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到慕尼黑大学来学经济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那么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名声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的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跤手、屠夫的下手、有名的爱吵架滋事的人。“官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御用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酒，嗜之若命。
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尤利乌斯·施特莱彻，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小学教员，从1922 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个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所谓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大日耳曼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
就是在这年风云多变的夏天，似乎长生不老的德国总统兴登堡身体一天比一天坏，8 月2 日上午九时，他终于逝世了，享年八十七岁。三小时后中午时分宣布，根据内阁前一天制定的法律，总理的职务和总统的职务已经合并为一，阿道夫·希特勒已接管国家元首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总统的职衔已予取消；希特勒的头衔将是元首兼国家总理。他的独裁大权至此就完全实现了。为了堵塞漏洞，他要军队全体官兵宣誓效忠，誓词如下：
“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的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国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行此誓言不惜牲牺生命。”
到1934 年8 月为止，将军们如果要推翻纳粹党政权，本来是可以不费吹灰之力的。但是他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承认它是国内最高的合法当局，作了这样的效忠宣誓。从此以后，他们对希特勒承担了义务，而这样的誓言，不论对他们个人或国家多么不光彩，他们出于所谓“德国军人的荣誉感”，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定要忠实遵守的。从此以后，他们常常为了忠于誓言这种荣誉感，而忘掉了自己作为人类的荣誉感，成了希特勒横行侵略扩张的工具，把人世间的道德准则践踏在污泥之中。
兴登堡死后，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正式宣布，没有发现老元帅的遗嘱，因此必须断定他没有遗嘱。但是，在8 月15 日，也就是德国人民举行公民投票批准希特勒接管总统职务的前四天，纳粹党又玩弄了一桩骗人的把戏，说是巴本找到了兴登堡的政治遗嘱，送给了希特勒。遗嘱中赞扬希特勒的话，为戈培尔在公民投票最后四天的宣传运动中提供了大好的材料，而且在投票前夕还有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的广播讲话：
“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他作为德国元首的直接继承人，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国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那么，德国人民呢？据《第三帝国的兴亡》一书披露，在8 月19 日，合格选民中约有百分之九十五投了票，其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也就是三千八百多万人投票赞成希特勒篡夺大权。只有四百二十五万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投了反对票。难怪9 月4 日，希特勒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党代表大会上，神气活现，信心百倍，像旧日的皇帝迈着方步进入旗帜如林的会场。当时乐队高奏《巴登威略进行曲》，三万只手臂一齐举起致纳粹党的敬礼。几分钟以后，他骄傲地坐在大讲台的中央，双臂交叉在胸前，两眼炯炯发光。当时巴伐利亚党组织领袖阿道夫·瓦格纳宣读了希特勒的文告：
“今后一千年中，德国的生活方式已经肯定了。十九世纪的神经紧张时代已与我们告别。在今后一千年中，德国将没有其它革命！”
