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家家户户分了地，不二年，吃红薯干面做成的黑面馍，就成了过去。老话说，“衣食足，知荣辱”。寨子里的几个老年人开始活跃起来，各姓氏都有人牵头搞起了续家谱。在这些老人看来，如果不办这种事儿，就好像对不起老祖宗似的。
在我们马寨，大姓氏的是孙、刘两家，一直没有乱派。如孙乃器、孙乃社是孙家的一代人，是“乃”字辈；下一代是孙丙豪、孙丙印等，是“丙”字辈；再下一代是孙松寅、孙松涛等，是“松”字辈。孙二孬就叫孙丙贵，只有他割过牛舌头的爹一直叫孙满仓，其实大名也叫孙乃祥。
刘家刘大爷他们堂兄弟十几个，用的字“派”是“立”字，到刘庆典一辈人用的是“庆”字，下一辈人用的是“继”字。也有例外的情况，比如贵亭叔，本来与刘庆典一辈，他的儿子春生应该是“继”字辈，但他们好像都没有大号，反正即使有，也没有叫响过。
杜家原来没有字“派”，七太爷他们都是随意起的名字。杜思宝的爷爷杜兴和弟弟杜旺商量后，开始立了规矩。他们动员了自己脑细胞里边所有的文化知识，参考了乡里乡亲们中用过的最好字眼儿，在他们的下一辈用了“凤”字，于是有了杜凤翔、杜凤梧和杜凤桐。由于经常缺吃少穿，杜兴给杜凤翔的两个儿子起了“小宝” 和“小暖”后，杜凤梧有了儿子小磊。这时，杜旺下世了，他儿子杜凤桐又远在千里之外当工人，杜兴没人可以商量，就自己想，人得有个盼头，所以决定让孙子辈用“思”字。得到了温饱以后，下一代一定不能再过苦日子了，再往下代传，用“长、久”，等等。
发生这些续家谱、排字“派”的风气，是在杜思磊拐走刘继宗的媳妇那一年开始兴盛的，当然与杜思磊有没有拐走刘继宗的媳妇无关，也不尽然是因为吃饱饭以后发生的。被镇压的老财主孙乃器的儿子孙丙豪从台湾回来探亲，应该属于一个很重要的诱因。
第42节 收音机
孙丙豪同他的小妹妹孙转联系上，是在1982年。这里边的曲折，难以一言尽述。
孙丙豪走的时候是在1948年，那年他刚刚满二十一岁。这个财主家的儿子，当时在省会汴梁城，历史上又叫“东京”，也就是现在的开封市，读高中二年级。我们寨子里的群众，听到哪里吵吵闹闹的时候，就会说：“干啥呀，热闹‘东京’的！”这里的“东京”，绝对不是指日本的东京，而是指的古都汴梁城。历史上的汴梁，是繁华的都市，热闹非凡。到了宋朝，是朝廷老子居住的地方，进入鼎盛时期，你可以从《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当时热闹的景象。
然而，这地方真正最热闹的时候，要数解放开封的那几天。解放军隆隆的枪炮声，整整响了三天三夜，把城墙轰开十几处缺口以后，留守在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十三军残部，兵败如山倒，丢盔弃甲，竟然把一部分为了扩充兵员，临时征集的高中学生裹挟在里边，不战而逃。
这一批败兵，顺着大路，跑到了现在的107国道上，向西南逃窜。在他们裹挟的学生中，就有孙丙豪和他的同学们，他们都是些家境好的人家的孩子，不然，肯定没有钱跑到省城，上全省为数极少的高级中学。这些青年人，在这种情况下，跟着国民党军队残部跑，大多数属于自愿的性质。中途，也有的人脱队回家，军队里长官们并不难为他们，随他们的便。最坚定地跟着部队走的学生，有的是豫北人，那里已经解放，他们断了接济，知道已经无家可归。有的学生铁心要当兵，跟着国民党走。
当十三军残部狼狈地跑到西乡赵集的时候，又与挺进大别山的李先念部队遭遇上了，这股溃不成军的残部边打边撤，折转身向东南逃窜，一直窜到了我们马寨，才得到暂时的喘息。我们那里的群众对这一幕，记忆非常深刻。多年以后，他们讥讽那些带狼狈相的人，常常形容说，“看你那糟样子，跟打垮的十三军一样”，出处就在这里。
