生，同着派出所所长向乡领导表示，愿意捐出三百万元，投资给乡初中建设一栋教学大楼。乡领导立即表示感谢，劝酒的力度更大了。他心里非常清楚，自己甩手就是几百万元，目的是给自己买回失落的形象，花多少钱都是值得的。
其实，形象是不能用金钱买回来的。派出所一些干警就十分不服气，抱怨所长说，一个毛贼有了几个臭钱，倒成了一个英雄了，他再敢牛×，我们去把他抓起来！所长怪他们说，不要胡说，胡老板是我们县改革开放的功臣，县乡领导肯定过的。他过去的那些所作所为，不一定是他干的，都是别人胡啃乱咬的，不能当做犯罪证据。说过这些话，担心干警们仍然有气，背着他敲诈胡万有，特地让档案管理人员把关于胡万有的材料拿来，上面赫然记载着胡万有在家时的种种劣迹。当然，有些已经过了追诉期。所长本来打算亲自销毁这些材料，转念一想，怕日后万一用得上时，自己犯下个失职失责的错误，犹豫了再三，狠狠心锁在了自己的抽屉里。
乡初级中学新盖的大楼落成时，胡万有和乡领导们到场剪彩，他发表了鼓舞学子之心的讲话，痛责自己不上进，在学业上一事无成，感动了在场的师生们。事后，有教师不合时宜地建议，是不是也像马寨小学改名为“丙豪小学”那样，也将这栋楼称为“万有教学楼”？校长断然地说，不行，要是起了这个名字，就不好招生了，谁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来当贼培养？这个动议从此再也无人提起。倒是高楼乡的群众十分宽容，看到学校的条件改善了，非常满意，当他们知道了这是胡万有的义举，没有人糟蹋他，还都说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啊”！
第72节 电视机
电视机进入我们山乡人的生活，要比城市里晚了好几年。与城里人有亲戚的那几户人家，经常会带来一些新的信息。比如80年代末，凤姑她弟弟刘二娃走亲戚回来，说县城里的人，正在看一个臭长臭长的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到了晚上七点多钟，万人空巷，都拥挤在电视机前，与那些外国人同呼吸共命运。刘二娃说，他在那里，只看了两集，看不出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只觉得上边的人物扯来扯去，弄得人心里痒痒的，急着看下边的结局。
我们寨子最早有电视机的，是元叔一家，那是在办电后好几年才买回来的。元叔这个人，已经成了有名的医生，仍然改不掉他追求新事物的习惯。他搞过太阳能研究，没有搞出什么结果。发旺哥就嘲笑过他：“山里这么多柴火烧，搞啥 太阳能？太阳‘能’了，月亮、星星都是‘信 ’了？”搞这种东西，在我们山里确实没有实用价值，元叔就放弃了。有了电以后，人们着实高兴过一阵子。可是，这电很不正常，不用的时候来了，用着的时候又没了，煤油灯照样用得上，家家户户离不了。
当元叔从县城里花了五百六十块钱，买回来一台黑白电视机时，许多人到他家看这个怪物。元叔叫来杜思暖帮助他，按照说明书，在他院子里的大椿树上架天线。这是一根很高的木杆子，上边钉有一横杆，横杆上平行排列了长短不一的铝棒，正中间一个两端弯回的铝环上，引下来一根扁平的绿线，接在电视机的屁股后头。
接好以后，元叔把电视机打开，电视机立刻发出很响的嗡嗡声，不大一会儿，出现了花花搭搭的雪花斑点。元叔让杜思暖继续站在树上，向不同的方向转动天线，转过来转过去，电视机仍然没有一点信号，嗡嗡声一直响着，没有一个图像。元叔很泄气，把电视机关掉了。在旁边伸着脖子看的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多看一会儿，多看一会儿，元叔只得重新打开，让大家对着雪花斑点看了一个时辰，大家才怏怏离去。元叔的堂屋里，从此多了一个摆设，整天用布罩子蒙着。
后来，高楼乡搞了一个差转台，电视机才开始能够收看到中央一套的节目。就这么一个节目，很多时候，街上不转播时，大家仍然看不到。小孩子们一到天黑，就盼着赶紧来电，当然不是为了在电灯下写作业，而是为了看动画片。
当孙转家有一台大彩电的时候，我们寨子里已经有了十多部黑白电视机。那时候，巴西电视连续剧《卞卡》已经播完，我们国家也有一群作家、演员，搞了一个室内剧《渴望》，这十多部电视机，成为我们寨子大多数群众聚散的焦点。到了晚上，十几部黑白电视机前围满了人，跟着刘慧芳的命运转。电视机生产厂家真应该重奖拍这个电视连续剧的创作、演职人员，是他们极大地促进了黑白电视机的大普及。很快，寨子里许多家庭买了电视机，站在寨子远处的山头上，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天线。
