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临时的权宜性的东西呢，我们见到的一个最残酷的事情，就是汉武帝的晚年接连杀了五个丞相。有一位大臣公孙贺，这本来是一个武将，跟着卫青霍去病征伐匈奴有功，封侯。现在呢汉武帝在杀了三个丞相之后，突然任命他来做丞相，就在封拜之日，这位公孙贺痛哭流涕坚决不敢接这个印绶，一再要求皇帝收回成命。结果皇帝也为之动容，皇帝都跟着落泪，然后还是要强制他接受这个任命。最后呢，皇帝只好起身而去，把他扔在那儿了。那没办法，他只好接了丞相官印，接了官印之后依然大哭不止。其他的朝臣问他做丞相是个好事呀，——其实我听着这意思有一点幸灾乐祸——说为什么你那么痛苦呢，结果他回答说“主上圣明，臣不足以称，恐负重责，从是殆矣”，就是我们的君主太伟大了，我们做臣子的跟人家不匹配，做个副手也不够，所以我现在开始就感觉到危险就已经到来了。
那么要讲到制度方面的，就是汉武帝设置了一个新的机构，在当时呢，就是称作为“中朝”，和以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宫廷系统相对立。那么丞相、御史大夫为首的这个系统被称之为外朝。在中朝出现之前，丞相就是政府的行政首脑，他参与国家方针大计的决策过程，但是等到中朝一出现，真正得到皇帝信任的和皇帝一起参与决策的是中朝的官员，而不再是以丞相为首的合法的政府系统的官员。原来的合法政府官员被排斥出决策圈之外，成为一个政务的执行机构，那么真正的宰相职权落入了中朝官手中。中朝官的官员的构成起初是皇帝的文学侍从之臣，被称之为“天子宾客”，也就是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安、主父偃等这批人，后来呢，汉武帝把这个制度更完善化，吸收了一部分朝廷的大臣来参与，给他们若干“加官”，有了“加官”就可以成为中朝官的构成部分。由此可见，那么到汉武帝这个时期，他动用了不同的手段，使得丞相的实权被剥夺。这是中国专制皇权这种独裁程度越来越高，在这点上具有里程碑的一件事情，他把大权确实是有效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推行改革的第四个方面，那就是建立和完善选官制度，强化监察职能。那么汉初的官员的来源主要是靠军功，立有军功的人就得到高官厚禄。到汉武帝这个时期，那批军功贵族已经被历史规律所淘汰。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来选取官员，也就是官员后备军的主要途径何在，汉武帝这个时期做了许多制度上的创新，最主要的是把察举制度给定型化。汉武帝为了把察举制度有力地贯彻下去，他自己曾经下了很大力量给予关注，有一年他下令让郡守这级的官员向朝廷举荐人才，具体来说就是孝廉，察举孝廉，可是有的郡呢一个人都没有举荐上来。汉武帝为此大怒，他说，身为在官位上的官员，你如果不举荐贤人，不举荐孝廉，就是失职，就应该被罢免，所以说不举孝的，他说应该按照“大不敬”的罪名来论处；那个不举廉的呢，按照武帝的诏书中的规定，就应该按照“不胜任”来论处。大不敬和不胜任，至少要给予免官的处分，也就是他用这种以免官相威胁的方式要求他的地方大员们一定要力行推荐人才，给中央朝廷提供人才，履行他们应有的职责。这是制度建设的这个层面。从此之后察举制就成为汉代取官的一个主流途径，它保证了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一批优秀人才，通过合法的稳定的渠道，源源不断地进入官场，提高了汉代官场的官吏的素质。并且察举制对后来中国的影响意义也是非常重大。
