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关系密切。罗姆喜欢玩弄男人，哈尔德则爱追逐女人。他们两人都有强烈的“爱国意识”，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即都爱搞阴谋。
“长刀之夜”清洗后，哈尔德将军失去了一位朋友。对此，他永远不能饶恕党卫军，但是他还保留着原来的职位。路德维希·贝克辞职后，始终在秘密准备起事，他通过奥斯特上校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保持着联系。
第七节干掉希特勒
不少军界人物参与了谋反行动。人们在私下议论的参与谋反活动的军事长官有：柏林—勃兰特堡军区司令埃尔温·冯·维茨勒本，波茨但卫戍区司令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伯爵，卡尔·冯·施图尔纳格和海因里希·施图尔纳格。甚至连柏林警察局长、前冲锋队领袖冯·赫尔道夫伯爵也与阴谋分子相串连。他还拉上了另一个老资格的纳粹分子弗里茨·冯·舒伦堡伯爵，他们打算一旦希特勒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就采取行动，绑架希特勒，把他押上“人民法庭”，并从帕泽瓦尔克军事医院的保险箱里取出确诊希特勒患有精神错乱症的病案，这是近乎荒诞的行动。
贝克对他的解决方案沾沾自喜：“法庭一定会确认元首是一个疯子，并且会将他永远关进疯人院。”
“在新政府成立之前怎么办呢？”
“由军队掌握政权。”
当时西班牙战争正如火如茶，德国的某些军人，首先是考迪洛的老朋友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却在考虑采取“弗朗哥式”解决办法。
在此之前，哈尔德接替了贝克的总参谋长职务。可怜的哈尔德左右为难，他既要顾及与密谋分子的友情，又必须服从纪律，认真制定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这一切都必须在几小时内进行。他答应一旦确知发动军事进攻的日期，就立即通知密谋分子。
但是西方也必须决心遏制希特勒。如果没有全面战争的危险，如果西方再一次让步，那么，德国人民以及德国的将领们就永远不会理解密谋分子所采取的态度。
必须派一名使者去伦敦。他们选中了老保守分子埃瓦尔德·克莱施特。克莱施特像一个“脖子上套着绞索，但还想最后一次求生的人”到英国首都去。
几天以后密谋分子的第二个使者——汉斯·包姆一特尔巴赫上校——到了伦敦，请求英国政府采取强硬态度。
但在西方人士看来，采取强硬态度支持一个军事集团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他们知道，德国的将军们是爱国者并梦想复仇。他们推测，德国密谋分子首先指责希特勒的是：在还不可能取得胜利之时发动战争。他们还认为，这些满脑子军官团思想的人怀有个人怨恨，对纳粹党在人民中的影响十分反感。总之，柏林的密谋分子是一些复仇主义者，他们只是在发动战争的时间和方法问题上与希特勒存有分歧。
盖世太保在监视着将领们。现在还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可以肯定，希特勒对这些反叛行为已有风闻。但他只是把他的将军们臭骂了一顿：“我绝不容许批评、犹豫和失败主义。”
这一顿训斥又取得积极的效果，军人们俯首听命，特别是总理的外文政策已取得了不容量疑的成功。而此时，慕尼黑会议正在筹备中。
会议取得了成功，政变计划化为泡影。
占领苏台德区后，德国不但“收回”了三百多万日尔曼血统人，而且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防线，这是真正的军事胜利。大部分军阀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是正确的，约德尔将军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那些怀疑论者，那些软弱的人和畏首畏尾的人现在转变了态度，希望他们永远如此。此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并非完全虚构。
自从1943 年起，形势进一步逆转，希特勒内外交困，犹如一个狂徒站在面临深谷的悬崖上。这一年，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六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苏德战场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座机里，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在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颇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 年11 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说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动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在他六十岁生日时，，希特勒送给他一张二十五万马克的支票。当时，他虽勉强答应了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断大休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种局面的正是希特勒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三十多万德国士兵量于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但保罗斯的回答是问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苏军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又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苏联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信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又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憎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严格说来，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时，当希特勒遭受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城市。
1943 年2 月，密谋分子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奥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苏联作战的中央集团参谋长冯·特菜斯科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弗洛姆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希特勒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但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而且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颗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人员中，，他是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专供盟国特工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执行这一任务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勒还有许多党羽，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和报复。”
在3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向集团军高级次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我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希特勒的飞机就要立即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匀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三十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二十分、三十分、四十分、一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平安无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炸弹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工夫办这件事情。特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用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然后，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发现：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只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虽然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杀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 日在柏林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听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的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 日晚上，格斯道夫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十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的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苏军那里缴获的战利品。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后来，格斯道夫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第二天，他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一个带十分钟信管的炸弹。格斯道夫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但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他又改变了主意，准备只用八分钟或十分钟参观展览。因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十分钟。这个最后的一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这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菜览厅只停留了
八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在这个期间，不仅军队中的密谋分子非常活跃，在青年学生中也掀起了反纳粹的浪潮。三十年代初期，在希特勒蛊惑人心的愚弄和欺骗之下，不少大学生曾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十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 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大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严生纳粹主义的城市，但如今它又成了学生反对纳粹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二十一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利用称为“白攻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举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联系。
19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