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蹿了很高。其余卖烟的群众，同样十分生气，立即与刘继县一道，同这个过磅员吵了起来。烟站站长亲自出面维持秩序，一看这阵势，感到众怒难犯，连忙把这个过磅员撤了，另换了一个过磅员，扣的水分和杂质少了一些，这才平息了事态。
邻近的县，收购烟叶比我们宽松。他们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让他们的烟站，收购烟叶的级别比我们这里低，收购价格却比我们这里高，这就有了利润空间。到了收购季节，烟贩子们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走村串户，把群众刚刚拣好的烟叶，用与我们烟站差不多的价格收购。种烟的人家乐意这么做，尽管没有卖上好价钱，毕竟少跑了一趟路。
烟贩们翻山越岭，不辞劳苦，到邻县去赚差价。连高恩典他们几个收购破烂的小贩，也临时加入了烟贩子的行列。也有的人因为自己种的烟多，值得跑出去卖，就亲自把拣好的烟叶打包，运出境去。到了那里，卖烟人很受欢迎，烟叶能够卖上价钱不说，人家当地政府专门安排人员接待他们，管茶喝，管饭吃。我的乡亲们始终弄不明白，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人家那里比我们这里收得好？“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不愿意把辛苦得到的成果卖个高价钱？所以，消息很快传遍了全乡，我们这里所有离外县近的村子，大量的烟叶外流，再也没有人到高楼街上的烟站去卖烟了。
这情况被乡领导知道后，引起了高度重视。这还了得，跑掉了一捆烟，就等于几十块钱的烟税白白损失了！于是，乡领导快速反应，赶紧抽调精兵强将，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同这些烟贩子展开了一场游击战争。
刘继昆乡长包的是东管理区，自然责无旁贷，他带了几十个乡机关工作人员，分兵几路，把守在各个要道口，见到烟贩子，把他们所背的烟叶一律没收。没收到的烟叶，给小分队成员百分之二十提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家逮烟贩子的积极性非常高。可是，烟贩子们与小分队就好像动画片《猫和老鼠》一样，你有你的打法，我有我的躲法，在青纱帐里与小分队捉起了迷藏。他们昼伏夜出，神出鬼没，看见小分队的人员，立刻机警地躲在苞谷棵里、高粱地里，迂回前进。到了山上，专拣没有路的地方走。小分队的人员了解到这个动向后，也赶紧改变战术，放开大路，占领两厢。那些狡猾的烟贩子，反而大摇大摆地从较好的路上向外飞奔，出了县界，你小分队就无可奈何了。可惜那个时候还没有传呼机、手机这些玩意儿，要是有这些，烟贩子们更能够如虎添翼，坚壁清野反扫荡，让你根本捉不到他们。就这样，能够让小分队逮住的烟贩子虽然不少，没收的烟叶也不少，到底没有流失的多，一季子下来，乡里少说也要损失百十万元的烟税。
到了秋末，又一轮落实烟叶面积时，乡村干部遇到了更大的阻力。乡领导们开了几道会议，研究促使农民种烟的有效办法。只要精神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经过数次研究后，书记、乡长下了最大决心，想出了高招儿、奇招儿和妙招儿，要求各村跟群众签订种烟合同。分配给谁家的烟叶面积，如果不种，过罢年按亩产量折算成烟税，当做“违约金”上缴。书记向机关干部和村干部解释说：“实行区域化种植，调整种植业结构，是上级的明确要求。我们处在烟叶生产区，强调群众种烟是理所应当的。再说，乡里没有其他收入来源，如果放弃了种烟，干部、职工、教师的工资从哪里来？我们必须痛下决心，背水一战，坚决把种烟面积落到实处，实在不行，也要按面积把烟税收缴上来。”
