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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冬一春，这条路终于修好了。路一好，有的人家率先买了架子车（平板车）。这种新型的运输工具，在我们山里，过去很少见，除了修小铁路的人用过外，其他人没有用过。住在寨外的胡顺昌，比较早地买了一辆架子车，爱惜得了不得，谁要去借用一下，他都舍不得，说出一大堆的毛病，让人家失望而去。有时碍于邻居们的面子，不得不让人家用时，他就说，这东西娇嫩，你们不会拉，不好掌把儿，我去给你们拉去！只有亲自给人家拉东西时，他才放心，到了转弯的时候，他总是要绕很大的圈子，说是怕拐得猛了，会挤烂钢套里边的“钢子”（钢套就是轴承的俗称）。
正像乡里领导们的口头禅：“要想富，先修路。”路一修好，好几个村组干部率先富了起来。富起来的标志是，他们都买了“电驴子”，就是屁股后会冒烟的摩托车。若在以前，走路去高楼街用的时间和骑自行车差不多，没有三个钟头到不了。现在，走路仍然需要三个钟头，骑自行车只需要一个钟头，若骑着“电驴子”，二十几分钟就到了，这几个年轻一点的村组干部，有时候到了小晌午，互相约一下，“突突突”地就走了，下午回来，一个个醉醺醺的。没有多久，几辆摩托车摔得少皮没毛的。七组的组长脸摔烂了，胳膊摔折了，在乡卫生院里，缠着一头绷带，打着石膏，住了四十多天医院。
这几个干部经常到高楼街下馆子吃饭，和那里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打情骂俏的情况，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在刘继先的操纵下，狼叔的二儿子刘继省和几个好事的人，仔细地算了算，说什么也不相信群众集资的钱全部用到了路上。于是，就到村部，强烈要求村干部把集资款的用项公开一下。这可惹恼了刘庆典，他出来呵斥这几个人说：“咋，想咬蛋哩？有啥好算的，有本事你们告老子去！”这些话，真的把这几个人惹火了，他们几个一商量，动员全寨子群众去上访告状，扬言说，谁要是不去，查清了，退钱时，没有谁的！于是，一群人跑到高楼乡把几个村干部告上了。打这一天起，寨子里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再也没有了以往安定的日子。
第51节 告状
粉碎“四人帮”以后，刘继先就没有好日子过。先是作为帮派分子，把革委会主任的头衔撸掉了，后是女人和他离了婚，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刘继先很怀念自己那些风光的日子，认定这都是刘庆典坑害了他，经常骂大街，把刘庆典的祖孙几代，当然也是他自己的祖宗几代，骂遍了。终于惹恼了刘庆典，组织人整理了他的劣迹，让公安局把他抓走，劳教了半年时间。
从劳教所出来以后，刘继先安生了好多年，一个人过着寡淡的日子，人不人，鬼不鬼的。他自己解嘲说：“老子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饥，出了门，不怕饿死小板凳。”再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他就经常混迹于各种赌博场合。没有了钱，就偷，有了钱，就去赌。有时输急了，欠人家的赌债还不起时，让人家打一顿了事。因为他的赌技高超，又有几个铁杆赌友，合伙宰了不少“冤大头”，倒也不至于穷困潦倒。个别时候，逮着一头“肥猪”，一夜之间突然暴富，立即花钱大吃大喝，找一些不正经的女人鬼混。
从那次接受劳教回来以后，他就和刘庆典结下了仇。他认为，这个堂叔薄情寡义，翻脸不认人，多少次想整刘庆典，只是没有机会。这次修路集资的一开始，他就留意，记了小账本，看到群众有这么大的意见，他以为机会来到了，就把狼叔的儿子刘继省叫去，算了一笔细账，越算越觉得，这里边的漏洞很大。于是，他俩串通了一部分人，把火烧了起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组织了二百多个群众到了乡政府，要求领导解决马寨村的问题。并且扬言，乡里解决不好，到县里闹，县里解决不好，就上县以上告状。那时候，上级要求，稳定压倒一切，这么多人聚集乡里，可把领导们急坏了，一边打电话让刘庆典来乡里领人，一边给发了馒头，安抚群众。主抓稳定工作的副书记亲自出面，与激情汹涌的群众对话，代表书记表态说，一定要把马寨村的问题查清楚，给群众一个说法。
