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刻哨兵们退场了，他们挎着枪支撤退到警卫楼里。哨兵们拥挤在警卫楼窗口前，把脑袋贴在窗玻璃上，几乎把鼻子都压扁了。沙赫特伊塞里斯后来写道：“这情景令人联想起惊奇地盼望圣诞老人降临的儿童。他们先呵气，然后用衣袖擦掉窗玻璃上的白霜，等待这场木偶戏的开演。”
这时离12 点15 分还有几分钟，雪还在下，囚犯们仍然站在黄色大圆点上，与其说他们害怕，倒不如说他们有点狼狈。他们跺着脚，不时把手伸进口袋里又拔出来。脸上时而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一个中年妇女咳嗽不止。很难判断他们是在昂首挺胸、视死如归，还是麻木不仁、丝毫没感到死亡将至。除了这种带侮辱性的列队方式使他们感到有些狼狈以外，他们对一切都泰然自若。
值勤官举起右手站在那里。他又举起左手看看表。教堂的钟声响了，这是12 点15 分。值勤官立即放下右手，刽子手开枪射击，机枪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扫射，枪口不断喷出火焰、射出子弹。
这种屠杀方法的后果并不理想。沙赫特伊塞里斯在他的笔记中写道：“理想的情况是由六个射手来执刑，每个士兵瞄准一个囚犯两眼之间射击，这样就能立即击毙。这种大规模屠杀的方法太不讲究了。要求行刑队把一百名囚犯挨个枪决，远远超过了士兵们的正常工作。由于连续射击，后坐力震得士兵们的同膀都红肿了。他们感到疲惫不堪，因而向值勤官诉苦。这种状况甚至可能引起士兵哗变。因此，使用机枪虽然是速战速决的办法，但却是一种机械化的笨办法。”
这次就是使用了这种笨办法。机枪手显然过高地估计了机枪的威力。要想达到与六个射手一起行刑的同样彻底效果，机枪手显然扫射得太快了。密如雨点的枪弹穿过囚犯们的头部、胸膛、下腹和手脚，当机枪手从左到右扫射时，多数囚犯立即倒下，以这种非常走运的方式摆脱了苦难。当机枪手从右到左扫射时，又有一些人倒下之后，这个机枪手停了下来，他也许接到了休息的命令，也许是以观赏重伤者的痛苦为取乐。到底如何，由于事过境迁，谁也说不清了。不过，机枪手确实是歇下来鉴赏他的“杰作”。
刑场上的情景令人毛骨惊然。约有三分之二的囚犯倒在地上，但并没有都立即死去，有些人撕碎了自己的衣服，发出刺耳的叫声；有些人还在尸堆中蠕动；其余三分之一囚犯奇形怪状：痛苦万分的脸上鲜血淋漓，血肉模糊的手，像木偶那样抽搐的四肢。“正在休息的机枪手不动声色地考虑是否应该再扫射一遍。但是在这一瞬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转移了他的注意力。”
亭子里出事了。坐在希姆莱背后的沙赫特伊塞里斯看到，帝国党卫队首领竟然无力地瘫倒在他的高背靠椅上，一只死人一样的手耷拉在座椅的扶手上，旁边的海德里希看到希姆莱脸色刷白，眼镜歪在一边，牙齿紧紧咬住嘴唇，感到十分诧异。沙赫特伊塞里斯描写道，事情发生的时候海德里希正注视着广场禁区的另一端以及按照海德里希的命令进行屠杀而自己却昏厥过去的宗教法庭庭长。
“海德里希的脸上带着一丝鄙视的表情。他和警察局长一起抓住希姆莱的肩膀，把他的身子往前推，直到头部夹在两膝之间。希姆莱的眼镜掉在地上，发出了轻微的叮当声。与此同时，机枪又哒哒响起，刽子手把机枪从左扫到右，又从右扫到左。。”。
这次不再剩下辗转蠕动的肉体了。这与其说是命中率高，不如说机枪手干得很彻底。
两辆载重五吨的敞篷卡车得到命令急驶而来，车上坐着两小队受人看管的囚犯。三色警戒绳已经取下，卡车可以直接开到由尸堆成的人墙旁边。
由囚犯组成的这支队伍开始把死囚尸体抛到卡车上。第一批尸体在碰到铁皮车帮上发出沉闷的声音，这两小队囚犯显然已经习惯干这种差事了。也许他们来自屠杀犹太人的某个集中营，也许还将回到集中营，自己也将被处死。
在这期间希姆莱已经恢复了元气，勉勉强强可以站起来，他的手挽着海德里希的臂膀。
