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给大学生们教美术课，维持生计和科研经费，一边潜心钻研电磁学理论。“十年磨一剑”，终于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并创造了电报密码。这种通信工具开始普及时，大多用于军事方面，是各国间谍最早使用的得力装备。领导间谍的机关，创造出了形形色色的密码，只有内部人才能翻译出来。敌方则专门有人截取电文并研究破译对方的密码。密码虽然不同，但发报的方法是一样的，机器的原理是一致的。双方能够相互发送和接收到信号，必须使用的频率一致，而发送的远近全依赖于机器功率的大小。我们现在可以在电影或者电视连续剧里，看到敌特和我们的特工们，就是用这种机器传递情报。现在进入了和平时期，军事用途的设备转向了民用。在五六十年代，是人民群众最为快捷的通信方式，一般的情况下并不用，只有非常紧急的情况才使用。
电报是用脉冲电流产生的“嘀嗒”声的长短和次数，表示不同的字母或数字的。收发电报的人戴着耳机，在发报时，用手指点击发报键，每击出五个长短不同的节奏，代表发出了不同的数字。如一短四长为“1”，两短三长为“2”，等等。此外，还有表示字母的击法。抄报时，分辨着接收到声音的长短和次数，抄写出字母或数字，然后翻译成电文。民用的电码是明码，不同于军事用途的密码，不在保密的范畴。那时的电码字典，大型书店里就可以买到，只不过没有用处，没有人肯买这么专业性强的书籍。如同四角号码字典和王永民先生发明的五笔字型一样，我们汉字的电码也要用四个数字代替。技术性太强的东西，在这里不可能全讲出来，那要有一大本子，没有一点文学趣味，还有卖弄知识之嫌。反正现在已经被更加先进的通信方式取代了，完全没有必要连篇累牍。
有趣的是，小郑他们念起数字来，对“1、2、3、4、5、6、7、8、9、0”这十个阿拉伯数字，并不念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零”，而是念作“幺、两、三、四、五、陆、拐、八、勾、洞”，小郑的工作并不是发报，要么是记录、翻译，要么是翻译、上传。只要来了电报，她就取出专用的纸张，在小方块里记下一组组的数字，嘴里念叨着：“洞洞幺拐（0017），拐拐勾洞（7790）……”最后查找电报通用码，把一组组的数字翻译成汉语。
来发电报的人，也要首先把电文拟好，才能交给小郑翻译、上传。因为那是要按字数收费的，加急电报还要比平电报加倍收费，所以电文拉杂不得，文字必须极其简约，全靠收到方人的意会去理解。一般是“母病危速归”、“花产回”（你媳妇叫花，生了孩子，让你回来），等等。有的人不会写这种比文言文还省略的文字，小郑就问清情况，不耐烦地帮他们起草。成文后，小郑把它翻译成数字，“幺陆八拐、四两勾洞”的，打电话给县电报房，让人家用电报机拍发出去。
我们八队的刘庆河跟狼叔是堂兄弟，当过通信兵，但没有当过报务员，干的不是拍电报的活儿，没有学会收发电报，倒学会了拍电报人对数字的念法。复员回来以后，贵亭叔让他当了生产队里的保管员。他在掂着大秤给社员们分红薯时，把人名和斤秤全部用密码代替，让两个人抬着草篓子，一秤一秤地过。拉长声音，嘴里念出来的是：“狼，幺八拐斤；刘麻子，幺陆勾斤；秦大‘膈应’ （‘膈应’是土话，讨厌的意思），幺勾洞斤……”绰号当密码，听的人当然知道是分给谁家了，就是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斤，傻愣愣地随他的便儿。狼叔一听就火了：“日你妈，别用这种洋办法糊弄人。”他堂弟说：“扯 蛋，老子就是讨厌‘咬蛋虫’，才这么办的。谁掂秤谁当家，不想要，滚回家去！”