刘庆典接到电话以后，气得脸铁青，带了几个村干部，赶到了乡里。一看这阵势，没有敢上前去劝解。等人群散后，才到书记、乡长处请罪。书记非常恼火，逮着刘庆典狠狠地熊了一顿，书记说：“你还是一个鸡巴老同志，一点政治敏锐性都没有，竟然让村里出了这么大问题！谁家的孩子谁抱走，你村里出了问题，就得由你负责，一定要把事态给我平息下去！”乡长也说：“现在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一点矛盾就会引起大上访，你这个村闹事儿了，说不定其他村也会跟着闹事儿，捂都捂不住。像这样闹下去，乡机关里还办不办公？经济还发不发展？我们已经跟县里签订了稳定工作的责任状，搞不好是下不了台的。书记和我商量了，哪个村出了问题，先拿你们是问。老刘，我相信你能够做好矛盾化解工作，再不能让这么多人来闹事儿了。”刘庆典说：“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村里有几个横梁棍，吃饱了撑得没事干，才聚众闹事儿。请领导放心，我们回去一定处理好这件事情。”
从书记处出来，刘庆典请乡纪检书记到高楼街最好的饭店“小洞天”撮了一顿。席间，刘庆典倒了满满的一大杯，差不多有半斤酒，自己先饮了下去，说是先喝为敬，然后向纪检书记敬酒。纪检书记一看这么多，说啥也不喝，刘庆典就让那个外地来的服务小姐搂起上衣，对纪检书记说：“你要是不喝，就得吃一口小姐的奶子！”纪检书记只得说：“我不吃，我喝！”龇牙咧嘴地喝了下去，包公脸霎时间变成了关公。喝到“二八板”上，大家都有点醉意，就开始又吃又喝，乱成一团。就这样，兴致勃勃地喝喝闹闹，亲亲热热地把如何平息马寨村事态的方案敲定了。
紧接着，根据乡主要领导的安排，纪检书记带了乡财政所和农经站的四个人员，驻进了马寨村。这几个人作风严谨、廉洁，不到干部家里吃饭，也不到群众家里吃派饭，由村里供应米面油盐和酒肉，自己起锅灶做饭。把村组的账目全部调来，几把算盘“噼里啪啦”的，清理起了村里的财务。
参加清财的几个群众代表，是会同村干部商定后找的，都是些比较听话的老实人。刘继先、刘继省他们几个不依，说这几个“草包”顶个屌用，一定要亲自参加清财班子。几个老实的群众代表，听了这话就不老实了，与他们对骂起来。有的说：“就你们几个能，我们是组织上委派的，你当老子愿意干这出力不讨好的差事！越不让我们干，老子偏要干，看你们能够把老子们的鸡巴咬下来！”纪检书记连忙劝他们说：“不要吵了，再吵再闹也不解决问题，影响团结。继先和继省，不是不让你们参加清财，主要是因为你们几个人的情绪过激，立场不公正，才让你们暂时靠边站。清到底，会给你们一个交代的，如果弄得不好，再提意见不迟。你们应该相信我们，一定会公平地解决你们村里的问题，要是搞不好，我这乡干部算他妈的白当了！”这伙人才半信半疑地等待结果。
结果出来以后，倒也没有多大问题，就是吃喝招待费偏高了一些。其中一个白条，是招待乡水利站工作人员的，喝的白酒和整件的啤酒不说，仅这五个人吃卤肉，就吃了四十二斤。一公布，全寨子炸了窝，纷纷要求退赔。纪检书记报请乡里主要领导们同意以后，高铲低平，让村组干部分别退还了一些不合理开支，平均每口人退了七块多钱，事态终于平息下来。
刘继先和刘继省们，当然对这个结果不满意，说这个结果根本反映不了干部吃喝多占的问题，简直是糊弄群众。然而大多数群众感到小气好生，都是乡里乡亲的，再闹下去不好意思，跟着跑的人立刻见少了。
又过了一段时日，寨子里眼看趋于平静。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刘继先和刘继省分别被一些不知什么人，痛打了一顿。刘继省被打得相对轻一些，刘继先则被打得浑身是血，爬到家里时，天已经大亮了。
刘臭蛋平时很不待见这个赌博鬼哥哥，这时候，到底是弟兄们“打折胳膊袖里接”，见他不成器的哥哥被人打成这样，既心疼，又愤恨。一边请医生为他哥治伤，一边到乡派出所报案。乡派出所来了两个干警，详细询问了笔录。问到刘继先时，刘继先说不上来到底是什么人打的，打他的人蒙着面，只是不停劲儿地猛揍，连一句话也没有说。他知道肯定是因为自己这次组织告状，才得到的报应。因为告的人太多，几乎得罪了所有的村组干部，究竟是谁指使人，办的这种缺德事儿，一时难以瞄准到哪个人头上。
问到刘继省时，这家伙哭得说不出话来。刘继县说他二哥简直是草包一个，一家伙就让人给打怕了。问了半天，刘继省说出的挨打情节，与刘继先没有什么区别，也是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些人下的毒手。派出所的干警说，按你们说的情节，这事儿不好办。
刘继县见难以给他哥刘继省出气，就到乡里打公共汽车，去另一个乡镇找在那里当派出所长的大哥刘继华。刘继华也被本乡的老百姓点干部的麦秸垛、毀干部家的青苗的案件频频发生，破不了案，急得焦头烂额。听了老三刘继县说自己大弟被打，心里如同明镜，脸色却很冷淡。他对二弟说：“打他不亏他，谁让他好惹事儿？我一想起咱爹的绰号叫‘狼’，就气不打一处来。到咱这一辈，这门风应当改一改了，你回去告诉你二哥，以后再也不要惹是生非了。”刘继县叫大哥给高楼乡派出所打个电话关照一下，刘继华说：“算了，不用打他们也知道你们是我的亲兄弟，自然会处理好的。”刘继县看大哥竟是这个态度，心里很凉，觉得无怪乎人们常说，谁变蝎子谁蜇人，看看大哥那个样儿，当上官就没有亲兄弟了。
高楼乡派出所的干警确实努力进行了侦破，搞了十多天也没有搞出个所以然来，乡里突发的治安案件日益增多，到处都像救火一样，就撤了回去，事情终于不了了之。