跑得衣衫褴褛的孙丙豪，神奇地回到家里，母子俩抱头痛哭。母亲没有抱怨兵荒马乱，却向他哭诉了他父亲孙乃器，花三十块大洋买了一个小老婆的事情，这小老婆就是后来上吊而死的胡荣花。这些家庭变故，让年轻的孙丙豪怒火中烧，说啥也不在家里待了。但他在威严的父亲面前不敢说什么，他只是唯唯诺诺地说，要跟着部队走。他爹孙乃器冷峻地说：“孩子，你走吧，无论如何，也要保全自己的性命。你是我们孙家的根子。”
孙乃器知道自己面临着一场大劫难，恐怕难以逃脱。为了保全儿子的性命和前程，他专门请十三军的头领吃了顿饭，送了人家两根金条。那个十三军头领拍着胸脯担保说，孙大哥，请你一百个放心，你的孩子交给我了，我一定会把孩子带好。
临出发的时候，孙丙豪最小的妹妹孙转五岁了，抱着哥哥的腿哭着不让走，孙丙豪抱起妹妹，亲了亲泪脸蛋儿，毅然决然地走了。就是这么一个亲吻，让妹妹永远记下了哥哥的样子，也让孙丙豪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亲人。
后来，孙转的两个姐姐出嫁了，在她母亲临死前，把她嫁给了高楼街一个贫农家庭，条件是把孙转母亲一并接来过日子。孙转的母亲到孙转家以后，一病不起，在咽气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小豪，小豪！”孙转当然懂得母亲的心思，她虽然在脑子里想象不到大哥现在的模样，潜意识里却牢牢地记住，有一个也不知道还在不在人世的大哥。
孙转的日子过得不错，大儿子考上了县高中，每当回到家里，孙转就跟他念叨：“你那个丙豪舅舅也不知活着没有？要是能够联系上就好了。”孝顺的儿子很在意母亲的念叨，灵机一动，想起在学校里的黑白电视机里，曾经看到过《海峡之声》节目，知道里边专门辟有《两岸寻亲》栏目，就让母亲出钱，买一台高档收音机，寻找有没有类似的节目。母亲痛快地答应了，给了儿子八十三块钱，买了一台“春雷牌”收音机。一听，果然有类似节目，只不过集中在短波1、2频段，在中波段收听不到。
收音机这东西，在20世纪80年代，很快兴盛起来。最初的起因应当归功于东北的评书演员刘兰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中，有一个评书连播，所有播出的节目中，要数刘兰芳的《岳飞传》，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最大。几个月里，老百姓对刘兰芳播讲的岳飞和岳家军的故事如痴如醉。许多人到了田间地头，还在津津乐道地学着刘兰芳的腔调：“只听得‘嗬朗朗’一声响，从山后杀出来一员猛将，金兀术倒吸一口冷气，我的妈呀……”
这个评书，最初在各家省级电台相继播讲的时候，我家乡里的收音机还不太多，只有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家庭才买了这种玩意儿。到了中午十二点，我们省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刘兰芳评书的时候，好多人挤到这些人的家里，听得入迷，听不完就不回家吃饭。如果漏听了一集，就会留下无穷的遗憾。有收音机的人家，有的人很喜欢大家来听评书，当成一种荣耀，把声音开得很大，招徕乡亲们作为听众。有些人则不喜欢别人来分享这种快乐，一见人来得多了，推说干电池鼓了，向外流白糊糊了，没劲了，故意把声音开得很小，让大家失望。其实没有多久，挤到这些家里的听众逐渐减少，原来他们也都凑钱买来了收音机。
到了后来，我们山里的收音机，已经相当普及。好多家庭，不是一家一台，而是两个到三个，只有这样，在收听广播的时候，才可以各取所需。城里的小朋友最爱听的“小喇叭广播”，我们山里的孩子们常常听不到，因为在播送的时段上，不是为我们乡下的孩子设置的，等他们放学回家，这个节目早已结束了。牛把们的床头都放着绿白相间外壳的“黄河牌”收音机，他们一边喂着牛，一边听着豫剧，是很惬意的事情。有时躺在床上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把收音机蹬掉在地上是常有的事情。摔得没有声音了，拍一拍又会响了。老百姓说，这收音机不是“黄河牌”，是“震荡牌”。
