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使这个秘密警察头子深感不安，即党卫队员既有戈林阵营的人，也有希姆莱阵营的人。这些人还能有几天忠于戈林的普鲁士呢？普鲁士警察头子、党卫队地区总队长达品格，尽管有其个人原因没有参加希姆莱阵营，但他背后也有林派来的人监视。狄尔斯首先是怀疑脸色淡黄的刑事参议阿·奈比和身材细长的秘密警察陪审官汉斯·伯恩德·吉斯维乌斯：前者是秘密警察中为数不多的纳粹党员之一，后者专好向奈比打小报告。
奈比的野心在同行中是无人不晓的。“他有朝一日会变成大人物，要不就被绞死”，刑事警官利贝曼·冯·宗南贝格曾对他作出这样的预言。奈比身为秘密警察的行政负责人，爱听这样的传闻，即据说是他创造了一句名言：“没有信念，只有权变。”“不过奈比先生，这句话怎么可能是您说的呢？这是巴尔扎克作品中那个狱中囚犯伏脱冷说的呀！”一个熟谙文学的听众这样反问道。奈比的回答是：“您一定很清楚，他＇狱中囚犯伏脱＇后来当上了巴黎刑事警察局长。”可是通向这个职务的道路被鲁道夫·狄尔斯堵死了，德意志民族党的逃兵吉斯维乌斯鼓励他的朋友奈比反对顶头上司狄尔斯，因为他具有刚够中学毕业生水平的奈比所缺少的一切：学识、大资产阶级出身、牢固的社会地位和一股毫不在乎的劲儿，对此连戈林也有时为之感到愕然。有一次戈林大声对他说：“狄尔斯，我警告您，您是想同时脚踏两条船！”狄尔斯听了只是莞尔一笑，答道：“秘密警察头儿必须同时脚踏所有的船，总理先生。”
奈比认为恰恰是这种“无原则性”证明狄尔斯有可能实际上是个暗藏的共产党人，他的朋友吉斯维乌斯又给这种怪诞想法添油加酱。“对狄尔斯这个反复无常、轻率行事的家伙。。我可以放心大胆地斗，”吉斯维乌斯写道。这两个朋友收集了控告狄尔斯的材料，并劝说头脑简单的达吕格相信红色狄尔斯的幽灵在徘徊。希姆莱的竞争者达吕格的眼睛偶尔也还算是明亮的，他对奈比和吉斯维乌斯说：“你们还想前门驱狼后门引虎吗？”但他不知道，奈比——估计还有吉斯维乌斯——早已与虎挂上了钩。希姆莱对于对于戈林的每一着棋都一清二楚。10 月初，他认为戈林的地位已经大大削弱，他可以开始冲击普鲁士要塞了。
就在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向希特勒呈请将党卫队保安处和党卫队机关从慕尼黑迁往柏林的同时，达吕格的老搭档赫伯特·帕克布施带领党卫队队员冲进了秘密警察头子的住宅。狄尔斯太太被关在卧室里，接着帕克布施撬开了党卫队对手的书桌。但狄尔斯的妻子还是设法及时打电话找到了丈夫。几分钟后，鲁道夫·狄尔斯领着动物园警察局的一队警察，匆匆忙忙赶回波茨坦街自己的住宅。帕克布施抬头一看，仿佛是撞见了一个幽灵。他还没有握好解下的执勤手枪，就被警察抓住，并被带走了。
但是秘密警察头子的胜利没有保持多久。库特·达吕格就出场了，他向戈林说明帕克布施“缺乏纪律性”，而狄尔斯阴谋反对柏林党卫队，嫌疑重大。戈林感到对自己手下的警察头子看错了人，这个人叫他太猜不透了。他释放了帕克布施。狄尔斯吃一堑长一智，明白戈林并不想同党卫队拼到底。当秘密警察头子两星期后获悉，警察和党卫队奉戈林之命包围了他的机关，他吓得魂不附体，慌忙逃到国外，在波希米亚的卡尔斯巴德观望等待。
这时，戈林挨过了党卫队的攻击这一关，慕尼黑党卫队机关迁往柏林一事被希特勒制止了；党卫队全国领袖得到的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他可以在施普雷河畔建立一个保安处机关。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的老朋友赫尔曼·贝伦茨博士搬到了柏林艾兴林荫大道。贝伦茨是基尔一家旅店老板的儿子，海军中尉海德里希早先曾常常在他那里下榻，暂欠房钱。贝伦茨建立了东部大区保安处，而海德里希的另一名心腹，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海因茨·约斯特，当上了党卫队全国领导机关派驻秘密警察处的代表。
