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闹“复辟”的小丑“辫子爷”张勋没有任何瓜葛，留辫子也不是出于对清朝有什么依恋，只不过是因为生活的习惯，才始终舍不得剪下它。
从这条辫子上，可以看到历史的缩影，能够完整地保留到今天，确属不易。按说，告别了末代皇朝以后，辫子的存在就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在闹“三民主义革命”的前期，最激烈的革命行动就是强迫男人剪辫子、女人放小脚，首先革除头和脚的“命”。这样说，并不是笑话，贬低革命的重大意义，而是历史真实。不在那个时代，你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剪辫子、放小脚”的艰巨性。现代人如果有人留条辫子，那要么是艺术家，要么就是疯子，没有男人愿意留头发梳辫子的。可在当时，剪掉辫子却是伤风败俗、辱没祖宗的事情。割掉谁的辫子，这个人就好像从此没法做人了一样，谁也不肯把这条给男人惹出了许多麻烦的辫子主动剪下来。为了制服这种顽症，革命党喊出的口号十分吓人，“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覆巢之下，没有完卵；剪刀之下，没有长辫。举国上下疯了一样，“男剃头、女天足” 的运动轰轰烈烈，扎扎实实。可也奇怪，那一阵子席卷全国的浪潮，竟然没有波及到我们马寨这个深山沟里，当然也没有波及到七太爷的脑袋上。当所有的男人都顺应历史潮流，纷纷剪掉辫子之后，七太爷这条辫子依然完好地保留着，成为一条漏网的鱼。早年串乡的剃头匠们都劝过他，让他剪掉这条世上罕见的辫子，他说什么也不肯。
更厉害的是，到了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大队的几个造反派曾经想在他的头上做一点文章，觉得几辈子人都没有割下来的辫子，到了他们手里，割下来肯定是一种“破四旧立四新”的壮举，就准备采取革命行动，当他们有人已经抓着老人的胳膊，有人已经按下了老人的头，有人挥舞起了剪刀，七太爷痛苦得杀猪一样地嚎叫着，眼看保不住这条辫子时，却被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赶来喝住了。在马寨说话最有权威的刘大爷，掂着长杆烟袋不由分说地敲那些戴着红袖章的造反派的头，气呼呼地骂他们说：“七太爷是咱村里的老人瑞，你们要是剪了他的辫子，就是要了七太爷的老命！当心你们不得好死！”一席话，把几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镇住了，他们怏怏不快地议论了一番，也突然觉得在一个九十多岁的“太岁”头上动土，还不如去揪斗“破鞋女人”孙二孬的妈，意义实在不大。于是，这条辫子的生命力如同他的主人一样顽强，又一次虎口脱险。
七太爷的辫子是清朝历史的活见证，你现在可以在电视连续剧中见到清朝人的辫子，但那些都是假的，七太爷的辫子才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只不过到底年纪不饶人，七太爷头上的头发由稠密变稀疏了，由黑色变成花白，后来全部变白了，小辫子就由油黑的小孩胳膊粗细，变成了现在的白色小猪尾巴，细得可怜。但是，七太爷这条辫子的存在，仍然不失为我们山沟里的另一道风景。本地人早已见怪不怪了，只是外乡人，一看到这里有一个留有辫子的老男人，就一惊一乍的，仿佛看到了前清的遗老遗少，或者是天外来客。通过他们，还有那些走乡村串山沟的货郎的嘴，远远近近地传了出去，经常有人好奇地来看七太爷的辫子，那神情与考古专家们的神情差不了多少。