第五个他的改革就是涉及到开疆拓土。西汉前期在对外发展方面明显地是一种守势，这里面有他不得已的一面。就是汉家立国之初经济非常困难，要想搞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汉武帝这个时代情况不一样了。所以，汉武帝在他在位53年间，其中有战争的年头算起来大概有三十多年。那么，这些战争呢，是拓地于四方。我简单说来，北征匈奴，西通西域，东定朝鲜，南平两越，把中国的版图向四周扩充了相当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不仅要注意他拓地这一方面，我想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看到他这个拓地，他是有个中心的，他是以反击匈奴为他的中心所在，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战略部署，东定朝鲜和西通西域，都是他反击匈奴战略上的一盘棋中的一个棋子，分别被称作为“断匈奴左臂”、“断匈奴右臂”。征发匈奴开通西域的过程之中，他有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把汉家和亚洲以外的地区连接起来，就是这是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地走向了世界。大家知道，张骞通西域是丝绸之路开通的一个历史前提，但是张骞通西域的目的、本来的动机何在呢，他是受汉武帝的指派，要去西域寻求与匈奴有夙仇的大月氏国，和汉家夹击匈奴，由此才导致了丝绸之路的开通。那么丝绸之路开通以后，它的影响所及就远远不是限于汉代的境土之内了。东西方文化第一次通过丝绸之路给予沟通与联络，这是影响世界史发展的一个大事。
第六个方面的改革呢，就应该讲到汉武帝这个时期的经济领域的改革。这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同样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因为这个改革的核心或者主要的趋向，就是要搞经济上的中央集权，要把一切天下的财力集中到中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有两个因素可供我们考虑，一个因素就是汉武帝时期长年累月的这种边境战争，耗费了大量的国家府库，文景之治时期积累下来的那么多的钱财，都已经被浩大的军费开支所冲击，已经没有钱了，所以他急需开辟财源。于是汉武帝时期大刀阔斧地推行了一系列国营垄断经济的政策和法规。其中，以盐铁官营为核心。当然，还推行了一些别的制度。盐铁在当时是百姓生产和生活所必需，但是个体小农以自己一家的人力、物力又无法单独地生产，所以他必须仰赖于社会的供给，他需要购买，那么这样一来，盐铁业就是当时最主要的获利丰厚的产业。汉武帝把它由原来的允许民间私营的这种政策调整为由官府垄断，在出产盐铁的地区，分设盐官与铁官，把生产和经营纳入了官方垄断的体系之内，收入归国库所有，用于军费的支出。
下面呢我讲第三个问题，就是武帝盛世所潜伏的社会危机。中国古代被称为盛世的有那么几个时代，那么通常作为一般规律，盛世往往有被过分夸耀的一面。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他说什么是盛世呢，盛世是人们的一种惯用的称谓，是对德政的一种护符，是对官方文书的一种装饰。他还讲到一个观点，说对于百姓而言，盛世带给他们的真实的感受究竟如何呢，是我们现在的人最难断言的。由此我想，对汉武盛世的历史故实，我们也应该注意这个角度，什么角度呢，一个是不要被官方文书所蒙蔽，也就是我们要超出于这个之上；再一个我们要看待盛世的问题，要关注从社会底层、从百姓的自身感受来看盛世。那么在这个视野之下，我想汉武帝时期的盛世，是在盛世的光环之下掩盖着许多社会问题，甚至有的是社会危机。哪几个问题呢？
第一个问题表现在兵连祸结，百姓因此受尽困苦。汉武帝的军事征发，在前面我曾经讲到，这是他建立强国优势的必要的组成部分，但是同时它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也是极为明显的。最大的问题就是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最终都要转嫁到百姓的头上，那么为此生活在汉武帝统治下的臣民，他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过于残酷。贾捐之的一番话“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父子都上阵，或死或伤，女的被动员起来去守边防，孤儿寡母在家里，无人，就是说苦告无门，他们要给自己的阵亡的亲人祭祀都找不着亲人的尸首，只好遥拜，这是一种何等残酷的局面。所以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我们要看到。