希姆菜打进戈林帝国的突破口并不很深。戈林告知刚回国的秘密警察头子说：“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决不会到柏林来。”希姆莱甚至不得不同戈林握手言欢，同时并对党卫队敌手狄尔斯抚慰了一番。1933 年11 月9 日这天使鲁道夫·狄尔斯博士荣幸地穿上了党卫队旗队长的制服。但是，党卫队头目们在这个最奇怪的党卫队队员的人事表上记下了他们的看法：此人圆滑，“不坦率”，自私自利。
希姆莱向戈林的警察帝国发动的第二次冲击失败了。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反普鲁士总督的盟友主动提出为党卫队全国领袖出力：威廉·弗立克博士的中央内政部（RMDI），1933 年11 月12 日国会大选后，国家改革派弗立克决定，连德国各邦的最后一点主权也必须予以取消。各邦仅仅作为行政单位行使由柏林控制的管理权。内政部当权的中央集权派、前地方政府领导人尼古拉和部务主任梅迪库斯，设计了一套国家的管理办法，规定中央应有权对各邦政府发布指示。国家改革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控制警察。过去的警察主管权完全分属德国的十六个邦，有关警察的组织、任务、职权范围，概由各邦自行掌握，中央内政部只是进行一般性监督，至多不过通过国家对各邦警察的财政资助能施加一点影响。
但是弗立克博士手下的中央集权派，在他们的计划中写进了关键性的条款，规定各邦的主权即包括警察主管权全部都划归中央政府。换言之，中央内政部要求自己掌握德国所有的警察部队。从现在起，非经中央内政部事先批准，在德国警察内部不得颁发执勤条例，不得部署调整机构，不得提升和任命干部（少校以上）。国家改革派想要实现希姆莱也曾向贝斯特博士谈到过的纲领：剥夺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指挥权。但是有一个区的头目拒绝内政部侵夺这份权力。
虽然除了中央内政部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个尼古拉一梅迪库斯计划，但普鲁士总理戈林赶在中央巢权派之前采取了行动。他在1933 年11 月30日颁布法令，将普鲁士秘密警察定为内部行政当局的一个独立机构，由内政部主管的有关业务工作划给秘密警察处，隶属普鲁士总理领导。他任命一个督察员，代表戈林监督秘密警察处并自行确定一名秘密警察头子。国家改革计划还没来得及以法令形式获得通过，戈林就对准它的要害，给以致命的一击，德国最大的一个邦逃脱了威廉·弗立克对警察的操纵。
但是，内政部长无力迫使戈林就范，因为他在党内无支配的权柄，也未博得希特勒的欢心，因为他过去曾经向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旗帜宣誓效忠。有如被魔法所迷惑，中央内政部的中央集权派都将目光投向一个人，这个人曾经宣称要解除纳粹党各区头目的警察控制权。他就是海因里希·希姆莱，他就是救星！党卫队全国领袖手中有权：他掌握着党内警察：在德许多邦都有他的政治预备队，他长朗以来鼓吹建立一支全国性的警察。
弗立克的僚属，当然是在希特勒的同意下，帮助警察中央集权派希姆莱向普鲁士分离主义开始进攻。在中央内政部暗中配合下，希姆莱攫取了一个邦又一个邦的政治警察指挥权。1933 年11 月，希姆莱被任命为汉堡、卢卑克和梅克伦堡一什未林政治警察司令；1933 年12 月，任安哈尔特、巴登、不来梅、黑森、图林根和符腾堡政治警察司令；1934 年1 月，任不伦瑞克、奥耳登堡和萨克林政治警察司令。等到弗立克于1934 年1 月将他的“国家重建法”提交给唯唯诺诺的国会时，希姆莱已经掌握了除普鲁士和绍姆堡一利珀以外所有德国各邦的政治警察。当然戈林始终并未屈服，相反他收了收拳头，准备再次打出去。