七太爷失踪后的当天，在这一带各村轮流剃头理发的宋师傅，又轮到了我们这个生产队。宋师傅的到来，是按照人的头发、胡须生长的规律计时的，平均二十多天来这里一次。热天就在一棵大槐树下，下雨天或者冷天，就在生产队的牛屋里，用“顶上”的功夫，干“头等”的事业。
我们这里流传一句歇后语，形容害单相思的人是“剃头的挑子——一头热”，真的很形象。宋师傅的挑子一头是一个凳子，一头是一个破铁皮桶做成的小灶，上面有一个尖底儿的铁锅，用来烧热水。只要宋师傅拢着了火，这生意就开张了。用宋师傅自己的话说，他的工作是“先烧火，后开饭，掂着刀子圆圈儿转”。他四十岁时才娶一个寡妇，那寡妇起初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他就是用这句话把那寡妇唬住，叫那寡妇一时不理解他干的啥活儿。当这个寡妇弄明白他是一个剃头匠后，笑得前仰后合，发现这个人挺幽默，一下子爱上了他，义无反顾地撇下极力反对她改嫁的儿子、女儿，嫁给了一个人们都认为是“下九流” 的剃头匠。
宋师傅是个剃头的老把式，有一手绝活儿。他干活时，先把别人已经用过的快要变凉的水，倒进烧水的盆子里一部分，然后再用一个小葫芦锯成的小瓢，舀起一些烧热的水，注进洗头的盆子里，试试温度正好，就开始用这点反复使用过的混浊的温水，给下一个来剃头的男人洗头、洗嘴巴，烫软了人们的毛发，才好进行下面的程序。
看他干活，是一种享受，所有动作，都有套路，特别是在洗头时，会弄出清脆的“呱唧呱唧” 的响声，有点像吃红薯、豌豆面吃多了的人放屁的声音，又不全像。被洗的人自然舒服，周围的人听起来也十分悦耳。洗完后就要动刀子，他首先在一块鐾刀布上 “噌噌”地打磨几下（鐾刀布，或作庇刀布，又称荡刀布，一种用生土布做成的长条形带子，用来保养剃头刀的刀刃），把剃头刀子整得锋利无比，就开始剃头、刮胡子。在他的手中，耍刀子成为一种艺术，干到兴奋的时候，他能在一片惊呼声中，把剃头刀子抛两尺高，看都不看，接着后翻一下刀刃又刮下去，“刷刷”的一阵响动，来人就由“愣头青”变成了“青头愣”。你要是初次看到，准吓得不敢睁眼。他这活儿做得又快又好，尤其是用锋利的刀子掏人的鼻毛，一点也不会伤了鼻子，手艺非常娴熟。
这种程式化的动作当然不在话下，他还会给来剃头的人按摩、“捏老晕儿”。现在在大城市里，洗头洗脚城林立，而且全是漂亮的小姐，可在那时，别说小姐，就是宋师傅这样的大男人按摩的待遇，一般人也享受不到，只有马寨大队干部和极个别有名望的人才有这种福分。按摩大家都懂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捏老晕儿”真是一种绝活。一个相当疲劳、昏昏欲睡的人，到了宋师傅剃头的凳子上坐下来，宋师傅用双手捏紧他脖颈上某一处动脉血管，不一会儿，这人正在笑嘻嘻的，突然就扯起了呼噜。宋师傅再用手掌猛地击打一下这人的额头，这人就立即醒来，一身的疲劳一扫而光。但是，宋师傅由于不善于使用理发推剪，渐渐地，年轻人不再用他了，跑老远找好的师傅理发，这让宋师傅既伤心，又生气。
在宋师傅到来的这两天里，生产队长贵亭叔，破例允许部分社员晚一些下地干活。但有一条标准，就是你这个人留下来，必须是一头乱发，上工去必须是一头青皮。通过这种安排，能让宋师傅闲不住，很快把全生产队壮年劳力的脑袋打扫一遍。宋师傅忙了两天以后，算算还缺一个人，就问小宝爷爷：“大叔，怎么不见七太爷呢？我还得给他清边哩。”
小宝爷爷很生气地说：“不知这老头跑到哪里去了，别等他了，该干啥干啥吧！”
第4节 马寨公社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七太爷突然失踪了，确实没有在村里引起多大的轰动和震动，人们照样有条不紊，各干其事。趁他失踪的这几天里，我们把其他事情絮叨絮叨。
