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的选举制度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权基础之上的，只有年收入40 先令以上的土地持有人和少数银行家及大商人才享有选举权，选区还是中世纪时划分的，经过工业革命，由于农业区相对衰落，工业区人口大量增加，一些古老的选区已经衰败了，而人口众多的工业区却仍无选举权。事情发展到十分可笑的地步，例如，丹维兹是原有30 位选民的选区，后来这里由于海潮的浸漫和地形的变动，已消失在北海的浪涛之中。可是，这个地方仍留在选区名单上，每逢大选，这个选区原来的地主就指派几个选民乘船到海上投票。萨拉姆选区早已成为一片荒凉的山地，那里只剩几座房舍，选民7 人，却仍要向议会选2 名议员。盖顿选区只有2 个选民，他们两人每次大选都能自然当选。这类“衰败选区”数不胜数。18 世纪末，“人民之友社”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是：“来自英格兰和威尔士的513 名议员中，有70 个代表着几乎没有选民的选区，90 个来自不超过50 个选民的选区，37 名来自不超过100 个选民的选区。”工业革命前，经济比较发达的英格兰东南部和西南部选区多，选送的议员也多，仅康沃尔郡就有两个选区，22 个选邑，有权选44 名议员，而兰开夏郡有130 万人，只能选2 名议员。1831 年，新兴的工业城市曼彻斯特、伯明翰和利兹各有十多万人口，竟因未设选区而无权选举议员。议会改革前，英国有居民2400 万人，有选举权者仅40 余万人，约占居民总数的3％。每逢大选，土地贵族们就施展各种手段控制选举，或威胁恫吓，或请选民吃喝，或送给金钱，要选举人投他们指定的候选人的选票。有人估计，一半以上的议员都是通过非正常手段当选的。那时土地贵族独霸一方，权势很大，选民又很少，操纵选举易如反掌。
对这样腐败的选举制度，中产阶级和工人大众都愤恨不已，强烈要求改革。统治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看到局势的严重性，深知若不进行某些改革，难免要爆发革命。
1830 年11 月，辉格党元老格雷伯爵出任首相，给改革带来了希望。
却说这位格雷伯爵乃出身名门望族，父亲在1806 年被封为伯爵和豪威克子爵。他9 岁进伊顿公学，17 岁入剑桥大学，为他以后步入政坛做了很好的准备。1786 年，他被选进下院，进入政界。1792 年，格雷参加促进议会选举改革的激进派团体“人民之友社”，并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这个团体促使辉格党成为进行温和改革的政党。
1793 年，格雷首次在议会提出改革议案，但因遭多数议员反对而失败。
以后他又多次提出改革法案，都被否决。1821 年，他继任辉格党领袖，在整个20 年代，各党派提出的各种改革议案层出不穷，为改革做好了舆论准备。1830 年底，国王任命格雷组阁，当时他66 岁。新内阁的成员由辉格党人和托利党的革新派组成。新内阁以“和平和改革”相标榜。格雷上台不久，就指定几名亲信，组成秘密起草委员会，草拟议会改革法案。格雷对他们面授机宜，起草的法案既要维护有产者利益和现存的社会秩序，又要能平息公众的怒火，更要让国王和上下两院认可。起草委员们心领神会，如法炮制，不过数月，草案便拟将出来。
1831 年3 月，罗素勋爵在下院宣读改革法案。那些冥顽不化的贵族议员大肆鼓噪，拍桌子顿脚，使宣读议案的过程不时被喧哗声打断。由于托利党保守议员的捣乱，议会没有通过改革法案。格雷晋见国王，要求解散议会重选。毕竟改革之风已占上风，辉格党在议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新议会很快通过议案。
议会通过的改革法案送到上院。这上院是贵族的大本营，保守势力的堡垒。当然上院也有支持格雷政府的，议长布鲁尼姆就是一个。为使议案获得通过，布鲁尼姆发表演说，陈述利害。他在结束演说时，跪倒在地，伸出双手，哀求贵族们不要否决改革议案，以保证国家安宁。他为了使演说充满激情，在演说前喝了不少酒，由于酒精力量发作，他竟长跪不起，有失贵族风度，流为笑谈。
尽管改革派做了很多努力，法案还是被上院否决。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改革派报纸用加上黑边的版面报导这一消息，报上还公布了反对改革的议员名单。各地群众举行集会，呈递请愿书，愤怒的群众烧毁顽固贵族的庄园，冲击监狱。格雷提出辞职，国王准备让威灵顿公爵组阁，这个消息使矛盾更加激化。群众袭击威灵顿住宅，中产阶级提出“取黄金，阻公爵（威灵顿）”的口号，突击挤兑黄金，造成金融恐慌。威灵顿公爵胆怯了，放弃组阁。国王只得再度请格雷出面组阁。格雷提出加封足够多数量的贵族，改变上院成份，以保证改革法案的通过。国王同意了这一请求。但是同时一下子封那么多的贵族未免有失体统。为保证改革法案的通过，国王只好派私人秘书面见托利党领袖，让他劝阻托利党贵族上议员在上院再次开会讨论和表决该法案时不要出席。结果，1832 年6 月4 日，上院就改革法案进行表决时，赞成议案的贵族座无虚席，反对派的坐席空荡无人，法案顺利通过，国王随即签署公布为法律。
根据1832 年的议会改革法，废除了人口不足2000 人的56 个衰败选区，30 个4000 人以下的选区议席减为一个；在新兴工业城市新设了40 多个新选区，另有65 个席位分给人口较多的郡选区；对选民的财产资格做了新的规定：年租金收入10 英镑以上的房产所有者，年收入10 英镑以上的公簿持有农和长期佃农，年收入50 镑以上的短期佃农均获得选举权。