刘继省确实被吓怕了，不敢再出头露面告状。刘继先越想越生气，想来想去，最后把矛头对准了刘庆典。他一边养伤，一边搜集整理告刘庆典的材料，列出了刘庆典的十大罪状。待伤势好一点以后，就到县里告状去了。寨子里的群众一方面在暗地里很同情刘继先，另一方面，知道这是刘姓家里的窝里斗，没有人敢招惹他们。
这个年头，老百姓的肚子里也不知吃了啥药，会生出一种怨气。我们马寨的老少爷儿们，跟外村的乡亲们一样，不仅对我们那里的村组干部生气，也对上级领导有气。他们说中央的经是好经，硬是让下边的“歪嘴子和尚”念歪了。大家的气无处可撒，于是，想方设法给上级领导对急。
第52节 七所八站
刘继昆的抽象思维能力不怎么样，拿着数学专业毕业的文凭，可他却是个画画儿的。他的形象思维能力也不怎么样，画出的画儿，还不如县文化馆那些自学成才的人画的好。他在县文化馆工作期间，同事们笑他是“数学系毕业的画家”，说他是当代的达·芬奇，你不要以为这是奉承他，其中的含义，多半是挖苦。
不会微积分，不会画画儿，不见得不会当官。刘继昆在个人进步方面的脑子却比许多人强。他在省里的那所师范学院当工农兵学员时，为了调剂专业，提着烟酒找了系主任，系主任非常卖力地为他办事，让他从此明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要想事办好，送礼不能少。”他从理论上总结出，自己向上爬的运作过程，面对的是一台社会大机器，在这台大机器上，有一些齿轮、轴承，处在非常关键的部位上，必须经常“膏油”，才能润滑，快速转动。不然，就会生锈，怎么也玩不转。琢磨透了这个道理以后，他在送礼方面的研究，颇有心得，颇有成效。
刘继昆到文化馆刚刚开始工作，没有掂起画笔画一幅画，就立即开始给局领导送礼，不久就换到了一顶股长的帽子，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螺丝钉。接着，继续往上送礼，不几年就当上了文化局的副局长，成了这架社会机器上的齿轮和轴承，就有人开始给他有所表示了，送礼和收礼达到了动态平衡状态。副局长当了两年多一点，他觉得文化局是个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必须得跳出去。于是，加大了送礼的力度，加高了送礼的层次。
功夫不负有心人，刘继昆终于被组织上安排到我们高楼乡当上了副乡长，分管财政所、税务所、村建土地所、民政所等几个要害部门。刘副乡长比抓农业的副乡长名次靠后，却比那个副乡长管的水利站、畜牧站、农机站和农业技术推广站要实惠一些。当然，又比不上管计生办的副乡级领导。他妈兰秀娟比他爹刘庆玺更能洞察一切，对刘继昆说：“这样好，你要好好做事儿。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你能够管这几个站所，就是有权，有了权，不愁没有人巴结。”
在我们马寨是个小公社的时候，干部们很少，不过只有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和通信员小李那么几个人。现在社会发展了，事业壮大了，社会分工明细了，管理社会的责任就得有好多人承担。乡里的领导一大群，书记、副书记、乡长、副乡长、人大主席、政协联络员有二十多个，党委办、政府办、乡镇企业办等内设机构十来个。
政府下边，还有乡直二三十个部门，说是七所八站，那只是一种集约化了的称呼。也许，在公社改称乡镇阶段，算起来就有七所八站。后来，职能部门越来越多，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来一个。有的是从原来设立的部门中分出来的，就像细胞分裂；有的是新成立的，就像细胞增殖。如烟叶办公室、林果办公室，就是从农业口分出来的，专门强化它们的工作职能。而保险站、水稻办都是新成立的单位。反正只要工作需要，就会分生出一个部门。这一点，我们看小说的不一定弄得清楚，我们那里的群众比我们清楚，当然，也有把他们搞糊涂的时候。
安排在这些部门的头头，都是在乡里干了一段时间的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给一个部门，就算是提拔重用。村里退下来的支部书记们，如果没有办法安置，乡里领导就想办法把他们安插在乡直部门，表示对他们多少年来为革命辛勤工作的安慰。
有了神，就得设庙，有了庙，就得有小鬼。于是，七大妗子八大姨就被招聘进来，成了乡里不在编的干部。遇到了机会，可以转正；没有机会时，照样可以领到工资，反正比我们当农民的强得多。县里和乡里已经分灶吃饭了，乡里没有多少税收，连正式干部的工资都不能保证。对这么多的人员，乡财政是拿不出来钱来养活的，这不要紧，反正各自都带了一双爪子，自己挠食儿吃。
我们寨子里的刘八爷的儿子刘庆奎进了司法所，孙二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