希特勒是个魔鬼，不是神仙、无法活到一千岁。但是，只要他活着，他就要力图作为这个伟大民族历史上最有权力、最肆无忌惮的专制魔王来统治他们。兴登堡已不在人世，没有人可以非议他的权威。陆军已处在他的股掌之中，立下了任何德国军人都不敢轻易违反的誓言。
第二节一个危险的人
1893年1月12日，赫尔曼·“威廉·戈林出生于德国。他的母亲在巴伐利亚一所疗养所生下他六个星期以后，就把他托付给别人照管，她自己回到了海地任职的丈夫身边，海因里希·恩斯特·戈林博士曾经是一名骑兵军官，任德国驻海地总领事。他第二次结婚时已四十五岁，在伦敦研究英国的殖民地管理。他的妻子弗兰齐丝卡是一位出身低微的巴伐利亚姑娘，婚后不久随丈夫去德属西南非洲。戈林博士在那里结识了策齐尔·罗德斯。他在那里还同一名曾为弗兰齐丝卡第一个孩子接生的犹太医生赫尔曼·爱彭斯坦结为知交。赫尔曼·威廉·戈林是弗兰齐丝卡的第四个孩子。这位总领事因结婚两次不得不抚养九个孩子。
1896年戈林博士即将退休以前，带着妻子返回德国，回到了他们的小儿子赫尔曼身旁。由于儿女成群，全家节衣缩食，在柏林市郊渡过了生活简朴的五年。赫尔曼是一个固执任性、难于管教的孩子。五岁时，父亲送给他一套海盗服装，他欣喜若狂。每当有军官来他家作客，老保姆总是把他们的佩剑和帽子偷偷拿到赫尔曼的房间里，让他玩耍片刻。这位未来的帝国元帅在那时候他已梦想当一名军官。
1922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德国，一些有民族意识的人士总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条款不满。为了表示重振德国威望，甚至复辟君主政体的政治欲望，一些民族主义政党纷纷建立起来了。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也在这时建立起来。当时巴伐利亚的社会民主党政府相当脆弱， 1922 年暗藏的暴乱者充塞着街头。
1922年秋，戈林初次聆听了希特勒的讲演。后来，戈林在纽伦堡审判战犯的法庭上叙述了他第一次见到希特勒的深刻印象：
“我打听到确切消息，知道我在星期一傍晚的集会上能听到希特勒的演说，因为那时他每星期一晚上总要举办集会。我赶到会场，希特勒正在谈论《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表示他断然拒绝《凡尔赛和约》的态度。
“希特勒谈到，像星期日那样的空洞抗议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人们必须把抗议当作一种通常的议事日程。有了能给予抗议有力支持的政权，抗议才会取得成果。在德国还未足够强大以前，抗议是没有意义的。
“希特勒的见解字字句句讲出我了肺腑之言。几天后，我直接来到纳粹党总部。那时，我根本不了解纳粹党的纲领，也不知道它只是一个小小的政党。我曾仔细观察过其它一些党派。国民会议选举时，我怀着完全脱离政治的见解选举了民主派。然而，当我看到我选举的是何许人时，我开始同政治若即若离。现在，我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具有明确而坚定目标的人。我想先同他谈谈，问问我能否对他有所帮助。
“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凡赛尔和约》。我对他说，我的全部思想中至关重要的就是为反对《凡尔赛和约》的苛刻条款进行斗争，在这点上他能够完全支配我这个人，支配我本人和我所有的一切。”
希特勒那种救世主的口吻和演说，使戈林对德国的未来重又充满信心。他并不计较希特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只是一名下士，出身低贱，没有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而戈林自己却是一名外交官的儿子，在城堡长大，又是受过表彰的战斗机飞行员，还差一点同一位男爵夫人结了婚。戈林的未婚妻拥有一笔不算丰裕的收入，所以戈林还必需充任贸易代表以增加进项。同时，戈林从事政治活动占用他的时间越来越多。
希特勒显然需要吸收像戈林那样的人参加他的纳粹党，以提高纳粹党的水平。
当时戈林29 岁，他手下又开始有了一帮听命于他的人。但他们已不是德国空军军官和部队，而只是希特勒第一批主要从失业者招募来的冲锋队员（SA）。
希特勒谈到戈林时说；“我交给他的是一样粗野的乌合之众，但他在很短时间里就建立起一支为数11，000 人的部队。”戈林自己这样讲：“至关重要的是，首先把冲锋队员紧密地团结起来，训练成为一支服从命令并可以信赖的队伍，执行我和阿道夫·希特勒发出的一切命令。”
1919 年召开的巴黎和会，对战败国进行了严厉的惩罚。会上签订的凡尔赛对德和约，剥夺了德国的全部海外殖民地，重新划分了德国的疆界。德国失去了重要的工业区，丧失了八分之一领土，十分之一的人口，百分之六十五的铁矿和百分之四十五的煤矿，大部分的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条约还对德国的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解散总参谋部，废除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十万人，海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不准有主力舰和潜水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还必须交付一千三百二十亿马克的巨额战争赔款。