到现在，我们已经对拍电报这种办法久违了，只有我们用的手机，通常把“139……”或者“……8510”念成“幺三九”和“八五幺零”，“1”这个数字通常念作“幺”，应该还是拍电报这项技术留下来的残余。
第29节 送信
上一节扯得太远了，还回到邮电所里去。邮递员小蔡的业务当然是每天在外边跑。只要没有刮风下雨，只要不是送一份加急电报，小蔡每一天轮流去一个公社。到了目的地，只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公社院，一个是中心小学。在公社院里留下文件和报纸，到学校里留下信件和报纸杂志。这样做，可以把给全公社群众的信件，由各大队在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捎回去，孩子们很乐意干这种邮递员延伸的业务，仿佛受到一种重托，心里充满了使命感。
小宝一生都会记得，在他上小学四年级时的一天，突然收到了一封在甘肃省兰州市当兵的二舅给他的一封信，这可是学生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大事儿。一群孩子围着他，羡慕地看着幸福的小宝。他过于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撕开信封，把里边的信纸都给撕烂了。其实，信中只不过寥寥数语：问候了他的妈妈、爹爹以及全家人，勉励他好好学习，成为一个有用的人，长大后要像雷锋叔叔那样为人民服务。小宝为此激动了好长一段日子。
还有一次，丁老师让邮递员小蔡捎走了一个包裹，邮给家里。过了半个多月，他哥哥来到学校，当着老师和学生的面毫不留情地臭骂了他一顿，连饭也没有吃就走了。凡是了解这件事情原因的人，都觉得骂他活该。原来天气转暖以后，丁老师的棉裤棉袄穿不上了，在宿舍里没有地方放，还要拿回家让他妈拆洗。他正在学校积极地闹革命，并且暗恋着春妮，怕耽误了壮丽的革命事业和绚丽的爱情生活，不想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回家的路上，就采用了邮寄包裹这种简单的办法。小蔡走后，丁老师还自鸣得意，仿着裴多菲口占了一首小诗：
寄包虽然贵，
良辰价更高。
造反和爱情，
一个不能抛。
写成以后，反复吟诵，激动地用方块字记在日记本里，用华丽的曲线描上花边，梦想着有一天让春妮看到他的杰作。
那时候，邮寄包裹要到县城里才能取到。他的家在我们马寨公社北边的一个公社，离我们马寨不过三十多里路。他哥哥接到了他们公社邮电所送达的汇单，高兴得很，以为兄弟寄回了贵重财物。让他嫂子备了干粮，兴冲冲地跑了几十里山路，又顺着公路跑了几十里。山里人进城是傻蛋儿，连东西南北都弄不清楚，他哥逢人便打听邮电局在哪里，终于找到了地方。那时候不兴身份证，取包裹要拿大队开具的证明。他哥不懂这一套，什么也没有带，发包裹的工作人员认死理儿，说什么也不让他取。他哥撸起跑肿了的腿，好说歹说，人家才同意让他到街上刻了私章，盖在收件人的签名处。他哥就这么好不容易才取到了一个鼓囊囊的包裹，急忙拆开一看，原来是这些脏东西，扔了不是，背回去也不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因此，他哥哥回家后越想越生气，专程跑来骂他：“你是个响圣人蛋！不愿意回家，写封信，让老子给你来背，也不过一晌的工夫！害得老子跑了两天两夜！”老师们和学生们忍不住好笑，“圣人蛋”丁老师的哥成了他的“老子”。这事情传出去以后，大队文艺宣传队的几个妮儿们没有少打趣他，让丁老师觉得很没有面子，那一首小诗估计不会拿给春妮看。
