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到反感，但是由于出身和职业的原因，一种强烈的民族伦理道德观念仍然支配着他，使他同情国家社会主义民族运动。”
1933年，施陶芬贝格升为中尉，1937年升为上尉。1938年，班贝格的犹太教堂也被烧毁，砸玻璃窗之夜的事情对这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来说是一次关键性的转折，从此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施陶芬贝格升为校官后被派往乌珀塔尔的第一机械化师任职，先后出战过波兰、法国和北非。1943年4月7日，当时是第十坦克师作战参谋的施陶芬贝格在加斯非附近的盟军低空扫射中受了重伤，被送回德国，他所在的师全部被俘。在慕尼黑军医院，医生们久久不能断定，他是否能度过死亡的难关。
这位伯爵毅力过人，他甚至拒绝服用镇痛剂和安眠药。“看到他被打得千疮百孔，实在令人心酸。他的母亲照料着他。。虽然肢残伤痛，但是施陶芬贝格仍然不屈不挠。”
他几乎还未痊愈义要求奔赴前线，后被安排在柏林陆军部办公厅当参谋长。这时候他早已成了希特勒的坚定反对者。他以精辟的论点加入了密谋分子的行列：”将军不行就该用上校。”
这位伯爵不仅展示了智慧和不怕死的精神，而且在他的陆军补充军的新岗位上找到了达此目的的可能。他借口镇压千百万外国劳工的暴动，制订了一个以“女武神”为代号的计划。施陶芬贝格决心实施这个“女武神”计划，从1942年初开始。“狼穴”宜至希特勒为了逃避俄国人而迁移到柏林后仍然在扩建。在几千名工人当中也有很多久国人，他们受到了希特勒外勤警卫营部队的监视，住在故意维持原状的营地边上，但是即使在严格监视下也能够经常进入内圈。 1944 年6 月，那里共有两万八千名工人，其中有几百人在希特勒地下避弹室所在的一号禁区内工作。
这个地方的保安措施是极为严格的，但是也经常出现差错。1942 年底，有一个上校在去十八公里外的茅尔瓦尔德最高统帅部的途中在交通车里睡着了，醒来时发现自己进了一号禁区，而这里只有持特别证件的人才能进入。他下车后走进军官食堂，欢迎他的是希特勒的海军副官那斯科·冯·普特卡默尔。当普特卡默尔告诉他这是什么地方时，这位上校还不信，直到他看见窗外经过的希特勒时他才相信。
更为危险的是， 1942 年7 月9 日，一个波兰劳役企图越过铁丝网，被当场击毙，人们从他的装面包的口袋里搜出一把作案用的折刀。还有一次，人们从里宾特洛甫的副官厄亭格上尉的公文包里搜出了一颗手榴弹和一瓶汽油，引起了一阵恐慌。这位军官声称，这是用来在万一情况下销毁“国家机密文件”用的。
保卫希特勒方面的漏洞还有很多，如那个治胃痛的药瓶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瓶子（往往是无人照看的）就放在希特勒的餐桌旁，只有他一人服用这种药品。那些在挖空心思研究如何才能消灭这个独裁者的密谋分子们，本可以找到一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即设法在这瓶胃药里放人一种迅速有效的剧毒药品。多年来，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一点，然而却无人这样想过。一些人有用武力结束希特勒生命的勇气，但是却无足够的杀人想象力，一度受博尔曼的委托记录希特勒席间谈话的亨利·皮克指出，凡是能够进入元首大本营的坚定刺客“都有足够的以这种方式杀死希特勒的机会”。
中午一点钟，希特勒准备接见后备军司令弗里德里希·弗罗姆上将及其陪同施陶芬贝格上校。在元首堡垒的人口处，他们和陆军元帅威廉·凯特尔和空军将军卡尔·博登沙茨聊了几句。军官们进去后，希特勒向他们样子致意。这次军事会议时间很短，从一点十分开始到一点四十分结束。接着开其他会议。