这种收音机，配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共称“三转一响”，是当时时髦的陪嫁物品。不同的是，同为“三转一响”，品牌不一样，档次也不一样。比如收音机，上海产的“春雷牌”就比“黄河牌”好了数倍。老百姓用的是大众化的“黄河牌”，只能收听中央一套、二套和地方台的调幅广播信号。少数人用的“春雷牌”，不仅可以收听上述节目，还能搜索到兄弟省市的广播电台节目，而且具有短波1、2频段，拔出不锈钢天线，还能收听到许多听不懂的语言，夜深人静时，连“美国之音”和台湾的广播也能收听到。只不过听不上一两句，“吱吱”啸叫的干扰电流声就把这些反动宣传淹没了，稍微移动一下位置，还能够听到断断续续的广播。这种收音机，另外配有收听立体声调频广播的功能，在省级以上的大城市里可以拨动一个转换开关，收听纯正清晰的节目，可惜我们那里，县城里还没有发射调频信号，有这个功能也用不上。
这就够了。孙转的儿子，从收音机里收听到了寻亲类节目以后，欣喜若狂，根据孙转的嘱咐，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寻亲信：
哥哥，你在哪里？
你的母亲赵大妮、小妹妹孙转、大妹妹孙秀、二妹妹孙巧，日子过得很好，无时无刻不在思念你！你的名字叫孙丙豪，家住在××省××县高楼乡马寨村，盼望你听到广播后，及时给高楼街三组孙转联系。
信中没有说孙丙豪的母亲已经去世，怕的是哥哥伤心或者断了牵挂，不同他们联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很快复信，通知他们，这封信将于某月某日某时播出，播多少次。一家人满怀希望和期待，每天焦急地盼望着孙丙豪的音信。
再说那边的孙丙豪，和很多国民党老兵一样，患有严重的思乡病。他是个高中肄业生，在当时的台湾老兵中，属于知识分子。到了台湾，人才济济，找工作是很困难的事情，他没有其他出路，只好在部队里混，靠饷银过日子，时刻做着“反攻大陆”的准备。那时候，国民党部队兵少将多，升职极其缓慢，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一步一步地熬到了少校军衔。
在刚进入台湾的前几年，小岛上一下子挤了那么多人，还要天天备战，日子并不好过。尤其是男性居多，很不容易找到配偶。孙丙豪到了四十岁时，才娶到了一个山东临沂籍的军官女儿做老婆。这女人出生在台湾，小他二十一岁。退役后，经济情况已经大幅度好转，孙丙豪给一家中型家具厂做管理人员，连同退休金和佣金收入，养活家庭没有问题。
1978年5月，蒋经国接任第六任总统后，采取了开明的政策，逐步解除了党禁，舆论宽松了许多。同时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发展经济，台湾的经济很快起飞了。在这种形势下，那些没有一技之长的台湾老兵，并没有得到实惠，依然贫困潦倒。于是，他们联合起来，掀起了一股请愿浪潮，集中到总统府大闹一场。这些人说：“老子为你们蒋家卖命了一辈子，落下了一身残疾，到现在有家不能回，如果不给补贴，老子就把命交给你们了！”政府为了平息事态，给老兵们发了一大笔补贴。有了这笔钱，这批患有严重思乡病的老兵，试图运用各种途径，跟远在大陆的亲人开始展开顽强曲折的联系。
此时的孙丙豪，已经富了起来，自己开办了一个家具厂，再加上这笔补贴金，更加强化了思乡的信念。娇小依人的夫人，从她的父亲身上，知道思乡病是一种不可救药的顽固疾病，依着丈夫，每天晚上定时收听来自大陆的广播，终于盼来了小妹妹的消息。两岸没有通邮，为了及时联系，孙丙豪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孙转寻亲信以后的第三个月头上，孙转终于从邮递员小蔡手里，收到了来自加拿大秦广远先生转交的一封航空邮件。秦广远先生是孙丙豪的朋友，也是许多台湾老兵的朋友，他是人们永远记在心中的使者，乐意为许多两岸亲人牵线搭桥，为他们办理两岸之间的相互通信联系。