当然，到了我讲故事的年代，电话已经延伸到了我们马寨公社，上级的指示，乘载着每秒钟30万公里的电流速度，很快就能传了下来。同古代相比，元叔他们跑腿送信的工作，成了通信网络上的神经末梢。总体上看，信息传递使用的时间比古代节省了许多，基本上实现了朝发夕至。
送信这种活儿，一点也不费脑筋，只是费鞋。到了天气暖和以后，元叔心疼他妈，又舍不得穿凤姑偷偷地给他精心纳制的桐油油过的圆口鞋，脚上穿的是用河边上一种叫做雷草的茎叶儿编织的“草褂搭儿”，学名“草鞋”，就是当年红军长征时，爬雪山过草地穿的那种鞋子。
元叔编这种草鞋很内行，下雨天气不上工的时候，他就会在屋里的地上，揳一木桩子，拴上一分四股的麻绳，一端拴在腰间，捻着一绺绺的雷草茎叶，在四条小绳中间穿梭，编织要送信穿的草鞋。他能把雷草绳拧得致密结实，打出的草鞋磁丁丁的，耐看耐穿。后来，凤姑把自己剪衣服剩下的碎布条给了他一些，他能在草中掺入一些布条，草鞋的质量显著改善，不仅耐磨，还能防止磨脚。就是这样，有时正在地里干活时，大队干部按照公社领导安排，突然派他出去到各大队发通知时，他常常来不及换新草鞋，曾经多次出现过打赤脚的情况。
大队的范围小，通知开会时，元叔只要一个早上，就可以把全大队跑上一遍儿。公社的范围大，方圆二十多里，还要沿山摸岭。通知开会时，大队的几个“四类分子”排的有班次，轮流到附近八个生产大队送信。要是一种用一个信封密封起来的信儿，一般不是通知开会，而是传达一种指示。领导把信封得严严实实的，强调送信人不得拆开看，说是为了保密。其实，这几个“四类分子”都是识字人，到了目的地，如果那里的干部不识字，还得拆开让他们念给干部们听。所以，最先了解上级指示精神的仍然是这几个“四类分子”。
要是口信儿，那一定是通知各大队干部来公社开会。接到通知的各个大队的干部们，按照预定的时间，提前开路，赶到公社。开完会后，天色晚了，他们提着原来准备好的马灯，或者到马寨亲戚家找来一些沤麻秆，点着麻秆火照亮回家的道路。自从有了手电筒以后，这种情况才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干部们用一条细布筒，把手电筒装进去，一头是死口，一头是束口，用绳子束着，挎在胳肢窝里，方便照路。
公社领导们经常要开会，送信这种活儿常年不断。“四类分子”们跟大队干部一样，与公社领导们比较熟，他们的熟，与刘庆典支书的熟当然不是一码事儿。送信回来，一般要到公社领导处销号，说一说送达的情况。领导们大多是板着面孔的，“哼”一声表示知道了，他们赶快知趣地走开。只有曹书记这个人比较随和，听了汇报以后，往往还说个“辛苦你了”！或者顺手扔给一根“大舞台”烟卷，以示勉励。这个“四类分子”得到恩赐，感到万分荣幸，人格一下子高大起来，拿着点着了又掐灭的烟卷，向贫下中农社员炫耀：“瞧，这是曹书记给的！”看到这根半截象征权力的烟卷，贫下中农社员的心里马上矮了三分，觉得自己此时的脸面上还不如“四类分子”有光彩。这种反常现象，后来丁老师把它归纳总结起来，成了曹书记阶级立场方面的问题，是“走资派曹××一类修正主义分子”的罪状。
第30节 刻钢板
丁老师人品虽然不怎么样，但字好。马寨小学原来的课程表，都是丁老师用复写纸套写的，大殿里贴一份儿，老师们的办公桌前贴一份儿，教室里贴一份儿。丁老师喜欢表现自己，经常站在学校大课程表前观看，让老师们评价他的字，大家都说好，丁老师心里美滋滋的，把学校仅有的几项抄写活儿全包了。可惜我们马寨小学没有一个女教师，要是有女教师的话，再夸上他几句，他肯定非常幸福。只有发生春妮和陈聪老师搂抱那一幕后，丁老师才消沉过一阵子，一度对自己写那么好的字失去了自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买了一台弹力型油印机。刻钢板的活儿，自然还是丁老师代劳。丁老师当仁不让地把钢板、铁笔和衢州产的蜡纸，放在了自己的办公桌上。刻钢板又叫刻蜡板，现在已经不见了，生产钢板、铁笔、蜡纸和油印机的厂家肯定早已倒闭。但在当时，这种印刷设备比较先进，全国上下曾经盛行过许多年。丁老师备课、改作业不用心，刻蜡板却非常用心。他把蜡纸摊在锻有细密斜纹的钢板上，用铁笔在上边用力地刻字，虽然力透纸背，也必须适中，必须把蜡刻掉，又不能伤了里边可以透油墨的棉纸。