这一议会改革法案内容相当保守，这从改革结果即可看出。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选民从43．5 万人增加到65．2 万人，工人阶级和贫雇农仍无选举权。许多衰败选区得以保留下来，一些工业城市还是没有推选议员的权利。但是，这次改革毕竟是工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斗争的一次胜利，他们中的多数人因此而获得选举权和参政的权利。土地贵族在议会里虽还占着优势，但势力和地盘都在缩小。此后，工业资产阶级在政府里的声音愈来愈大，政府政策越来越多地反映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中，托利党和辉格党的组织也有很大发展。托利党原来主要代表土地贵族利益，总是站在保守的一面，但随着阶级结构的变化，这个党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它和辉格党一样，变成主要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在这个时期，托利党获得了“保守党”的名称，而辉格党则演变为“自由党”。
话分两头，再说工人阶级在争取选举权的斗争中曾充当主力，但这一斗争的胜利果实却被资产阶级窃取，这时他们才猛醒过来，原来忙活了半天，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他们对此感到无比愤怒。他们意识到，以往的斗争都是帮助资产者实现他们的狭隘目的，以后则要为捍卫本阶级的利益而独立斗争。
却说1824 年废除“结社法”后，各式各样的工会组织如雨后春笋，迅速成立起来，其中人数较多的有蒸汽机制造工人协会、木工和细木工总工会。纺织工人的“联合王国全国大同盟”。1834 年2 月建立的“全国各业统一工会”是最早的全国性工会，其会员达50 万人之多。早期的工会多从事一些互助活动，偏重于维护工人的经济利益，受欧文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较大。欧文乃欧洲近代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出生于北威尔士一个手工业者家庭，4 岁进乡村小学念书，7 岁辍学，后来他刻苦自学，终于成为一个有学识的人。10 岁时，他离开父母到伦敦，开始自谋生路。后来他到斯坦福德一个商人那里当学徒，回到伦敦后，又到一家服饰商店当店员。他起早贪黑地工作，每天工作结束时都累得身体酸软，爬上楼都很困难，晚上只能睡约5 个小时。饱经风霜的少年生活，使他对劳苦大众充满了深切的同情。后来欧文到曼彻斯特，与人合伙开了一家生产纺纱机的小厂，几个月后，他开始独办工厂，因经营有方，获利颇多。20 岁时，他被一家纺纱厂请去当经理，由于他工作出色，名声远播。
欧文同一个纺纱厂主的女儿结婚，后来他到岳父在新拉纳克开设的工厂当经理兼股东。他在自己的纺纱厂里进行改革实验，把工人的劳动时间从十三四小时缩短到十小时半，并提高工资，改善工人的劳动和居住条件。他为工人的孩子创办托儿所、幼儿园和小学，建立伤病储金会。他在工厂停工期间还继续给工人发工资。对待有过失的工人，他用说服教育代替惩罚。在他这样做的同时，工厂的利润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有增加。
欧文企图在不触动现存制度的条件下，通过组织劳动公社（或称合作社）来根除失业和其他社会弊端，逐渐形成空想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1824 年，他在美国的印地安纳州买了一块地，进行建立“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取名“新和谐村”，参加者800 人。公社实行财产和生产工具公有、共同劳动、按劳取酬、人人平等、民主管理等原则。可是，在资本义主自由竞争的社会环境下，共产主义新村很快失败。为此，欧文几乎耗尽了他的全部家产。欧文1829 年回到英国，在工人群众中宣传建立合作社和劳动交易市场的主张。1832 年，他在伦敦建立“全国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他以劳动小时作为一般价值尺度，实行产品交换，这一试验同他的“新和谐村”一样不久即告失败。他大力倡导建立合作社，使工人免受资本家的剥削。
欧文的活动推动了工会运动的发展，他痛恨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但不赞成用革命手段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他过于相信理性，认为当人类理性认识到现存社会的不智和不利后，就可以自动起来消除社会的弊病。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曾妨碍工人开展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使工会组织迷失正确的方向。
却说第一次议会改革后，工人难备单独行动，为争取工人权利继续斗争。1836 年6 月，细木工威廉·洛维特建立“伦敦工人协会”，主要参加者是工人和小手工业者。两年以后，菲格斯·奥康赖尔在利兹建立“大北方联盟”，它们都提出争取普选权的政治目标。1838 年初，洛维特在激进分子弗朗西斯·普赖斯的帮助下，起草了一个议会改革草案，称《人民宪章》，其内容主要有6 点：第一，给21 岁以上的男子以选举权；第二，每年选举一次会议；第三，秘密投票；第四，给议员薪金；第五，取消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限制；第六，平均分配选区。后来，他们把《人民宪章》草拟为国民请愿书，交由人民群众讨论，并征集签名，然后提交议会。英国工人阶级为争取实现《人民宪章》，进行了长达10 余年的斗争，史称“宪章运动”。