连通国外的航空信封写法，跟国内的习惯很不同，上边的一栏写的是寄信人地址、姓名，中间才是收信人的地址、姓名，地址也是英文。孙转收到的信件，寄信人当然是秦广远，拆开后才知道写信的人是孙丙豪。信中的内容很简单，信笺是宽大的红格子，竖行繁体字：
吾妹孙转台鉴：
那次吻别，一晃四十三年了。哥时刻思念你们。问父母大人好，两个妹妹和家人好，望你通过信封上的地址，把家里的详细情况给我写清楚。哥哥甚念甚念。
兄孙丙豪手
民国××年×月×日
从此双方算联系上了，而且越来越频繁，一直到了孙丙豪回归故乡的那一天。
第43节 单干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我们高楼乡，马寨是起步最晚的一个村。要不是上级强压硬逼，分田到户在马寨是行不通的。当其他行政村的单干风刮起来以后，村支部书记刘庆典带头进行了抵制。支书说：“这是资本主义复辟的信号，我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同他们斗争，坚决不能拉历史的倒车。”最让他想不通的是，其他村的做法，上级竟然装聋作哑，不闻不问。刘庆典非常气愤高楼乡领导的做法，亲自到乡政府质问领导，其他村这么做，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领导们笑着安慰他说：“老刘，不要生气，改革开放了，就是要允许人家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嘛！”刘庆典说：“试个！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马寨坚决不能搞。”领导上也没有勉强他。
后来，省、市、县逐级下达了要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文件，刘庆典把这些文件压下来，不向群众传达。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说什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就是单干嘛。他巴不得上级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遭到革命的大批判，一批批重新上台的老干部再一次下台。这一切，与他当初把刘继先拉下台，欢呼过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拥护改革开放很矛盾，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乡里领导批评他落实上级精神不力，他也不在乎，照样我行我素，坚持不把土地分给群众。
就这样，刘庆典带领我们马寨村，软磨硬抗了一个麦季。其他行政村的群众大囤满、小囤流的，放开肚子吃上了白面馍，我们寨子仅仅勉强完成了公粮任务，群众分到手的粮食比往年还少。出了门的闺女们回娘家，不再提白面馍篮子了，而是送来了一袋袋麦子。比比外村，看看自己，群众们开始不听话起来。况且刘庆典压着的上级文件，报纸上全部登了出来，瞒不过众人眼，三组、七组就不听刘庆典那一套，率先把地分了。其他组也蠢蠢欲动，准备分地。刘庆典终于撑不住劲了，召开了村组干部会议，草草地安排了一下，各村民组呼呼啦啦地就把土地分了个精光。
分地最好的时机应该是在秋收以后，种麦以前，那时候，场光地净，容易操作。可我们马寨分地是在三夏大忙时办的，就有些乱套。各村民组每天都有吵架打架的事情发生，他们把“捞石”砸烂、井绳剁成段儿，全部分了。四组有两户群众，为了一副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