《渴望》这部电视剧，元叔后来从报纸上知道，是一批北京的文人，通过一个小小的故事，在一起瞎编硬凑出来的，硬是凑了四十集。几个带有典型特征的人物，在那么一个北京的小胡同里，纠缠不休。剧中，把所有倒霉事儿都落到了善良的刘慧芳头上，这个女人越苦，大家越同情她。大家最痛恨的是那个王亚茹，是个搅屎棍子。还有那个王沪生一家，都让人在同情刘慧芳的同时，对他们气愤不过。他们的画面一出现，就有人在下边开骂，到了气人处，大家都嫌刘慧芳过于善良、窝囊，看见王亚茹欺负老实人，恨不能把电视机砸了。
有了电视机以后，没有人再跑那么远看电影了，收音机也没有人稀罕了，破收音机扔得到处都有。大家对电视机非常爱惜，不看的时候，马上用布盖起来。乡亲们听有的人说，日本人把电视机扔在马路上，没有人捡，乡亲们说，这些日本鬼子真是作孽呀，这么好的东西也舍得扔？
电视节目给大人们带来了多少变化不得而知，反正国家领导人可以同群众面对面了，尽管堂屋的墙上没有贴一张标准像，大家对历任的领导都认得很清楚。上级领导不再是一个整天一脸慈祥的平面，而是一个会活动的黑白平面。只要几天看不到某位领导，大家就议论，这个人可能已经下台了。上级的政策，没有等逐级传达下来，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对于影响到切身利益的政策，最为关注，知道得最清楚。
狼叔的那个超生的二儿子刘继省，曾经因为上访挨过打，一次吓怕了，再也没有上访过。但他在骨子里，仍然对干部有气。有一次，村里安排工作，他对支书刘庆河说：“以后别再指手画脚了，要不要你们这些干部都行，我们有了电视机，现在直属中央领导！”
受到电视影响特别大的，应当是孩子们。大一点的孩子们从武打片中，知道了霍元甲、陈真、少林寺武僧等人物，一个个都想长大成为一个武林高手。杜思宝记得，他小的时候，跟别人家的孩子打架，打不过人家，回到家里，问妈妈要爹爹的大布衫。妈妈问他要布衫干啥，他说，穿上了大布衫，就有劲儿了，能够打败人家了。现在的孩子就不要大人的衣裳穿了，他们会模仿电视剧中的人物，伸着拳头，“哈哈”地朝别人的肚皮上打。更小的孩子，最爱看《米老鼠和唐老鸭》，机警的米老鼠，总是把猫和鸭子捉弄得哭笑不得，于是，特别喜欢老鼠。过去大人吓唬晚上不好好睡觉的孩子说：“别说话了，老鼠出来了！”现在的孩子马上爬起来问： “在哪儿，在哪儿？叫我看看！”
无论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孩子，更多的是会背电视里不停地插播的广告词，几个孩子在一起干仗，有人就唱：
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正义的来福灵，正义的来福灵，一定要把害虫杀死，杀死，杀死！
另一拨人唱：
燕舞，燕舞，一曲歌来一片情……
老支书刘庆典的堂兄刘庆玺和兰秀娟的小儿子，娶了媳妇后，一直跟他们老两口在一起过。老两口的身体好，很能做活儿，媳妇头胎生了一个白胖小子，老两口当然喜欢，把媳妇当做功臣养了起来。这媳妇很孝顺，只有一条毛病，是一个电视迷。电视节目多起来以后，兰秀娟提出要和小儿子分家，儿子媳妇都不理解，还是照办了。邻居们都认为这是兰秀娟嫌媳妇太懒，其实不是这样的。其中有一条原因，只有刘庆玺清楚，就是这个媳妇喜欢看缠缠绵绵的港台言情剧，他们老两口喜欢看梨园春，看不到一块儿去。时间长了，兰秀娟成了心病。她又处在更年期，容易烦躁不安，一听到港台剧里嗲声嗲气的对话就来气，所以说啥也不同他们一起过了。
电视机的出现，让栾二哥的戏彻底没有了市场，栾二哥到了深山里，也找不到有人听他的戏，没有办法，只得回到家里务农。由于不会伺候庄稼，收入上不去，日子一直过得紧紧巴巴的。村里的小剧团再也组织不起来了，人们的口味越来越高，连省一级的节目都看不起，说他们到底不如中央台的水平高。中央台的那几个当红播音员，把音容笑貌早已送到了千家万户之中。外出的人回来，说一些别别扭扭的普通话，过去让人瞧不起，现在却没有人再说他们“撇洋腔”、“圣人蛋”了，大家习以为常。
尽管电视机是黑白的，年轻人还是从中看到了外边世界的精彩，想出外打工的人越来越多。没有几年，我们寨子里小一点的年轻人，差不多全部奔向了南方那片热土。
第73节 打工去
年轻的一茬人像水葱儿一样长大了。