山乡马寨，处在豫西南伏牛山的腹地里。这是一个相对古老的村寨，建村时不知起于哪个朝代。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处于浅山区与深山区的交界处，在兵荒马乱时，外边的人跑反，可以跑进来避难，深山里的“镗匠”（土匪），也可以前来打家劫舍。所以，在很远的年代，人们为了防范“镗匠”的袭扰，寨子里的头领们，就组织老百姓打了一圈寨墙，还挖有一圈护村的壕沟，叫做寨壕。现在这些壕沟快淤平了，成了母猪们领着一群猪娃“打泥”的地方。土寨墙也已经成了断垣残壁，有一段仍然是寨子里的制高点，“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决定，就是寨子里的上初中的学生回村后，站在寨墙上面的最高处，通过用铁皮卷成的土广播喊出去的。
在山区人口居住普遍分散的情况下，马寨倒是一个不多见的大村子。寨子坐落在群山环抱的一大片开阔地里，所有建筑基本上全是草房，居住有将近两千口人，由于人口相对集中，就成了当地行政、文化的集散地。新中国建立之初，这里成立过小乡，人民公社化以后，又成了一个小小的人民公社所在地。在县里的区域规划图上，注明这里是马寨公社。公社院，也就是公社干部办公的地方，占的是老财主孙乃器的祖宅。孙乃器在解放时被镇压了，他唯一的儿子孙丙豪跟着老蒋去了台湾。孙乃器的祖宅是山里少见的瓦房，门口还有一对石狮子。这对石狮子让小宝他们这些小伙伴，经常在上面骑过来骑过去，烂裤裆、脏屁股和小鸡鸡儿，把石狮子的腰部，磨得发黑发亮。公社的干部并不多，也就是曹书记、胡社长、张武装部长、范治安专干、小李通信员等几个人。
马寨公社下属的第一个生产大队，就是我们马寨大队。大队的干部，大都是刘姓的人，“宛平城里管朝廷”，“近水楼台先得月”，每一茬公社干部们都与他们混得很熟。特别是支书刘庆典，经常和书记、社长在一起，喝县城里酿制的散装红薯干酒，喝醉了以后，就没有了上下之别，互相称兄道弟。因此，马寨的大队干部，与方圆几十里的其他一些生产大队的干部比起来，要有头脸得多。
处在公社所在地的马寨村，乱姓同居，但人口较多的有两大姓，为主的是刘氏，其次是孙姓。历史上，两大家族不断地争斗，恩恩怨怨，世代情仇，了犹未了，不了了之，有时也殃及到其他小姓氏。解放前，孙姓几个头面人物，有地、有钱、有枪，所以占上风。解放以后，姓孙的这几家财主，划成了地主成分，一下子跌入了劣势地位，出了一群“地富反坏”分子，再也没有能力与刘家争锋，刘家就出了一群大小队干部。马寨村年轻一茬人中的“能人”元叔，虽然长得好，有思想，可就是因为姓孙，母亲戴着的那顶四类分子帽子，压得元叔抬不起头来，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娶上媳妇。
那时节，公社通知各大队干部开会，都是“四类分子”的活儿，孙家的几个戴着分子帽子的人，就是公社里通知会议的专干。轮到元叔的母亲通知会议时，是由元叔代劳的，也就是在他往最远处的车辙沟大队送信的过程中，与我们马寨最漂亮的女青年刘凤姑好上了，这是后话。
凡是行政中心，经济就会相对发达一些，文化生活也会相应丰富一些。在公社院外，设有代购代销点，老百姓都称为“双代点”，也称为“合作社”。据说成立之初的启动资金，是让群众按人头摊派的，属于股份性质的经济实体。可是，不管这“合作社”是否赢利，群众谁也没有见到过一分红利。一位伟人曾经论断过，计划经济也有市场，最有力的证据就是这个合作社，“合作社”是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存在的商品经济。就这么一处又收又购的商品交换处，里边的商品也是很贫乏的，主要是一些日常用品，有“洋火”、“洋油”、“洋碱”，连铁钉也叫做“洋钉”，铁桶也叫做“洋桶”，还有必须用按人口分配的布票，才能购买的“洋布”，只有食盐才没有被称作“洋盐”。再加上新型的农机具，叫做“洋犁子”、“洋耙”，这些都冠有“洋”字的物资，是外边世界工业文明对传统的农业文明，带来的最有力的冲击。其实在群众的心目中，这些商品，不一定都是“舶来品”，之所以都叫做“洋”物品，主要是为了区别土生土长的“打火镰子”