1934 年2 月19 日，弗立克向各邦邦长发布一项决定，“德国各邦警察的直接指挥权”由他统一掌握。3 月9 日，戈林针锋相对地发布决定：他已接管普鲁士邦警察最高领导权，并将普鲁士内政部主管一切邦警察事务的警察处头子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下。戈林再次敲掉了对方手里的武器。
然而，吗啡狂戈林靠毒品兴奋了一阵子后，刹那间又陷入失望和颓丧的情绪之中。这位普鲁士总理逐渐发觉，他坚持这样斗下去是得不偿失的。他自信已经看到地平线上升起了大祸临头的狼烟，其来势之凶，对他权力的危害之大，超过了弗立克和希姆莱对他的威胁。1933 年春刚刚冒头的恐怖行动，现已蔓延全国。不计其数的纵队在行进，嚓嚓的脚步声越来越震耳欲聋；褐色营擂起了隆隆战鼓，四百万冲锋队吹响了嘹亮的号角，发出了战斗的停止号，他们找不到职业，政治野心勃勃，渴望再次革命的来到。
戈林感到现在应该同弗立克和希姆莱缔和了。3 月底，他开始与中央内政部举行谈判，经过讨价还价之后自以为得了大利，才答应将普鲁士各部纳入中央管理。除邦总理府外只保留了普鲁士财政部，其他内政职权悉归中央内政部。警察头子达吕格上调弗立克主管的部里，指挥全国所有穿制服的警察。戈林在政治警察方面无疑作了不利于自己的让步：虽然他尚未完全承认中央内政部的统治权，但把秘密警察督察员的位子让给了希姆莱，海德里希当上了秘密警察处处长，奈比接管了邦刑事警察处。
海因里希·希姆莱的仕途生涯达到了一个转折点。党卫队第一次掌握了德国警察。不过几乎还没有时间来欢呼庆祝，历史并不因为希姆莱和戈林之间缔结了协走就万事大吉了。继强迫订婚之后，随之到来的却是流血的婚礼。1934 年4 月10 日戈林刚刚将新的主人们引进艾伯莱希特亲王大街8 号，并把自己的心腹狄尔斯安置到科隆行政区政府头头的位子上，秘密警察处就接到报告，报告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在它短暂的历史上已面临深重的危机。
所有报告反映，冲锋队内犹如开了锅的沸水，一片怨声。它那成员复杂的领袖团偏偏在一个问题上得出一致的看法，即深信“阿道夫·希特勒”1933年1 月30 日以来奉行的整个方针根本不符合领袖团的意愿。
第三节摊牌的时刻即将来临
当希特勒的独裁政权进入第二年的时候，纳粹党头上乌云密布，一时又呈现紧张状态。究其原因，是由于三个互相关连的问题没有解决所造成的。这就是纳粹党和冲锋队“激进派”领袖继续叫嚷“第二次革命”的问题；冲锋队和陆军之间的冲突问题；兴登堡总统的继承人问题；随着春天的到来，兴登堡的身体愈来愈坏，总统生命的垂危，更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矛盾。
冲锋队现在已经扩大到二百五十万人，它的参谋长罗姆并没有因为希特勒任命他为内阁阁员或“元首”在元旦给他友好的亲笔信而就此罢休。他在2 月间，正式向内阁建议，以冲锋队为一支新的人民军的基础，而将军队、冲锋队、党卫队以及一切退伍军人团体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国防部的指挥之下。其含意很清楚，这个国防部要由他来担任部长，在军官团看来，再也想象不出有比这更令人反感的主张了，军官团的高级成员们不但一致反对这个建议，而且要求兴登堡支持他们。如果罗姆和他的褐衫队员控制了陆军，军官团的整个传统就要毁掉了。此外，这些将军们听到关于这个冲锋队头子周围一批人腐化堕落的传说，更是大为震惊。他们坚决主张，不能允许盗用公款者、酗酒闹事者和乱搞同性恋者参与重整军备的大事。