“一个有力的支柱。”希姆莱说了一句奇怪的话。当他离开亭子登上“奔驰”车时，竭力避免再观看广场。他虽然与海德里希一起离开了广场，但刚才向卡车上抛掷尸体的沉闷撞击声却一直在希姆莱脑际间回旋，像幽灵一样驱赶不掉。
这次事件给希姆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重返柏林以后发布命令说：今后枪杀妇女和儿童时不要使用“精神上的折磨”，目的是让所有已婚的男突击队员不再把妇女和儿童当作枪杀的目标。一种典型的纳粹思想方法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去想禁止处决妇女和儿童，而恰恰相反是要他们加倍忍受那些枪杀令，结果从那时起，有更多的妇女和儿童遭到枪杀。
为了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党卫队的一个工程师正在着手研究一项工作。那些称为“S 载重汽车”的可怕的机器都是由这个纳粹技师、党卫队突击队中队长贝克尔博士设计出来的。
奥仑道夫对这些机器作了如下的描述：“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毒气车有何用途。实际上它们是封闭式的载重汽车。它们装置得非常巧妙，马达起动后，毒气就被吸入车内，大约十分钟至十五分钟以后就会导致人的死亡。。汽车载着殉难者，然后驶往安葬场，这种安葬场同大屠杀时所使用的安葬场通常是一模一样的，运送囚犯尸体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载重汽车的造型大小不一，一般可容纳十五人到二十五人。要是把妇女和儿童押上车，就得编造出一个借口，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只要车门一关上，那么完全密封的车内就成了一间正在行驶中的毒气室。
贝克尔在完成自己的设计工作之后，委托突击队大队长、德国中央保安局运输科科长劳夫及其助手茨瓦培尔去执行这项工作。绍雷尔载重汽车厂接受了制造这些车辆的任务。车上都标有“S”记号，同时说明特殊用途和制造厂，这些汽车最早出现在1942 年春，是用来装备特别队的。负责制造这些杀人汽车的是贝克尔工程师，而劳夫则是负责汽车的保养。
可是与贝克尔和希姆菜的期望相反，“S 载重汽车”根本没有解决杀人问题，居民们很快知道，登上一辆这样的汽车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不久就称呼它们是“死亡车”。为此必须玩弄一些迷惑人的花招。贝克尔写道：“我在小汽车两旁安装两扇百叶窗，看上去像乡下农民的住房，这样S 组的汽车可伪装成居住用的大篷车了。。我认为，汽车可以伪装，但不能长期隐瞒。。。用毒气杀人并不十分顺利。为了尽快完成这项行动，司机一律开足马力。由于采取这项措施，那些被处死者不是按规定那样死于催眠，而是死于窒息。我的指导奏了效，一旦正确地校准操纵杆之后，死亡很快就来临了。这时，囚犯安详地睡着了，以前所看到的那种因中毒气而走了样的脸和大小便的现象此时再也看不到了。”
人们可以想像得出，党卫队的一个司机坐在这样一辆汽车的方向盘旁边，驾车在一条被国防军的装甲车压坏了的乌克兰大街上隆隆驶过，而在他的后面却有二十五个妇女和儿童挤在密封的、令人窒息的毒气铁牢里摇摇晃晃地死去。当他们到达最后目的地时，等待他们的是一个已经塞满了许多僵尸的土坑。
不久，司机和突击队员发牢骚说，他们得了严重的头涌病，而且断言，他们到达目的地以后，打开车门时吸进了大量毒气。他们在车年看到的一切实在令人可怕，说真的，他们对“这种肮脏的事”表示不满，可又不得不把那些缩成一团的、弄脏了的尸体拉出来，看来这是他们所不愿意干的事情。
