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孙家洲- 第1部分

　　
　　主讲人简介：　
　　孙家洲，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盛世史的研究。　
　　内容简介：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位54年期间，励精图治，对内广揽人才，创设制度，发展经济；对外征伐四夷、开通西域，从而使漢王朝走向鼎盛。汉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富于进取精神的帝王；在我国历史上，他第一次确立了儒家在国家思想文化领域的主导地位。第一次实现了中西方大规模文化交流与融合。班固在《汉书·汉武帝》中这样评价，“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在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汉武盛世。　
　　综观我国古代代史的进程，真正当之无愧的“盛世”，从时间跨度而言其实并不太长。但它一旦出现，就以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吏治清明，在历史上留下了光彩夺目的篇章，赋予历史以巨大的推动力。然而，不无遗憾的是，每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盛世”，大多难以维持很长时间，衰乱之局接踵而至，几乎是无可回避的历史归宿。本讲旨在展现中国汉武盛世的现状，对其形成、发展、衰落进行历史的透视。　
　　《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　（全文）　
　　公元前140年，年仅16岁的刘彻即位做了皇帝，他就是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汉武帝。汉武帝在历史上和秦始皇齐名，毛泽东主席早年间在他的词作《沁园春·雪》里边就讲到了“秦皇汉武，略输文采”；甚至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电视屏幕上就看到了两部同样以汉武帝及其时代为取材范围的历史剧。这说明汉武帝的魅力直到现在依然是光彩照人。那么怎样看待这个时代呢，我想是不是用这么几句话来概括。　
　　第一，这是一个奋发进取、功业显赫的时代，第二，这是一个创设制度、垂范后世的时代，第三这是一个注目域外、走向世界的时代，第四这是一个鼎盛之下潜伏着危机的时代。这是我对汉武帝这个时代的一个总体的概括。下边，我开始分头讲。　
　　第一个问题要讲的就是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面临的局势。这是历史提供给汉武帝的一个活动的舞台，具体说来，汉武帝即位之初他所继承的是汉初文景之治的全部的成果，这个文景之治给他提供的，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社会现实。要讲到正面的现实，首先表现为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汉兴七十余年，如果不遇到自然灾害，那么一定是，“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在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国家，粮食和钱的富有，这是国家强盛、社会富裕的主要标志。在这一点上，可谓文景之治所体现的经济功能。特别是当它和汉初的那种局面，也就是刘邦刚开国的那个局面，所谓的“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那样经济困顿的局面相比较，我们不得不说汉武帝面临的经济形势是比以前要好得多了。　
　　第二个有利的影响，就是经过文景之治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整个社会呈现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人心所向，这样的一种总体的局面。这跟汉初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轻徭薄赋的政策有关，也与汉初接连废除了许多秦朝的酷苛法令，特别是其中的妖言令、挟书律、诽谤令等等，导致了言路通畅、人心喜悦。在这种情况之下，汉代的朝廷是得到了多数人的拥戴的，这里面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事例，在远离都城的边远地区，当着地方官要来公布朝廷的政令的时候，许多老人包括残疾人，不顾身体不好，要扶着拐杖过来参加，一定要来听一下皇帝的“德音”是如何讲的，他们祈祷千万要让自己多活几年，不要死得太快，为的是看到更好的社会的到来。由此可见，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他所面临着有他有利的一面，但是同时文景之治留给他的历史遗产，也有不利的一面。　