乡里印制了几十捆合同，分给各行政村，让村里对准千家万户签订。合同上注明，如果不种烟，应当上缴多少“种烟违约金”。这个办法，用现在的话说，显然是“霸王条款”，乡里和村里的干部本来就是霸王，让群众签这种合同，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命令一下，多数群众已经对种烟叶非常厌倦，乖乖地把“违约金”违心地缴了。谁知就在收缴到一多半时，有些烟农从中央文件中找到了依据，坚决顶着，不签合同，也不缴“违约金”。这事儿一直拖到了第二年春上育苗的时候，村里把这些群众逼急了，他们开着小拖拉机，拉上好多人，到乡政府去闹。政府领导吓唬他们，振振有词地说：“让你们签合同你们不签，是违背了区域化种植的政策。签了合同，合同是什么？合同是法律，不落实种烟面积，就是违法行为。违背了政策，违了法，还要聚众闹事儿，更是‘文革’遗风，是无政府主义表现！”
烟农们不吃这一套，你不给解决问题，我们向上闹。于是又和其他村的烟农组成了几百人上访团，开进了县城，围住了县政府的大门。这其中，就有我们村的下台干部刘继先。
县里领导出面，安抚了群众，让他们回去，等候处理结果。随后，县里的领导们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乡领导的做法，责成他们尽快解决矛盾，稳定大局。
已经缴过钱的群众听说官司打赢了，也纷纷找大队干部，要求退钱。村干部说，这钱都上缴了，我们上哪里去退？群众就到乡里要钱，乡里已经把这一笔钱，在年终时给干部、职工和教师们发了工资。吃过饭、拉过屎的事情，乡里又没有印票子机器，窑里倒不出柴火。这事情从此拖了下来，乡亲们知道，闹也是白闹，就没有继续鼓劲儿上访。但是，到了麦季，在村组收缴统筹提留款时，群众以此为理由，顶着不缴，留下了很高的工作茬子。乡干部们明显感到，从此以后，他们推行任何工作，都会遇上强大的阻力。现在的老百姓越来越不听话了，越来越难以管理了。乡村两级干部们，都盼望深化农村改革，强化“统”的功能，重新回到大集体的那个年代。
大集体的回归显然是不可能了，孙丙豪夫妇却从台湾回归大陆了。
第55节 回归
孙丙豪夫妇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时，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涂有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字样的大型客机，是不可能直飞祖国大陆的，而是飞向了香港启德机场。为了转机，两口子不得不在香港，整整逗留了十六个钟头四十七分钟五十一秒，通过了第二次烦琐的验关手续，终于坐在了香港通往郑州的客机上。这架飞机悠悠地转到跑道上，调顺了身子，突然动劲儿，发出了嗡嗡的轰鸣声，机翼闪动着，强力加速，直插蓝天。就在离地的那一刻，孙丙豪看了看手腕上的那块瑞士表，就是上边说的那个时间。
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啊，打扮得像个小姑娘一样，看不出实际年龄的夫人，用小牛角梳子，一遍遍地为孙丙豪梳理着稀疏花白的头发，把孙丙豪抚弄得心情更加亢奋，脑海中一直浮现出当年小妹妹孙转抱着他的腿不让他走的场景，那是多么叫人难割难舍的一幕。人家毛泽东主席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回归故园用了三十二年时间。孙丙豪为了这一天，所用的时间更长，算起来，整整用了四十一年三个月零十七天时间。