纵然如此，S 车队还是行驶了几个月，而且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也使用过。罗兹地区的盖世太保头子布劳恩菲施供认说，驻扎在切尔诺的库姆霍夫特别队在行驶着的毒气室里消灭了三万四千名犹太人。使用这些车辆始终是保密的，特遣队的全体人员有责任对他们的全部行动，尤其对S 载重汽车的作用绝对保密。在明斯克，有一个司机在醉意之中谈到了他的汽车，结果被党卫队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不过关于这类肮脏事情的文件在德国档案中已经找到，并在纽伦堡公布于众。
最后，由于发生多次意外事件，不得不放弃S 载重汽车，仍旧恢复采用枪决和绞死的手段。
第四节波兰：盖世太保暴行的“实验地”
1939 年8 月22 日，亦即德一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翌日，希特勒向簇拥在他周围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对波兰的觊觎之心。他向他们说：“波兰将从世界地图上消失。”希待勒向希姆莱发出更明确的指令：“绝不可使波兰复活。为此，必须消灭波兰的贵族，消灭从小学教师至专家学者的波兰知识分子。这样，波兰人就会沦为奴隶，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
希特勒还表示，他现在还不想灭绝犹太人，犹太人现在甚至还应受到相对的优待。他进一步说：“应采取紧急的但并非是最终的措施，反对波兰的犹太人，即反对作为波兰犹太民族的300 万波兰人。”
希姆莱由此得出结论：“东方属于党卫军”。党卫军在那里可以为所欲为，东方将是“日耳曼狼”的猎区。它们将在那里散布死亡，使之充满难闻的尸体腐臭气味。
希姆莱立即委托海德里希着手组建特种部队，以控制被德军占领并已划归第三帝国版图的重要地区。事实上，这些特种部队的雏形已经存在。第一队建于1938 年。当时正值奥地利合并到德国，他们在奥地利大肆抢劫，无恶不作，其行为令人发指。由戈特洛勃·伯格尔将军指挥的另一队在次年进驻苏台德地区，使其所作所为略有收敛。
对于波兰，侮德里希决定成立五个特别行动队，给参与“白色方案”的每个进攻性部队配备一队。每一特别行动队包括五个特遣队，每特遣队约150人。这样，每个特别行动队的人数就是750 人。特别行动队负有双重的使命：一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秘密抵抗运动或游击地带的形成；二是负责组织情报活动，以配合希特勒提出的“将波兰从世界地图上抹去”的计划。
特别行动队自9 月1 日起开始“扫荡”。他们的行动规模很大，以致遭到武装部队长官们的反对，一位陆军上将在写给参谋部的报告中这样说：
繁重的重建工作因党卫军各部队的干预而变得愈加困难。他们负有特殊使命，不受地方军政长官的管辖和制约；他们到处插手，妄图搞独立王国。。他们几乎在所有大城市大肆进行杀戮。受害者是他们随意抓来的。他们的作法令人作恶，不可理解。在好几个地方，他们的反犹措施引起了极严重的后果。
1939 年9 月8 日，国防军谍报局局长、海军上将卡纳里斯曾因党卫军总监海因里希·希姆菜扬言要每天杀死200 个波兰人一事向国防军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将军表示过愤懑。4 天之后，卡纳里斯在希特勒的专列里与凯特尔交谈时又提出了这个问题：“全世界舆论会要求德国开头部队对这些无耻的行为承担责任。”
党卫军保安情报处所属的各特遣队早就大干起来。随着德军在波兰的推进，海德里希命令下属开始抓人。他们抓走大批教师、大学教授、官员、商人、医生、修遭士、地主等。例如，赫尔模一佩尔普林教区的690 有518 人被抓，其中214 人被杀，该地区的政治犯被集中到索尔答沃的一个集中营里，在海德里希的命令下，他们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处死。盖世大保对这些犯人通常施以“特别处治”，对外则说“他们在越狱时被击毙”，600余名波兰知识分子就这样在索尔答沃死于非命。