　　不利的一面也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第一个层面就是对内，在对内方面国家的控制能力是较弱的。这可以从这么几个方面来理解：一个是当时的一部分地方豪强，叫做“豪强兼并之徒，武断于乡曲，”　横行地方，国家对他们的控制是很少有效的。再一个就是达官贵人的奢侈浮华，也就是所谓的“自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奢侈浮华到了什么程度呢，搞僭越，甚至有的大臣敢僭越于上，也就是僭用皇帝的一些礼仪规范，这种情况到了无限度的程度。那么由此可见，对内控制机能的薄弱，是文景之治时期出现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就体现在在国家的对外发展方面，或者就叫做综合国势方面，表现出了一种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汉代和匈奴的关系上，更表现出汉室受匈奴的凌辱。这一点当然有着它深刻的历史背景，自从汉立国开始，崛起于北方的匈奴就凭借它的军事优势，不断对中原施加军事侵略与政治压力。汉高祖刘邦曾经几乎被匈奴俘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后来无奈之下奉行了和亲政策。这个和亲政策和我们后来所提出的一个口号叫做民族平等是毫不相干的，这个和亲是以汉王朝的忍让与屈辱为代价才得以实现的，即便是在和亲这种格局之下，匈奴对中原依然时常有侵犯之举。　
　　那么，我们想一下，汉武帝即位的时候，他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我们可以这么讲，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它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它不会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面临着这样的局面，该不该改革以求治？汉武帝本人是个有为雄主，他当然愿意改革，这体现在他到晚年对大将军卫青所讲的一番话，他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那么在他心中看来，汉初的那个局面也是因循苟且的局面，他把建立制度让后世子孙有所遵循，当作自己的一种使命来看待，所以汉武帝时代的大变动大变革时代的到来，绝非偶然，既是时代提出的问题，也是当时一时君臣共有的一种理念。　
　　进入讲第二个问题，就是缔造盛世的艰苦努力，第一个方面，就应该讲到，独尊儒术，确立了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汉初的文景之治时期，推行的是黄老的“无为而治”政治，在这种政治之下，它使得各家学派有了复苏的空间，所以汉初学术界的总体面貌是各家学派经历了秦的劫难之后，开始复苏，其中也有儒家学说不断恢复和在社会上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对此我们可以举出这么几个事例有助于大家思考问题。　
　　一个呢汉高祖刘邦本人本来是瞧不起儒学的，但是当着他立国之后，他却不得不借助于儒学来稳定国家的统治。其中有一位叔孙通是当时一位很有远见，也是很懂得权变之术的儒士人物。那么他就对汉高祖刘邦讲了一番话，说儒学之士，在进取的时代没有太多的用武之地，但是到了国家建立之后，到了守成时期，却必须借助于儒学之士。所以他自己奏请允许他到鲁地去征召一部分鲁地的儒生和他自己的弟子一起来制定朝仪，维护朝廷上的君臣等级秩序，得到了刘邦的同意。后来这个朝仪制定完了之后，刘邦大为高兴，因为他真正享受到了身为皇帝的尊严。　
　　同样的在这个时期先后有儒家贾谊等人不断地建言献策，都是在强调仁义教化的重要，强调儒家的诗书之教的重要，这对当时的统治者的影响是越来越大。在这种背景之下，于是就有了董仲舒在著名的《天人三策》中提出了一个建议，后人把这个建议概括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提出凡是不在六艺之科，“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那么汉武帝呢，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儒家学说由原来的诸子中的一家，被国家定为国家的一个主导的统治意识，使得全国有了一个统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大事，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在董仲舒当时的建言中，他说得非常明确，就是提倡思想的统一。他认为有了思想的统一才可以和政治的统一相匹配，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安定和发展。那么，同样是统一思想，董仲舒和汉武帝是成功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秦始皇早年间也曾经想要统一思想，他用的是焚书坑儒之术，用的是残暴的手段，秦始皇是失败的，为什么会有这个区别？就是因为汉武帝在推行儒术的时候，他用的是一种诱导的，是一种温和的循序渐进的方式，而不是全靠国家的行政暴力手段。他的独尊儒术主要的途径是把儒家的经典定为五经，并且作为官方教学的固定的文本。那么呢，再一个就是开设太学，在太学里面聘请儒家经师做教官，当时称之为博士。在那儿听课的学生称之为博士弟子，东汉时期改称为太学生，他们学的是儒家经典。经过学习之后，还有个考试程序。只要考试通过了，就可以做官。　
　　所以，汉武帝独尊儒术他的主要方式是垄断教育，进而控制仕途。它不必强行要求大家不要去读儒家以外的书，现实告诉读书人的是，你读儒家之外的书，你在国家官场里边谋取不到一官半职，而你读儒家的经典，就可以当官，它通过这种方式确立了儒学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当然，汉代的独尊儒术还有另一面，那就是霸王道杂用。这是汉代统治者非常留意的一个实际的统治术，表面上说尊崇儒家，但是在实际统治时候，却又杂用霸道的一些东西。所谓霸道，王霸之辩在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中就早已经出现，霸道所指的具体内容主流上是指法家的治国之术。那么这样也就是说，法家之学并没有从政治舞台完全退出，在独尊儒术这种体系之下，它依然在发挥着很大的实际的作用，这是汉武帝时代第一个重大的变革。　