第二个方面就是汉武帝的穷奢极欲的生活，加大了政府的经济开支，导致了民众生活的困苦。在这一方面我们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汉武帝是非常喜欢搞大型的土木建设工程的。汉初建的宫殿很少，因为萧何建了个未央宫太过壮丽还受到汉高祖刘邦的批评，此后文景时期基本没有宫殿建筑的出现。但是到了武帝这个时期，这位好大喜功的皇帝，大兴土木，兴建了若干宫殿群，他把原有的甘泉宫加以扩大，他又兴建了建章宫、明光宫，都是非常大的，规模非常宏大。甚至呢，把他兴建的建章宫、明光宫还有未央宫三个宫殿在空中建成了相连的阁道。汉武帝率领着他的一批后宫佳丽游走其间，可以不经过地面的道路，这是何等大的工程，要费多少人力物力。所以武帝时期的社会危机有的是属于与国家有关的举措，有的呢是纯粹是汉武帝自己的出于专制君主一人的私欲。除了我刚才讲到的之外，还有求仙，为了求仙他被多少方士骗过呢？但是乐此不疲，国家再穷，想办法搜刮民脂民膏，也得供养这批方士。其中的那个栾大，汉武帝封他做什么五利将军，天道将军，地道将军，还封了侯，还把自己的女儿卫长公主下嫁给这位，到了这种程度，花钱花得是太多了。所以，汉武帝时期经济的困境与长期的战争有关，也与这种专制君主个人奢侈腐化的生活直接相关。
第三个危机是爆发在统治集团上层，表现的形式是戾太子兵变。其实这也是汉武帝晚年一个最大的政治惨案。戾太子刘据因为被人所排斥，这种排斥的产生，与汉武帝不愿意交出自己的权力也直接相关，汉武帝做了那么长时间的皇帝，他的太子做继承人，时间也很长。到后来以至于被人诬陷，说是他要用巫蛊之术来陷害皇帝，结果皇帝对他就产生了怀疑。太子要面见皇帝给予解释，皇帝根本不给他这样的机会。太子在情急之下起兵来捍卫自己的生命，结果汉武帝下令征讨平叛，一场长安城之内的上层军事滥杀就由此产生。一场战乱下来，当时几千人被杀，朝廷百官牵扯其中的有很多人，事后朝廷位置半空。在事后的追查处理案件的过程中，各地又有上万人被株连，这是当时的一大惨案。它直接动摇了武帝后期的统治，这是政治上的危机。
第四个我想说的就是秦始皇和汉武帝，在很大程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秦始皇最后导致了亡国，而汉武帝尽管他的晚年出现了这样的社会矛盾、政治问题，但是呢汉武帝却把他的政权平稳地过渡给他的后继者，靠的什么呢，应该强调的就是汉武帝到了晚年依然不糊涂，靠的一个“轮台之诏”，就是由大臣主要是桑弘羊等人奏请在西域的轮台这个地方继续屯田，并且为此要向百姓多征收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赋税，用于支持这项旷日持久的边疆屯戍。汉武帝下这个诏书，针对着这个奏请下的诏书，历史上称之为“轮台之诏”。轮台之诏的要害是说他自己对以往多年的征伐很有悔恨之心，一方面是不得不打仗，但是战争带来的社会的危机，他意识到了，所以他说现在不是再进行战争的时候了，应该是恢复重视农业生产的传统，鼓励农民重新从事休养生息。这标志着国家的发展重点，从原来的扩疆拓土回归到正常的经济建设。尽管这个诏书公布之后不多久，汉武帝本人就去世了，在他有生之年没有看到这个诏书直接产生的作用，但是他的后继者却因为有了这个诏书的存在，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把国家的施政方针大纲向和平建设这方面转轨。所以，后来出现了一个恢复发展时期，此后才会出现了汉代的第二个盛世，汉宣帝时期的盛世。所以汉武帝有秦始皇之失、而没有秦始皇之败，关键就在于他还能够审时度势，及时地调整统治政策，向着一个正确的方向转轨。在这我们再次看到一个尽管是垂暮的，但却是对时局了然于胸的有为之主的形象。好，今天的报告到此结束。（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