与“火煤儿”、点灯用的植物油、洗衣用的“皂角板子”，以及农家妇女纺织成的土棉布，才冠以“洋”字的。这些日用品，不是平均分配的物资，放在柜台内，没有人民币是不可能买走的。特别是火柴、煤油和肥皂，这些生活的必需品，在当时十分短缺。物以稀为贵，谁掌握了这些物资，谁就最有权力。有时，没有头脸的人，根本就不会卖给你，营业员说：“没有。”你就干瞪眼没有办法。就是有头脸的人，要搞上一点，也需要找营业员“开后门”，供销合作社的营业员，由于能够控制这些紧缺物资的分配，手中有权，成了人人羡慕的职业。当时姑娘嫁人，优先选择的有三种人，其中营业员被放在突出地位，其次才是当兵的和司机。
有了商品，就要用钱去买。“双代点”的交换形式还比较原始，群众常说“鸡蛋换盐，两不找钱”，说的就是简单的交易。在当年，群众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产品，获得钞票的途径，不过是卖鸡蛋，养一头猪，卖从山上刨来的草药，以及一年两次生产队里的分配。余粮户可以分到钱，缺粮户往往还要向集体交钱。养鸡与养猪，是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养鸡就是为了换日用品，养猪是为了娶媳妇。不然，有儿有女的人家，只好指望用嫁女儿的彩礼钱，再用来娶媳妇了。
第5节 电影与广播
每过上两三个月，县城里的电影队，就会到马寨公社来放一场电影，我们那里群众叫做“玩电影”。玩电影的场地，通常设在六队的麦场里，那是全大队最开阔的一个麦场，能够容纳最多的群众。这个场地尽管最大，到了放电影时仍然不够大，四乡八堡的群众，早就听说要玩电影，不到天黑就来了，往往银幕后边也站满了人。看到结束时，才点上麻秆火，照着道路、照着溪流中当做桥梁的大石头，摸十几里山路回家。
在玩电影的时候，银幕是用三根楠竹搭起来的，平时不用，就由六队的保管员保管起来。因为怕发电机的响声影响放映效果，发电机就放置在场房屋的后边。由于那个场房是北屋，发电机放在屋后背风，真是个好地方。特别是到了冬天，管发电机的放映员，处在背风处少受罪，可以裹一个军大衣，坐在旁边一边烤火，一边烧红薯吃。放电影的两个人都不傻，一到马寨放电影，争着去管发电机。这让小宝等几个小朋友，无论如何都想不通，为什么不在前边放电影，却争着管发电机？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前边放电影才最好，边放边看，多过瘾！因为他们那时的理想，就是将来当一个放电影的，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影了。只有孙二孬不想当放电影的，他说，自己将来娶一个老婆，让她放电影。别的小朋友问他为什么这么想，他诡秘地一笑说：“只有这样，我才能天天日那些放电影的。”后来，年龄大一点的孩子们知道，孙二孬这么恨放电影的，原因是有一次，放电影的老齐在他家吃派饭后，磨蹭着不走，他妈让他出去玩，他玩了一会儿回家，撞见老齐光着身子，正在他妈也光着的身子上努力，就一下子恨死了放电影的人。
山里比不得城市里的电影院，图像、音响都很差劲儿。有一次风太大，正顶着银幕吹，人物都变了形，扛肚子凹腰的，上面的大闺女也不好看了。更可笑的是，音箱没有办法固定在竹竿上，放在了离银幕北边十来丈远的土堆上，看电影的群众长了见识，他们原来以为银幕上的人说话时，口形和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