丁老师在小师范上学时，可能练过刻蜡板的基本功，有一手工整、均匀、好看的钢板字。他除了会在钢板上边绘画、制表外，最基本的是会刻写方块体和锥体两种字体。刻锥体字和刻表格时，只要把钢板平放就行，只不过在制表格时，还要用直尺管教着铁笔。刻方块体时，他把钢板呈45度角斜放，让蜡纸上边的格子与钢板的纹路一致，顺着纹路写字，横竖道自然很直，不懂的人想象不出，在凹凸不平的钢板上，怎么能够写出那么直的道道来。
刚刻出来的蜡纸，字迹是白色的，摊在黑漆桌面上，可以清晰地进行校对。如果发现了刻错的地方，丁老师能够巧妙地进行修改。他把蜡纸放在油漆桌面的光洁处，用铁笔的塑料杆上头光滑的“后肚儿”，在出错的地方，轻轻地研磨，可以把刻毛了的蜡质重新匀在刻出的槽道里。然后，点燃一根火柴，火柴着了一下，立即吹灭，趁热把火柴头贴近要修改之处熏一下，这地方的蜡纸就立刻恢复了原样，重新刻写，就可以把错误纠正过来。
刻好后的蜡纸，丁老师把它张在油印机的细纱网上，用蘸上油墨的油磙子推几下，下面的纸张就印出了丁老师的作品。
英雄自有用武之地。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步步深入，有几天，从来与小学无缘的公社武装部张部长，来到马寨小学，直接找到丁老师，与丁老师密谋了几个晚上。在那几天里，丁老师精神亢奋，神情庄严神圣，几乎整夜不睡，在备课本子上起草了十几页文稿，一贯刻空白表格的手，突然刻出了战斗的檄文。一张带有浓重火药味的印刷品，号召向走资派全面夺权的“通告”，在我们声顶寺大殿里炮制出笼。张武装部长亲自派大队里的“四类分子”，向各个大队的红卫兵组织送信，召集他们来公社开会。会上，张武装部长自封为马寨公社革命造反纵队司令、丁老师为副司令，发表了差点把祖师顶惊倒的造反夺权的讲话。会议下来，立即责成曹书记和胡社长，向革命造反纵队交出领导权。曹书记和胡社长迫于革命形势，乖乖地将公社的两枚印章交给了张武装部长和丁老师，并且乖乖地挨了几场批斗。
落架的凤凰不如鸡。曹书记和胡社长沦为走资派后，与“四类分子”为伍，代替了元叔他们，开始骑着车子，向各个大队的革命造反组织，送达关于张司令和丁副司令的指示。他们毫无怨言，心里想的当然与“四类分子”不一样，这同样是革命工作，组织上叫干啥就干啥，骑车子送信，到底比元叔他们跑得更快了一些。
各大队相继演出了夺权的闹剧。我们马寨大队的夺权，是支书刘庆典和刘臭蛋他哥刘继先密谋后，顺利移交的。刘继先改名为刘红卫，虽然姓刘，照样发誓同中央的“一家子”大走资派干到底，山寨里从此热闹了许多。
让走资派们骑自行车送信并没有坚持多久，仍然让“四类分子”独干这一行业。又过了几年，县革委为了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在各大队还没有通电话的时候，首先接通的是广播。广播里播放的革命歌曲和样板戏，老百姓仍然说是听“洋戏”。他们中有的人常常想不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总是说，现在播送‘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