《宪章》提出的六点要求并未超出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范畴，很容易得到中下阶层的支持，阿特伍德为首的“伯明翰政治同盟”就宣布支持《宪章》，哈尼在伦敦东区建立的“东伦敦民主协会”和奥康赖尔的“大北方同盟”都一致支持《宪章》。这些组织派人到全国各地宣传，宪章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
1839 年2 月4 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此次会议称为“宪章派国民公会”（以下简称“公会”），到会代表49 人。会议主席克雷格在主席台上正襟危坐，宣布大会开始。他说：“今天我们劳动兄弟聚集一堂，别无他求，乃是要争取我们应有的政治权利。我们用双手创造了财富，为什么要被剥夺参政的权利呢？这次我们要联合全国劳动者的力量，讨回公道。”主席发言后，与会代表纷纷慷慨陈词，要求给予劳动者选举权。伦敦工人协会主席洛维特起而发言，表示支持《宪章》。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和平合法手段，只要积极宣传，充分发动社会舆论的支持，《宪章》的目的就能够达到。洛维特的话音刚落，一个刚过20 岁的小伙子从坐位上站起来，他脸胀得通红，看得出他十分激动。他就是宪章运动左翼领导人朱利安·哈尼。他针对洛维特的发言说，统治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们垄断的权利，要合法就谈不上革命，我们只有坚决斗争，必要时举行武装起义，才能实现《宪章》。哈尼出身于一个海员家庭，在印刷厂当过学徒和书店售货员，青年时参加过反对报纸税的斗争。1836 年同洛维特一起建立伦敦工人协会，后来由于与洛维特政见不合而另建伦敦民主协会。
出席国民公会的代表并非都是工人，还有手工业者、商人、店主、农民的代表和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有的是欧文主义的信徒，有的是自发的无产阶级战士。他们对《人民宪章》的六点要求并无什么分歧，但在斗争策略上却争吵不休。他们分成几派，其中洛维特及其支持者被称为“道义派”，与之对立的哈尼及其支持者称为“暴力派”。宪章派的另一领导人奥康赖尔则介于两派之间，实为中间派。
会议通过全国请愿书，在全国各地征集签名。所到之处，群众云集，气氛热烈，签名者络绎不绝，仅一个多月，签名人数即达128 万人，签名册重达上百公斤。5 月12 日，公会代表排着两列纵队，高举红旗，把请愿书送到支持宪章运动的伯明翰银行家阿特伍德家，请他呈送议会。
7 月12 日，请愿书被议会否决。消息传来，各地支持宪章的群众纷纷集会，纽卡斯尔2．5 万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有的群众高喊：“与其饿死，不如刀下丧生。”有的人号召“卖掉衣服，购买武器”！政府当局派出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宪章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洛维特、柯林斯、哈尼、文森特、奥康赖尔等先后被捕，运动失去领导人。9 月14 日，公会宣布解散。
但是群众运动还在继续发展，一些地方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威尔士纽波特的矿工在弗洛斯特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准备救出关在监狱的宪章派领导人文森特。1839 年11 月3 日，3000 多名起义矿工在蒙默思河谷集会，他们携带滑膛枪、长矛和短棒等武器。出发时，他们高唱战歌：“起来吧，我们的同伴，我们去攻击敌人，我们的武器是真理和理性？？贵族老爷们，只要你们胆敢抵抗，你们的下场就是自取灭亡，不管赞成与否，我们都将坚持，一直到实现宪章。”
那天晚上，天色漆黑，大雨瓢泼，加上道路崎岖不平，行军非常困难。
他们到达纽波特时，天已大亮。政府当局早已获得起义消息，派出重兵设好埋伏，等起义军一到达，伏兵枪炮齐发，顿时血流成河。有14 名起义者被当场打死，50 多人受伤，起义领导者全被逮捕，弗洛斯特等被判死刑。后来政府迫于群众压力，改判流放，弗洛斯特等被放逐澳大利亚。到1840 年春，宪章运动的活跃分子约有500 人被捕，第一次宪章运动的高潮就这样结束了。1840 年7 月20 日，英格兰中部和北部的宪章派集会于曼彻斯特，决定成立“全国宪章派协会”，这是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协会制定了会章，建立了中央和地方组织，参加协会者须赞成协会的宗旨和会章，缴纳会费，领取会员证。协会得到各地宪章派的支持，到1842 年4 月，它已有400 个分会和5 万余名会员。这个协会成了第二次宪章运动高潮的领导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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