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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榜”对每个妓女都有评语，着墨都在音容、笑貌、身姿、秉性、应酬等女性的魅力方面。因此说，花榜是渲染妓女色相的广告，“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宋代可说是中国娼妓制度发展的重要时代，承上启下，开后世娼妓许多规矩、做法、习俗风气之先。
玄女法之七：兔吮毫
玄女法之八：鱼接鳞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4）
（三）“花捐制度”与“当番承应”
元代的官妓制度，在宋代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花捐制度”
全国官妓实行统一注籍，分级管理，所有乐人的户籍都要报教坊司备案。京师官妓直接隶属教坊司管辖，地方官妓则由各级地方官府管理。《元史·刑法志》云：“诸倡妓之家，辄买良人为倡，而有司不审，滥给公据，税务无凭，辄与印税，并严禁之，违者痛绳之。”这段史料披露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是元朝乐户除了世袭外，买良为娼是更重要的来源；二是凡入籍为娼的女子，必须纳税，并且要经“有司”审核后发给“公据”（即如今天的执照），方可营业、公开买卖。妓女纳税，管理部门还必须发给凭证，以便清理检查整顿。这种“花捐制度”，既保证了乐籍人数的相对稳定，增加国家财政的收入，又有利于限制吏治败坏的官员随意准良为娼、准娼为良或从中贪污受贿。
元朝前期、中期的社会调控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制订的一些法律、制度得到了有力贯彻。统治者除了戏剧外，不喜欢其他艺术形式，便不允许其他艺术团体合法存在。如至元十一年（1274）规定：“除系籍正色乐人外，其余农民、市户、良家子弟，若有不务本业，习学散乐，般说词话人等并行禁约。”（《元典章》卷五十七）延祐年间，统治者又接二连三地下禁令，不准“祈赛神社”、“聚众妆扮”、“聚众唱词”。由此看出，“花捐制度”在元朝是一种公开化、合法化的制度，它赖以推行的保证是统治者严厉的高压政策和强有力的经济手段。
夏爽冬润图册之一（明。仇英）
（2）“当番承应”
元朝的官妓制度，在经营方式上采用的是双轨制，即既可买卖，又要无条件地应召到官府“当番承应”。京师官妓当番承应有两种方式：一是进宫参加各种庆典活动，表演歌舞和杂剧，即所谓“教坊承应”。杨允孚《滦京杂咏》云“官妓平明直禁闱，瑶阶上马月明归”；马祖常《和王左司竹枝词十首》作“宫中云门教坊奏，歌编竹枝并鹧鸪”；张昱《辇下曲》曰“教坊女乐顺时秀，岂独歌传天下名。意态由来看不足，揭帘半面已倾城”等诗句，都是“应官身”的官妓在宫中歌舞演出情况的描述。二是接待外国使臣。《马可·波罗游记》载：
“每当外国专使来到京都，并负有关系大汗利益的使命，照例由皇家招待。为了对外客表示盛情的款待，特别命令总管给使节团的每一个人，每夜送去一个高等妓女，每夜换一个人，妓女们也把这种差役看成是自己对皇帝应尽的义务，所以不收取报酬。”当然这些妓女都是色艺超群的高级妓女，即元杂剧中的“上厅名妓”、“上厅行首”。她们往往因为名声远扬，“为豪贵招致，逞妙艺而佐清欢，日弗暇给”（王恽《秋涧集》）。表面上她们强颜装笑，内心里却苦不堪言。关汉卿写的杂剧《钱大尹智宠谢天香》中一曲【油葫芦】说：“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中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得不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使，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正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应官身”之外，官妓可向文人、商贾、市民等卖艺卖色，但不准向在职官吏卖身。一旦发现有违者，处罚比宋朝为重。《元史·刑法志》：“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诸职官与娼优之妻奸，因娶为妾者，杖七十七，罢取不叙。”元朝廷虽颁布了禁娶乐人为姬妾的法令，但并不能遏止豪门贵胄极度膨胀的私欲。
元代笞刑分六等，杖刑分五等，视罪恶轻重而定。《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云，元代行杖时，总说“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应当笞50下，只笞47下。当然这是元初如此，到后来又加了10下。杖刑用的木棍大头直径3。2分，小头直径2。2分，适用于应杖67个以下的罪犯。笞刑用的竹板大头直径2。7分，小头直径1。7分，凡笞打57下以下者用之。由此可见，元代对于官吏宿娼的处罚是比较重的。
元女授经图（清。任熊）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唐宋元明时期的官妓制度（5）
（四）“国营妓院”与“莲台仙会”
明朝洪武初年，朱元璋建都金陵，在秦淮河畔设置“国营妓院”，称大院，后称旧院。刘辰《国初事迹》云：“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富乐院初设在乾道桥，后因大火移置至武定桥。朱元璋曾亲自为大院题对联：