党卫队全国领袖希姆莱这次又未出席合议，不过即使他今天在场，施陶芬贝格也无法进行这次谋杀。炸弹虽然放在他的公文包里，柏林的同谋们这时也已过早地执行了“女武神”计划（本来只有弗罗姆才有这种权利），但是这位伯爵没有夹破这个至少需要十分钟才会引起爆炸的酸液信管的机会。在会议室，在希特勒的眼皮底下，他设法这样做，就这样，他的第二次尝试又失败了。但是这位连连失败的刺客并不因此而善罢甘休。他还有7 月20日两次去东普鲁士汇报后备军可以向东线派多少人员的机会。
柏林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以撤销他们的戒备措施。弗罗姆获知背着他所千的事后极为恼怒。他是个两面讨好的骑墙派，密谋分子经常向他提出暗示和要求，但他从不加以指责；另一方面，这位把安宁的生活和正常的睡眠置于良知之上的上将，依然执行着希特勒的各项命令，但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被绞死的命运。
还未做好准备占领广播电台和在阿尔布莱希特亲王大街上的基本上没有什么警卫的盖世大保总部，他们本来是可以从中解救出几个密谋分子的，如尤利乌斯·勒贝尔。他们也没有去逮捕柏林大区党部书记戈培尔，尽管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早已深深陷入密谋集团之中并急待做些工作。”
四点钟左右，柏林驻军司令冯·哈泽将军终于下令出兵占领政府驻地，他派前希特勒青年团首领奥托·恩斯特·雷默尔少校率“大德意志”警卫营出发。班德勒街的气氛是压抑的，甚至是悲观的，那位深孚众望、然而根本不适应密谋活动的埃尔温·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的态度犹为典型。他耽误了几小时，虽然也全副武装出现在现场。他对混乱的局面极为恼火，于是先回到了措森，后来又跑到他的庄园，最后终于被盖世太保的暴徒逮捕。
在“狼穴”，希特勒的武士们非但没有采取行动，反而在互相指责。海军上将邓尼茨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和空军的无能；戈林称里宾特洛甫是外交上的低能儿；希特勒听着，默默地吞服着莫雷尔的各种药片，然后突然跳起来大发雷霆，扬言要把这些罪犯的老婆孩子统统斩尽杀绝。
在气氛紧张的柏林，谣言四起，但是广播电台仍然还在沉默。元首大本营正在准备希特勒对德国人民的讲话，但是奇怪的是，那里竟然没有转括设备。这位独裁者必须要等到从柯尼斯贝格派来一辆转播车后方能发表讲话，但这要花去好几个小时的时间。看来，在7 月20 日当天就向德国人民发表广播讲话是不可能的了。
在帝国首府，“女武神”行动方案的第一个措施终于付诸实施了。柏林的警卫营先遗队已经出现在勃兰合堡门附近，并在继续向政府驻地挺进。这时，在班德勒街的臭尔布里特将军的办公室里，政变军官们的马拉松会议还没有结束。会议气氛直到有人报告施陶芬贝格的汽车已经到达院内时才出现一丝轻松。
这位从“狼穴”归来的刺客显得很轻松、兴奋和如释重负。他安慰同谋们说：“按常情判断，希特勒已死无疑。”五点钟以后，班德勒街的所有进出口都已被封锁，只有持施陶芬贝格亲自签发的桔黄色通行证的人方可进出这座建筑物。
五点三十分，密谋分子向武装部队各部发了一份由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签署的电报：“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去世。一个由对前线情况一无所知的党魁们组成的伤夭害理的集团，企图利用眼前的形势向正在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从背后插上一刀，同时力图攫取权力以达到营私的目的。在这一危急关头，帝国政府决定实行军事管制，以维护法制，井委托我以德国武装部队总司令之职。。”