发旺哥的两个女儿，刘玉芹和刘玉娜，这两朵姊妹花，是我们寨子里最漂亮的女孩子，用沉鱼落雁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姐姐刘玉芹的肤色较深一些，脸庞长得极其端正，眉眼清秀，非常耐看，身段也长得袅袅婷婷，一副美人坯子，人见人爱。刘玉娜这年十八岁了，长得非常白净，高挑个儿，胖乎乎的，那一双水灵灵的大眼，如果忽闪你几下，准叫你如同喝醉一般，三天三夜睡不了牢稳觉。
自从这两个闺女渐渐长大以后，发旺哥的臭嘴巴收敛了不少。有一次，他和几个男人在寨子南岗上不知干什么，忽然看见远处的大路上，走过来一个打着红色小洋伞的女孩，走路的身姿特别优美。发旺哥忍不住说：“你们看，这个女孩要是让日弄一番，死了变成鬼，也不会叫唤！”别人都笑他说：“发旺，都这么大年纪了，还是那么发骚？”发旺哥说：“你们不知道，我看见漂亮女人就想动劲儿。”
等那个女孩走近一看，原来是刘玉芹。一群人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发旺哥臊得头没地方扎。刘玉芹知道，肯定又是她爹说不好听话了，狠狠地剜了她爹一眼，自己的俏脸倒先羞红了。打那以后，发旺哥再也不说这个闺女、那个闺女叫狗日了那些话了。有人打趣他：“发旺，再碰到打红洋伞的，你还想日弄不？”发旺哥一定会愠怒地说：“甭胡 说，让你妹子打个红洋伞试试。”
发旺哥的嘴赖有嘴赖的好处，他的两个女儿就不像孙乃社的女儿那样封建。两个女孩从小在他的熏陶下，脸皮比同龄的姑娘们要厚一些，对于男女之事要懂得早一些。特别是那个长得最好看的刘玉娜，上到小学五年级，就开始谈恋爱。到了哪里，都有一大群男孩子宠着她，为她吃醋，为她大打出手。在这种情况下，刘玉娜对所有的男孩子的脾气摸透了，让他们像众星捧月一样地对待她，算不上谈恋爱，只觉得好玩儿。在她的手里，抓了一大把男孩子，稍微有一两个近一点的，她也是谈一个，甩一个，让那些孩子伤心欲绝，可她却像从来没有什么波折一样，始终保持着一颗纯真的心灵。
有人总结出一条规律说，凡是考上大学的女孩子，没有几个姿色特别好的。这话有点伤众，会让女大学生们无地自容的。其实女大学生们，完全没有必要自怨自艾，每个女人都有自己动人之处，都有自己动人的时期。拿这个规律套在刘玉娜身上，倒是最贴切不过。她不能够延续学业，就是因为她长得太好了，整天被男孩子们捧瞎了，惯坏了，生活的阳光，灿烂得让她无心读书。刘玉娜的历任教师都这样评价说：“可惜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要是学习好，那就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老天爷从来不让任何人完美无缺，刘玉娜在小学上了六年，在初中上了五年，一口气上了十一年学，在孙丙豪第二次回乡的头一年下了学。在这十一个年头里，她出落成了一个大姑娘，到底没有学到多少知识，只练就了一套降服男人的手段。要是现在去参加选美比赛，我敢保证，形象分一定是最高分，知识分恐怕要差得远。
相比之下，玉娜的姐姐刘玉芹，内向一些，柔中有刚，她妈说她“这闺女心里装事儿”。她知道自己不是上学的那块料儿，初中毕业后，说啥也不上学了，在家里倒是她妈的好帮手。在妹妹玉娜下学的那一年，玉芹与邻村一个会开汽车的现役军人定了亲。若按发旺哥和老婆常桂的意思，本来是想拜托凤姑的二姑，给她找一个城里人做亲戚，可玉芹说啥也不同意，对她爹妈说：“城里人咋着？下岗失业了捡白菜帮子吃，还不如种地牢靠。”等那个兵哥哥托人来说媒时，刘玉娜给发旺哥他们两口子，说出了她姐姐的秘密。原来这个小伙子，是刘玉芹的同学，两个人有一个秘密通道，早就有书信来往。这个真相被妹妹披露以后，发旺哥两口子相当开通，依了女儿的心愿。
刘玉娜不上学以后，家里时常收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来信。这些来信的字迹并不相同，显然写这种信的男孩子很多，这要是让老学究孙乃社知道了，一定会说，“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到了谈婚论嫁年龄阶段的孩子们，必然经历的一个生命过程。对于这些信件，只要被常桂发现了，一定要把它藏起来，不让女儿看到，免得重蹈她姐姐的覆辙。其实，这种做法是多余的，在刘玉娜玲珑剔透的小心眼里，对爱情的追求，兴奋而朦胧。直觉告诉她，那些学习好的男孩子，前途无量，自己长得再俊，也配不上他们。至于整天围绕她转的那一些小伙子，都没有多大出息。他们给她写的恋爱信，用到的那些热烈的言辞，都是从港台流行歌曲中抄来的歌词。这些歌词她自己就会背不少，有时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