上联：
此地有佳山佳水，佳风佳月；
更兼有佳人佳事，添千秋佳语；
下联：
世间多痴男痴女，痴心痴梦；
况复多痴情痴意，是几辈痴人。
洪武中叶，朝廷又开办了一系列“国营妓院”，有著名的十六楼（一说十四楼），遍布于南京各处的通衢闹市，其名曰：来宾、重译、清江、石城、鹤鸣、醉仙、集贤、讴歌、鼓腹、轻烟、淡粉、梅妍、翠柳、南市、北市，内设官妓，供官僚士大夫猜拳行令、点歌赏舞。《画舫余潭》记：“花月春风十四楼，轻烟淡粉十三楼。十四、十三，论者不一，皆洪武初，建于郡城内外，置官妓以安行旅者也。”
在洪武、永乐年间，朝廷召妓侑酒，习以为常，官妓制度仍然盛行。《野获编》中“建酒楼”条云，楼建成后，朱元璋“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而五楼则专以处侑酒歌妓者。”定正《书传会通》成，朱元璋“以修书巨典，而令之歌馆为欢”。一个入京侍选的士子，参加游宴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诏出金钱送酒炉，绮楼盛会集文儒。
江头鱼藻新开宴，苑外莺花又赐铺。
赵女酒翻歌扇湿，燕姬香袭舞裙行。
秀筵莫道知多少，司马能琴绝代无。
皇帝亲自决定建造酒楼妓馆，又亲自批钱给官员们去游乐，这实在是一大奇观。当然，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当时有一个名叫马合谋的官员去富乐院嫖娼，事情败露后，明太祖对他进行了严厉惩处，同时又推而广之，惩办了相当数量的官员。禁止官吏嫖娼，其目的是防止贪财、贪色、吏治腐败；允许富乐院合法地存在、并向公众开放，又是为了搞活经济、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显然，这是一把双刃利剑，矛盾的做法自然不可能收到淳风俗、美教化、正人伦的效果。侯甸《西椎野记》云：“时虽法度严密，然有官妓，诸司每朝退，相率饮于楼，咏歌侑酒，以谋斯须之欢，以朝无禁令故也。”此则史料，无疑是朱元璋时代真实生活的写照。洪武二十一年（1388），中书庶吉士解缙上封事万言：“太常非俗乐之所肆，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娼优，易置寺阉。”朱元璋没有采纳建议，一直到死他依然在两难选择中不能自拔。
建文帝是一个短命的皇帝，在位仅三年时间。然而，“是时朝臣退食，俱得拥娥黛为娱；则灯楼之盛，大为奇艳。”官妓依然艳丽。朱棣夺得皇帝位后，在永乐七年（1409）正月十一日下诏称：“今年上元节正月十一日至二十日，这几日官人每都与节假，著他闲暇休息，不奏事。有要紧的事，明白写了封进来。民间放灯，从他饮酒作乐快活，兵马司都不禁。夜巡著不再搅扰生事，永为定例。”（《野获编》补遗卷三）有皇帝老儿的“皇恩浩荡”，秦淮河烟火更亮，风流盛极一时。
虢国夫人游春图（清。任熊）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称京师，而称南京为留都，其后，南北二都各立教坊，北有东西两院，南有十六楼（或十四楼），故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说。到了明朝中叶，“臣僚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前”（《明史》卷一五一《刘观传》），更有甚者，官吏下朝之后“漫至淫放，解带盘薄，牙牌累累悬于窗槅，竟日喧呶，政多废弛”（侯甸《西樵野记》）。如此颓废之风，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担忧，时任通政使的顾佐率先上疏朝廷请求革除官妓。宣德三年（1428），明宣宗朱瞻基采纳顾佐奏议，下令禁革官妓。在诏令颁发的同时，明宣宗又擢顾佐为右都御史，专门主持整饬风宪，颇有革除弊症之姿态。
综合现在掌据的史料分析，明宣德三年革除的只是由国家直接经营管理的“国营妓院”和地方官妓，并非整个官妓制度。而这些“国营妓院，也并不是裁撤迁散或关停并转，不过是由国家直接经营改为间接（收税）管理罢了。套句眼下的时髦俗语，就是推向市场，让其自行发展。或许由于纠弹考查的严厉以及其时政治中心的北迁，或许是不适应市场激烈的竞争，到了万历年间，除南市尚存外，其余的“国营妓院”都“化为废井荒池”，徒资凭吊了。真所谓“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宴宾客，眼见他楼塌了”，曾经喧闹一时的十六楼，已是明日黄花，一片凋零。
尽管明朝的官妓呈衰微态势，但明朝的官妓制度依然延续发展。具体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第二，朝廷实行宏观控制，通过注籍收税间接管理“市妓”；第三，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1）
六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
什么叫“家妓”呢？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这样定义：“家妓，就是蓄养在家庭中的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其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台湾李敖先生在《且从青史看青楼》中说得更为简捷明白，“家妓是养在豪门中的妓女，算是自备的歌星、舞女兼酒家女。”两种表述，其内涵是相同的。