和以往一样，在巴黎的冯·克卢格元帅还有动摇，存在设法疏远叛乱分子。但是现在他说：“历史的钟声已经响。”他建议参谋们立即开始同英美谈判西线停火的问题。当他后来收到凯特尔的“元首安然无恙”的电报后，他又再次改变腔调。但是已经大晚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早已替他采取了行动，已发出了逮捕在巴黎的一千二百名党卫队员和保安处人员的命令。整个行动只用了几个小时。历史学家威廉·冯·施拉姆写道：“二十二点三十分，第一警卫团突击队征服了盖世太保。这样，这一行动实际上已经无法再取消了。如果这一行动在最后时刻被取消，那么这在德国历史上也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事实首次清楚他说明了陆军和国家秘密警察之间的对立程度，同时也说明，那些恐怖制度的高级干部自己被抓后也不那么坚强。他们那么喜欢对手无寸铁的人使用突然袭击的办法，而今这种办法也被用到他们头上来了。到午夜时，在巴黎的街头就再也看不见黑色领章了。”
在柏林，施陶芬贝格要求弗罗姆上将公开加入叛乱。
“我已和凯特尔通过电话，”这位后备军司令答道，“希特勒没有死。”
“凯特尔在撤谎！”施陶芬贝格上校说。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将说，“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
这时，奥尔市里希特也敦促这位后备军司令行动起来。但是善于骑墙的弗罗姆宣布逮捕在场的军官。
“你已经逮捕不了我们了，”奥尔布里希特反唇以对，“你是在自欺欺人，现在是由我们来逮捕你。”
弗罗姆和奥尔布里希特扭打起来，上将占了上峰。施陶芬贝格不得不去劝架，但是脸上挨了一记耳光。奥尔布里希特和施陶芬贝格不得不拔出手枪。弗罗姆被制服，卸下枪后被拖到他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屋子里。
在巴黎，逮捕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在柏林的班德勒街，侧乎也一切顺利；在燕提树下大街的城防部队，冯·哈泽将军尤为大胆。
雷默尔少校已开始封锁政府大楼，用冲锋枪和机关枪装备的部队已出现在总理府周围，并在继续向政府各部进发。雷默尔和施陶芬贝格一样，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军官，在前线作战时曾多次负伤，这是这两位校官之间唯一相同的情况，此外，两人在出身、教育、智惫和道德上都绝然不同。雷默尔少校习惯于执行命令，不提任何问题，英勇无畏，处在骁勇和呆头呆脑之间。
雷默尔忠实地追随希待勒，但是军人的教条“命令就是命令”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处，所以他一定会服从冯·哈泽中将的反对希特勒的命令。
雷默尔的民社党指导员汉斯·哈根中尉（也在宣传部担任工作）怀疑希恃勒己在党卫队发动的叛乱中遇刺的说法，于是乘摩托车到戈培尔那里去打听真实情况。
这时，雷默尔营长也接到去宣传部逮捕戈培尔的命令。临走前他对副官说：“现在是要我的脑袋了。”
戈培尔的宣传部里一片混乱，施佩尔正好也在那里。部长正站在他的办公桌旁汗流满面地打电话。戈培尔知道，波茨坦和其他邦的驻军部队正在向首都挺进，一场大规模的军事政变已经开始。他最后的希望是，但愿广播电台还没有被叛乱分子占领。
雷默尔少校（哈根称他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军官”）一进门，戈堵尔就开门开山地要他好好想想他对希特勒的效忠宣誓。
“但是元首现在已经死了。”少校说。
“元首还健在。”宣传部长反驳说，“几分钟之前我还和他通过电话。”
雷默尔又说，只有他能亲自听到元首的说话声，他才会相信这个令人高兴的消息。