妹妹孙转在郑州机场接到了他们，与哥哥相拥大哭，孙丙豪夫人和孙转的丈夫眼含热泪，站在一边一直看着兄妹二人哭足哭够。本来，孙转两口子打算和哥嫂坐公共大巴回到县城，再转车回高楼街，孙丙豪却要包一辆出租车，说这样做，主要是方便带回大大小小的一堆包裹。孙转认为那个司机要价太高，孙丙豪却说不贵不贵，比台湾便宜多了。就这样，他们依然顺着当年孙丙豪和十三军一起逃亡的107国道，迤逦向西南奔去。当然，现在的107国道已经不是土路，而是柏油路面，汽车跑起来，只用了四个多小时，就回到了高楼街。一路上，孙丙豪不住地叹息，变化太大了，远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安顿下来后，孙转家比东京还热闹，另两个妹妹和家人早已在这里等候，堂弟孙乃社和儿子当然也少不了在此，他们把阶级斗争中划清的界限，模糊成了最亲的亲人。街上看热闹的邻居们，来了一拨又一拨。县委统战部曹部长，带着县里小报的女记者也闻讯赶来，在高楼乡书记陪同下，与孙丙豪先生接上了头。孙丙豪先生半是感动，半是忐忑不安，不停地向人们打恭，敬请“曹长官自便”。曹部长已经接待过好几批台湾返乡人员，深刻理解从台湾第一次归来人的心情，练就了一套十分熟练的统战手段，与孙丙豪先生商定了陪同孙丙豪回马寨的事宜后，和一干儿人等回到乡机关打牌、喝酒去了。
孙丙豪夫妇给亲戚们分发了携带的礼品，主要是电子表、尼龙丝光袜和打火机，人人都有一份。一群孩子很喜欢这种黑色塑料壳的电子表，从上边的方块液晶显示屏上，一下子就能够读出时间来。还有一种让盲人用的电子表，一按上边的一个三角键，会发出公鸡打鸣的叫声，随后报出即时的时刻。打火机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气体打火机，比当时群众用的汽油打火机好多了，一拨齿轮，百发百中。也有十几个防风的电子打火机，按下开关，会蹿出蓝色的火焰，这些主要是送给了曹部长、乡领导和村干部。
让孙丙豪后悔的是，他们把在台湾不用的许多衣服带了回来，满满的三大包袱，满以为这才是最实惠的礼物，谁知亲戚们并不需要这些。孙丙豪看到亲戚们大人小孩衣着光鲜，根本不存在《宝岛日报》上描述的衣衫褴褛、贫穷落后的模样。早知如此，实在没有必要动这么大心思，费这么大劲儿，把一大堆衣物带回来。孙丙豪夫人分发给三家亲戚的红包，厚度略有差别，让另外两个妹妹在肚子里嘀嘀咕咕地猜测起来，她们对小妹妹孙转的过分热情有点嫉妒。这种嫉妒的表情不好遮掩，让孙丙豪太太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第二天，孙丙豪夫妇坐着曹部长带来的白色“伏尔加”汽车，其他亲戚坐着手扶拖拉机，回到了阔别四十一年的马寨村。道路是新修过的，曾经在我们马寨当过小公社党委书记的曹部长，差一点认不得道路。孙丙豪回到老家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去了他父母的坟上，凭吊了那个草色青青的土包子。围绕他们的人们都以为孙丙豪会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其实没有，孙丙豪只是面无表情地站在父母的墓前，深深地鞠了三个躬，长久地盯着坟墓，呆呆地站立在那里。他夫人急忙让几个外甥折了一些松树枝子，编织了一个花圈，放在了坟墓的下方。
中午，在孙乃社的家里，待了十六桌客，县里来的曹部长、记者和村组干部，还有姓孙的大人小孩，乱哄哄地坐满了半条街。事前，孙丙豪给他乃社叔了一笔不菲的资金，酒席办得比刘庆典那次嫁出刘继苹时还要丰盛。刘庆典知道孙乃社没有什么组织能力，主动当起了“大肇”的角色，帮助维持秩序，安排座位，弄得井井有条。孙丙豪让孙乃社把“乃”字辈、“丙”字辈和“松”字辈的亲属们一个一个地介绍给他，用金派克笔，在一个装帧精美的小本子上，认真地记了下来。记着记着，皱起了眉头，不经意间，说怎么下辈的孩子们名字起得这么乱，很不好记清是哪一辈人。孙乃社得了这话，立刻大声宣布，今后，孙家的后代一定要按“字派” 起名，不能乱套。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后，其他各种姓氏的人从此都对“字派”重视起来。