　　第二个重大的变革发生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具体来说就是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势力。当时的地方势力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诸侯王，当时受封的宗室诸侯王，第二个层面是受封的侯这一级，第三个层面是属于社会势力，具体来说就是地方豪强和一部分游侠。那么对这三部分势力汉武帝分别采取了一些措施，来给予制裁，使他们完全服从于中央集权的这种统治之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对诸侯王国他是如何处置的，汉初的同姓诸侯王国曾经势力很强大，由此导致了和中央的分庭抗礼，最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当着这场叛乱被平定之后，当时的汉景帝也就是汉武帝的父亲，就已经做过一些削弱地方势力的若干努力。那么汉武帝在这个基础之上，继续做出了一些规定，我特别强调的是在这方面——依然是我们要重视他的制度性的规定。这个制度就是建立了很多法律法规，来限制削弱诸侯王的权威，来降低他的势力。　
　　那么我举几个法律，第一个要讲的法律就叫做推恩令，在一个诸侯王国，原来诸侯王去世之后，他的嫡长子作为继承人，继承了他父亲的所有领土和权势，他的其他弟弟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到了汉武帝这个时期，有位主父偃，这是汉武帝的文学侍从名臣之一，提出了一个推恩令。它的内容是经过报请皇帝同意，诸侯王可以把自己封地的领土，划分为若干部分，封立他的子弟为侯。这些侯国的名分要由中央确定，而侯国的领土来自于原来的诸侯王国，这些侯国一旦确立，那么它的隶属关系不再隶属于原来的王国所有，而转属附近的汉代的郡，也就是说改属中央直辖领导，搞了这么一个体制出来，汉武帝非常明白这个建议的用意所在，马上就予以采纳，结果呢，就是在推恩——也就是把恩泽推广开来——这样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名义之下，使得诸侯王国名义上没有进行任何的削蕃，但却使他的领土很快地由大变小，从根本上导致王国势力的衰弱。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法令。　
　　除此之外，还有左官律、附益法、阿党法等新的规定的出台，譬如说其中的阿党法，根据后世学者的注解，所谓阿党法讲的是“诸侯王有罪，傅、相不举奏，为阿党”。阿党是重罪，在诸侯王国出任傅和相的高级官员，他本来是诸侯王属下的官员，当然他是由中央朝廷所委派，他应该是诸侯王的辅佐之臣，但是在这个法令的严格限制之下，如果诸侯王有任何的不轨行为，那么傅、相没有事先发现，没有向中央朝廷举报，就要被按照阿党之罪处置。那么出于切身利益的考虑，任何出任诸侯王国傅、相的人，他所要关注的第一件大事，不是治国而是首先监督好诸侯王，有了异动得赶紧报告。所以诸侯王国经过汉武帝这个时期的若干立法的限制，他们的势力大减，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也锐减，以至于发展到有的人就和一般的富室无异，没有多少权势可言。汉武帝更明确规定，不许他们实际管理国家政务，这样呢，诸侯王国的问题基本上在汉武帝时代得到解决，另外汉武帝对侯国也力行制裁之术，其实侯国本来没有多少独立性可言，但是汉武帝运用各种方式，裁废侯国。　
　　那么对地方豪强和一部分游侠势力，汉武帝也毫不犹豫地给予制裁。用的一个常用的方式，就是任用酷吏，法外用刑，很快地收到了整治的效。，这样在汉武帝当政时期，地方势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地方权力收回中央，他是做到了。　
　　他的第三个方面的改革就是把中央的权力收归皇帝个人所有，具体来说，就是削夺丞相的权力，把朝廷大权集中到皇帝个人手中。在汉初的政治格局中，丞相拥有较高的地位，也拥有较多的实权，这种局面本来是吸取了秦朝的教训，秦始皇厉行暴政，使得丞相制度不能正常履行它的社会职能，当时的丞相李斯都见不到皇帝，结果导致的是政治的混乱。针对这种历史的教训，汉初的统治者做了调整，才会给丞相一定的地位和实权。但是在汉武帝这个时代，他认为皇帝和丞相之间在实权上的矛盾和斗争，不利于他的集权式统治，所以他要利用皇权，削夺丞相的权力，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局面，和汉武帝早年他和丞相田汀�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直接相关，丞相田汀�在当时又是外戚又是丞相，利用着他这双重身份，专横跋扈，他任命官吏，可以把一个平民百姓，只要他喜欢的，可以从平民百姓一直任命到郡守一级的高级官员。有一次他和汉武帝在一起讨论任命官员的事务的时候，从早上开始谈起，一直谈到了太阳偏西，他所建议要任命的官员还没有谈完，汉武帝情急之下说了一句话，说“君除吏尽未？吾亦欲除吏”，就是你任命官员任命完了没有，我也要任命几个官员看，那么由此可见，围绕着人事权力之争，在皇帝和丞相之间确实有矛盾有斗争。汉武帝是一个权势欲极强的人，所以他用了许多方法来削弱相权，用的方法有临时的权宜性的，更重要的同样我强调的是制度方面的。所谓的临时的权宜性的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