当时在场的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雷默尔感到庆幸，但仍似信非信地瞧着我们发愣。这时戈培尔要雷默尔注意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注意已落在他肩上的历史重任。戈培尔说，命运很少为一个人提供这样的良机，利用它或者抛开它，现在就看他自己了。这时见到雷默尔的人，见到他听了这番话后所发生的变化的人，都知道戈培尔已经获胜。但是这位宣传部长这时又使出了他的绝招，他说：‘我现在要同元首通话，您也可以在电话上同他谈谈。元首会给您下达命令的，这样不就撤销了您的将军下的命令了吗？’戈培尔用稍带讽刺的口吻结束了他的话。然后，他叫通了拉斯滕堡的电话。宣传部的电话总机有一条直通希特勒大本营专线。不一会儿，希特勒接了电话。戈培尔把情况稍作介绍后，就把听筒交给了这位少校。雷默尔立即听出这是传说已经死去的希特勒的声音，他手里拿着听筒，不由地马上立正。我们只听他不断重复地说：‘是，我的希特勒。。是！’随后，戈培尔接过听筒，希特勒把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这位少校已经受命接替哈泽，执行将在柏林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同时，要他服从戈培尔的一切指示。唯一一条幸而保全的电话线，导致了起事的最终失败。戈培尔继而采取反措施，命令警卫营全体人员到他住宅的花园集结待命。”
雷默尔少校当即被提升为上校，并开始着手镇压将军们的暴动。他首先撤回了警卫营，该营在班德勒街的士兵已经在傍晚晚些时候撤退。与此同时，广播电台也报告，元首将对德国人民发表讲话。
接着放进行曲。
在巴黎，牢房已经关满了人，但是此刻冯·克卢格陆军元帅却请求他的军官说：“先生们，请别把我牵扯进去！”
这一天还有一些意外的偶然事件。最翠众望的陆军领袖隆美尔元帅（即使他不是7 月20 日事件的同谋，也是一个知情人）三天前在一次低空扫射中负了重伤，现在正躺在陆军医院里不能动弹。他的声望本来足以使民众投入到这场总起义中去。
曾经解救过墨索里尼的党卫队少校奥托·斯科采尼要去维也纳，火车刚要开动时他获悉希特勒又度过了一次暗算，并立即表示愿意听从调遣。这个身高两米的人去拜访中央保安局。保安处驻外部主任瓦尔特·舍伦贝格告诉他，局势非常严重。约翰·托兰写道，“他脸色苍白，面前的桌上放着一支手枪。他作了一个戏剧性的手势说，‘如果他们来，我就在这里自卫。’他的神色很古怪，斯科采尼差点儿笑出声来。他建议舍伦贝格把手枪拿开，以防不小心伤害自己。”
接着，舍伦贝格也开始介入。他乘车去城郊的一座党卫队学校，要求给予增援。傍晚晚些时候，阿尔弗雷德·约德尔上将命令他立即去班德勒街支援雷默尔，警卫营已经包围了这幢大楼。
希特勒的广播讲话一直还未开始，在巴黎，党卫队头目全被抓获；在维也纳和布拉格，密谋集团的余党也在活动；在班德勒街，非叛乱军官起先静观了一夭，当他们嗅到哪一方将会胜利后，也拿起了武器。
其中八人，拿着冲锋枪和手榴弹闯进了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这位将军企图阻挡，这时施陶芬贝格走进房间，这些军官立即调转枪口向他打出一排子弹。
施陶芬贝格受了伤，急忙退到旁边一间房间。后来，他、贝克、奥尔布里希特和其他密谋分子一起被拉到已被反政变分子救出的弗罗姆上将面前。
“诸位先生，”这位后备军司令说，其实他还不知道他已被凯特尔解职，其职务已由党卫队全国领袖代替，“现在，我要以你们今天下午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他命令他们放下武器。
“我是你以前的上级，”贝克上将答道，“你不能这样要求我。”这位原来为抗议希特动而退职的前总参谋长伸手去摸手枪。
弗罗姆抢先开了枪，但子弹只擦伤了贝克的头皮。“请给这位老先生帮帮忙。”弗罗姆命令两名解救他的军官。但是他们拒绝执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