和约规定，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波兰。这是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的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在1923 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致力于实现“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的口号。2 月间，巴代利亚有四个右翼武装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9 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9 月2 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1870 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全场热烈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而赫尔曼·戈林这样一个在纳粹阵营中最危险的人，在推行希特勒侵略政策中，更是拼尽全力，不择手段地去策划一些罪恶勾当。于是，欧州最恐怖组织的雏形不久就在他手里形成了。这个组织就是——盖世太保。
第三节谈虎色变的组织：盖世太保
1933 年4 月26 日，赫尔曼·戈林发布命令，建立一支由普鲁士内务部长，即由他本人指挥的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盖世太保的任务就是要使军队的章程听从于它，它像一支军队那样不能容忍司法条例去挫伤它在斗争中的积极性。
在短短的几年里，纳粹党人控制了公众舆论和司法部门。当时，戈林对经济部长沙赫特说：“我告诉你，元首要的是二乘二等于五。”
尽管对那些处在盖世太保魔爪中受虐待的不幸者采取了一切预防措施，但是当惶惶不安的谣言在整个德国流传的时候，有人就封住那些愤怒者的嘴，并指出，沉默是爱国者的职责。根据纳粹概念，给国家造成不可弥补损失的不是拷问者和凶手；恰恰相反：谁对他们提出起诉，谁就被看作是叛徒并要受到惩罚。1938 年，随着纳粹军事行动的开始，这个理论发挥了积极作用。谁现在谈论，也就是说，谁现在对虐待狂者和罪犯提出自己的看法，谁就是把反对德国的宣传资料提供给敌人。这种论调容易被那些“忠诚的国民”所接受。不过，这些国民只希望什么都不知道。正象吉斯维乌斯所写的那样“数百万德国人甚至在同自己捉迷藏”。
这个政权的敌视者纷纷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吉斯维乌斯说得很对，极权主义和反对党在相互排斥。此外，德国反对党早在1934 年就遭到全面镇压。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在纳粹夺权后不久被破坏殆尽。这些组织本来是可以作为后盾为抵抗运动或地下运动服务的。适宜于重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不是被关押，就是逃跑。少数几个新的组织只能发挥极为有限的政治作用，他们感到被人窥伺，甚至被他们中的一个人所出卖。反对党取得这样一个胜利使纳粹党人不能安睡。他们知道，平静和顺从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却孕育着深仇大恨。流亡者，首先是共产党人把记载历史事实的反纳粹传革和小册子偷偷地运到德国，盖世太保追捕散发这些的人。谁要是被发现有这些东西，那他就是不死在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一间地牢里，也得进集中营。戈林确实对他手下的宠儿提出了这样的根据：“正像我所做过的那样，虽然我一下子拘捕了数千名共产党的干部，从而在最初时刻排除了直接的危险，但是危险本身还远远没有被消除。主要的是去发现和不断地监视秘密的联络和联络网等。对此，必须成立一支专业化的警察队伍。”
由于秘密警察逐步独揽大权，所以这个“专业化”进展顺利。盖世太保甚至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施韦德尔不久这么写道“我们的政治警察”包罗万象，因为它是万能的，它坚定不移地用强制性措施进行打击，但同时要有利于民族和国家的发展。
纳粹法律学家休伯尔特教授指出：盖世太保“在公开行动中还未暴露身份就必须把那些倾向和意图消灭”。
1934 年4 月20 日是希特勒四十五岁寿辰。已成为第三帝国政治警察首脑的海因里希·希姆菜准备在这时大量裁减警察人员。通过对普鲁士警察局、尤其是对盖世太保的清洗，他清除了所有在他看来属于“戈林帮”的人。与此同时，他大力提拔和安插亲信：4 月22 日任命党卫队保安情报处处长海德里希兼任盖世太保首领；任命法学家瓦尔纳·贝斯特博士为盖世太保顾问；海因里希·缪勒则被任命为国内警察处处长，从1939 年起，又接替海德里希任盖世太保首领。
从此，盖世太保的基本任务是严厉制裁对纳粹信条提出异议的行为，消灭一切与纳粹主义为敌、对抗希特勒意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