中国官营娼妓大致可分为两种情形：即专供皇帝独自享用的“宫妓”和为各级文武百官服务的“妓”。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与权利，他们高踞于整个社会金字塔的尖顶上“君临天下”，可以任意占有无数的绝色美女；而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嫖妓有时却要受到一定的约束、限制，甚或禁止。故家妓的出现，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既可视为宫妓的“平民化”、“扩大化”，亦可视为官妓的“私有化”、官员嫖妓的“合法化”。总而言之，家妓是中国官妓制度的一种补充形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发挥了极其特殊的功能。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一）家妓的始行时期
秦以前一般官僚贵族蓄养家妓的情况，史籍记载的很少，这里我们试举两例：其一，《左传·襄公十一年》：“郑人贿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事情发生在周灵王十年（公元前562年），晋悼公将郑国送来的乐师、歌女、乐器的一半赏赐给大臣魏绛，以奖励他和戎的战功，其中有女乐八人。其二，《史记·吕不韦列传》云：“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同居。”这或许是家妓的滥觞。纵观历史，帝王后宫妃嫔无数，更有大量女乐、宫妓以助其声色之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王侯将相，官僚贵族竞相仿效，也在家中蓄养数目不等的能歌善舞的美女，这就是“家妓”。王书奴先生曰：“蓄养家妓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
两汉时期，蓄养家妓的风气开始流行起来，有着这方面的文献记载比比皆是：
《汉书·贡禹传》载：“武帝之时，宫人达数千，宣帝之时，诸侯有妻妾数百人，豪富吏民蓄歌妓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汉书·元后传》云：“五侯群弟，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罗钟，舞郑女，作倡优，狗马驰逐。”说的是汉成帝（公元前32—前7年在位）时，外戚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兄弟荒淫无耻、耽于女色之事。汉成帝去世不久，王根便“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
《后汉书·梁冀传》：“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妓女御者。”梁冀身为大将军，骄奢不法，把持朝政近二十年，更蓄养上千名歌妓供其淫乐，每次出游，“乘辇车，张羽盖，饰以金银，游观第内，多以倡伎，鸣钟吹管，酣讴竟路。”
《后汉书·钟长统传》也说当时的富豪、商贾“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
为了眷恋人生和主宰自我生存的命运，士人们也开始及时行乐，尽情享受，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道德节操被抛弃，像硕学大儒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但他“善鼓琴，好吹笛，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居字器服，多存侈饰。常坐高堂，施绛纱帐，前授生徒，后列女乐”（《后汉书·马融传》）。何等的风流浪漫。
汉代富家家妓图
中国官营娼妓制度的历史轨迹中国官妓制度的补充——家妓（2）
（二）家妓的极盛时期
魏晋的时代是一个格外注重精神生活的时代。人们对精神自由的向往，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个体存在的思考，就产生了所谓“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从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的特征来看，是指士人言语的“清谈玄远”，行为的“放荡不羁”，思想的“放任自流”，气质的“粗犷浪漫”。
从行为方面论，其时，无论是世代簪缨之族，还是钟鸣鼎食之家，多纵情声色，蓄养家妓，“宠臣群下，亦从风而靡；王侯将相，歌妓填室；鸿商巨贾，舞女成群。竞相夸大，玄有争夺，如恐不及，莫为禁令。”（《太平御览》引裴子野《宋略》）因而使家妓的发展出现了空前未有的盛况。
王书奴先生就魏晋南北朝时代狎玩家妓的九种不同情形做了归纳，这里不妨略作补充引录如下：
（1）因蓄养家妓而贪污受贿者有之
“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沈演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