席间，根据孙丙豪较早的安排，特意让孙乃社把孙二孬和刚刚在唐都市人民医院工作的孙丫丫叫来，坐在他的身旁。孙二孬兄妹有点拘束，不知道这个堂兄是什么意思。孙丙豪把他们兄妹叫到一边，潸然泪下，对他们说，我们虽然不是血亲，但你们妈妈陪伴过我的父亲，你们两个就是我的亲兄妹。我给你们留下一点钱，你们要好好地过日子。今后，我还会关照和接济你们。这些话，叫孙二孬十分感动，说啥也不接孙丙豪送给他们的花花绿绿的美元。孙二孬说：“大哥，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现在生意越做越大，不缺钱花，只要你在台湾过得好，身体健康，我们在家里就放心了。”孙丙豪执意要把钱送出去，孙二孬只得接了下来，对孙丙豪说：“这样办，这点钱我就给妹妹留着，在唐都市给她买套房子，让她永远记着这是大哥给她的。”孙丫丫也甜甜地叫着这个能够当爷爷的大哥，表示了诚挚的感谢。
也不知是因为孙丙豪的母亲临终时是住在小妹妹孙转家，还是孙转曾经告诉过他两个姐家早年与妈妈划清界限，很少来往的缘故，或者是孙转和他联系上最早，以及其他什么原因，另两个妹妹虽然向哥哥没有少诉说哭穷，说自己家里娶媳妇、盖房子，欠了一屁股的债，孙丙豪都是似听不听的，没有任何表示，这让两个妹妹很失望。而且，孙丙豪夫妇到另两个妹妹家里，只是蜻蜓点水，吃了一顿饭，就赶回了高楼街孙转家里。三个妹妹之间就生了不少嫌隙，别别扭扭地生分了好几年。到了孙丙豪第二次返乡，为父母立碑的时候，那是又过了七八年以后的事情。各家的家境都比孙丙豪第一次回来时好多了，亲情到底是占上风的，姊妹们依然相互走动，所有不冒烟儿的恩怨，消解得无影无踪。
卸去了浓浓乡愁的孙丙豪，感触最深的是家乡的巨大变化。孙丙豪想，百年以后，能让孩子们把自己的骨灰送回来，埋在父母的脚下，才能了却自己最后的夙愿。
第56节 生意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老百姓的生活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们不再以红薯为主食了，一年四季吃的都是白面。在高楼乡高中读书的学生们，连粮食都不用带，拿一个乡粮站办的面粉厂存粮条子，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这一点，让杜思宝他们那一代人感慨万千，自叹弗如。因为在他们到高楼乡上初中的那阵子，每周都要回家背红薯，近二十里地，脖颈压得红红的，两天都缓不过来劲儿。到了学校，红薯就是主食，学生们用网兜兜着，或者用粗铁丝串着，掏二分钱的加工费，交给食堂，放在大蒸笼里蒸熟了，再配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就打发了肚子。许多学生没有吃过菜，就是能够吃菜的，也都是一分钱一调羹的酱豆。他们常常记起，就是这样的伙食，家里人也不肯放开量去吃，他们上学在外，比在家里吃得还多一些。
另外村里还发生了最大的变化，那就是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些政治帽子以后，原来处在这类阶层的人们，仿佛拨开云雾，见到了青天。
元叔从来没有戴过帽子，但戴在他母亲头上的帽子，实际上是他戴着的。母亲活着的时候，他在别人眼中，不过是个“地主羔子”，他母亲去世了，他仍然脱不了地主出身的身份。因为不再划分阶级成分后，虽然统称“村民”了，但“身份”与“成分”是两码事儿，不是立刻就能变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元叔的聪明、勤劳和与世无争，本身就体现了一种高贵的人格。在阶级斗争的年代里，寨子里大多数人不仅没有歧视他，倒很尊重他，同情他。到了80年代以后，随着他家的小日子越过越好，又乐于助人，大家更加高看他了。渐渐地，自卑的元叔成了寨子里一些群众的主心骨，许多人对种什么庄稼，做什么生意，都要找到元叔“论证”一下，做起来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