当时，希特勒还不能得罪陆军，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在2 月21 日，还对来柏林讨论裁军僵局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说，他愿意把冲锋队裁减三分之二，同意实行视察制度以保证留下来的人不受军事练习，也不武装。这个建议泄露以后，更加促进了罗姆和冲锋队的怨恨。随着1934 年夏天的来临，冲锋队参谋长和陆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继续恶化。在内阁中，罗姆和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将军常常发生激烈争吵。3 月间，这位国防部长向希特勒抗议说，冲锋队正用重机枪秘密武装一支大规模的特别警卫队。勃洛姆堡将军指出，这不仅是对陆军的威胁，而且由于它做得过分公开，也威胁到德国在国防军主持下进行的秘密扩军。
而在冲锋队集会的酒店里，也充斥着对阿道夫·希特勒的怨言。如同1931年施滕内斯暴动前一样，到处可以听到一个口号：“阿道夫背叛了我们！”所有冲锋队领袖都感到，受到多方赞扬的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军冲锋队，已变成了这个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眼中钉、肉中刺。
多年以来，人们一直给冲锋队鼓动革命干劲，叫它为夺取政权这一天作好准备；可是当这一天和平地、表面上也完全符合宪法地来到时，党就不清楚该如何对待冲锋队了。人们终于给它提出一项令人放心的任务：负责“训练”青年，并和国防军配合组成一支强大的民族社会主义人民军队。
从冲锋队成立时起，参谋长罗姆就把它视为一支新型德国军队的胚芽。“我是新型军队的香霍斯特。”他常常这样自我吹嘘，但这句话的后面掩盖着他的苦恼是，那些旧军官傲慢地不愿与他同伍。兴登堡总统拒绝跟他握手，这位陆军大元帅认为他既是一个有相公癖者，又是一个军人的的叛逆，总而言之，是个靠不住的人。罗姆亲身经历过西线战场上的持久阵地战，体会到旧普鲁士军纪规章已不适应于现代战争。他隐隐约的地感到：“必须吸收一些新的东西，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一种新的纪律，一种新的组织原则，将军们都是些老傻瓜，他们想不出任何新的主意。”他自以为有了新的主意，即组织人民军，他的冲锋队就是新型的人民军。这支军队只需战斗力强，只需进行现代化的革命战争训练——之后，这一时刻就来到了：冲锋队接管国防军，并将他这个改革家恩斯特·罗姆一举送上统率新德国的新型国防军的权力高峰。
所谓新型的人民军干部早就存在。罗姆指挥着一支五十万人的大军，单从数量上说就五倍于国防军。这支军队分成五个冲锋队副总指挥大区（军区）和十八个地区总队（集团军）。罗姆领导着一个参谋部，由过去的军官担任其中的要职。事无巨细，罗姆都仿效军队的那一套。“巡视军官”负责检查冲锋队各突击队的执勤，冲锋队执勤条例模仿军队中的规章制度，冲锋队各旗队均沿袭前皇家军队的团一级番号。
冲锋队领袖们愈是自信地发号施令，指挥这支褐色大军，国防军也就愈是眼红地注视着罗姆的军事表演。职业军人们发觉，一旦国防军摆脱了凡尔赛强加于它的军备限制的束缚和恢复义务兵役制，冲锋队将是理想的预备兵源。希特勒指令这两支力量结合起来。但是罗姆碰上了一个对手，这个人可不是他所想象的“老傻瓜”，而是国防军中具有最现代化思想和最果断的军官之一。
这个对手名叫瓦尔特·冯·莱希瑙少将，他是运动爱好者和炮术专家，又是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主任，尽管他右眼夹着单片眼镜，但却嘲笑普鲁士德意志军事传统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许多保守派的同事都认为他是一个功名心切的野心家，有的人甚至认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