1939 年9 月27 日，海德里希在谈到党卫军保安情报处在波兰的行动时提到，“在我们占领的地区，波兰的杰出人物已只剩下3％了。”
制造此类凶杀惨案者，不只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还有一些民团部队。这些民团部队是由在波兰和西普鲁士的德国人中的极端分子组成的。驻但泽的一支由纳粹大区书记福斯特指挥；西普鲁士的民团部队由党卫军准将卢多尔夫·冯·阿尔文斯勒本指挥。
然而所有这些似乎并未使希姆莱满意，在他看来，被清洗的波兰人太少了。于是，这位帝国党卫军总监便在1939 年11 月中旬向波兰派遣了一支党卫军保安情报处的增援特遣队，由党卫军上将乌东·冯·沃伊尔施指挥。该特遣队的任务是消灭卡托维兹地区的犹太人和波兰人，海德里希告诉德军驻波兰参谋长爱德华·瓦格纳说，党卫军在波兰的政策将因沃伊尔施特遣队的进驻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命令，应把住在但泽、西普鲁士、波斯那尼和上西里西亚地区的50 万犹太人集中到波兰的犹太人区，以便以后将其押送到海外。这时艾杀曼一直在为欧洲的犹太人寻觅生存之地，他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想到可把他们押送到马达加斯加。也就是在此时，许多波兰的犹太人开始与党卫军建立的“治安”组织合作。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似乎是为了解这一情况，才对如象集中营的医生门格勒这样的人物免于追究，给于宽大处理。
10 月中旬，希特勒亲自向凯特尔谈了哈尔德将军后来称之为“有关波兰的罪恶性方案”。希特勒说：“要毫不留情地降低波兰人的生活水平，只要他们不致于饿死就行了。这样做是和我们主张的原则相矛盾，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不过。。”
1939 年12 月初，波兰陷于一片混乱。海德里希驱使波兰的犹太人向“犹太人区”迁移，同时又强迫大批的波兰人由西往东迁往设在总督辖区（由华沙的纳粹分子建立的波兰傀儡政府）的集中营。希姆莱则在这时，强迫原波兰境内的所有日耳曼族居民（包括当时居住在和德国人达成协议被俄国人占领的地区的居民）往西迁到德国在波兰领土上设立的但泽一韦斯特普罗森、瓦尔泰兰德、奥伯施莱辛三省。
希特勒最早的伙伴之一汉斯·弗朗克，被任命为驻华沙总督，他不得不向柏林要求增加4 万名官员替他维护总督辖区的秩序。黑衫队到处行凶作恶，以致引起了国防军的不满，上将约翰内斯·勃拉斯科维兹在给希特勒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种情况危害社会治安，败坏风纪，必须立即制止这种随意杀人的现象。。”
著名的冯·莱西瑙将军尽管一向对希特勒忠诚不二，也对黑衫队提出抗议。汉斯·弗朗克也参与其间，他向鲍曼告状，为的是让鲍曼向希特勒转述。他写道：“这是荒谬的。假如每有七个波兰人被杀我就要贴一张告示，则罄击波兰之森林恐亦不足以为布告造纸！”
海军上将卡纳里斯也推彼助澜。德军占领区军事长官格德·冯·伦斯德将军甚至向波兰人保证：“德军不把波兰平民视作敌人。德军此来是为保护居民的财产，保护居民享有的公民权利。”暴徒的罪行愈演愈烈，军人们的不满情绪也随之与日俱增。柏林的局势日见紧张。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上校的鼓动下，德军参谋部的军官们要求“立即解散黑衫队，解除党卫军领导人的职务，以便尽快结束这种败坏德国人声誉的糟糕局面”。
但希特勒一意孤行。他通知陆军的将军们说，黑衫队将继续存在下去，甚至还要加强对波兰人的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