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断而为人所知。一二七四年以降，成为对宋作战总司令官，能够完全指挥统率这支由多民族所编成的大军，其实也是倚靠其力量。一二七六年，攻陷了杭州临安府，捕得宋之皇族后凯旋回到大都，因功而为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大司徒。死后并被追封为淮安王。有“兼具将相之才”之评，可说是元初最大的功臣。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新元史》卷一五九《伯颜传》张世杰
？～西元一二七九年。范阳（今北京）出身。本来跟随出身为金，后降服于蒙古的张柔，但因犯罪而南逃成为南宋的臣下。在吕文德的支配之下转战，因而崭露头角，西元一二七五年进入受到元之攻击下的临安府进行防皮而成名。以后也为南宋而力战，于一二七六年临安府陷落以后，举益王为瑞宗皇帝，一面转战一面南逃。一二七七年时在与之呼应的文天祥等皆败，而端宗亦没的情况之下依然奋战。下二七九年于崖山之决战中虽然失败，然还是脱逃而出准备再战，惟因船遇大风翻覆而亡。
——《宋史》卷四五一《张世杰传》
文天祥
字宋瑞。西元一二三六～一二八二。吉水（今江西省吉水县）出身。在仅二十岁的年纪便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士及第。当蒙古南下之际，迁都论调兴起时，他则始终皆持反对意见，因此曾有一段时间遭到疏远。西元一二七五年，蒙古军来到江南，于文天祥的力战之下曾使其败退。在相继的败战，以及欠缺人才的宋朝中，成绩优异的文天祥自是快速出仕，西元一二七六年，当宋朝降服之际，已爬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统领对蒙古的抵抗，虽于一二七八年时被俘，但一直到宋在崖山完全灭亡之后都不改其气节，还在狱中咏唱“正气歌”等诗表示其反元之气慨。
——《宋史》卷四一八《文天祥传》
亚细亚的风暴 元时代
故事进入元的时代，在叙述文天祥的命运之前，在此先对所谓的“正史”做一番整理。
当查阅《亚细亚历史事典第五册》中“正史”这一项目时，有着如下的说明：
“中国以纪传体所书写的历史书，相对于编年体或是所谓的别史、杂史。目前受到政府正式承认的，乃是特定的二十五史。”
所谓的二十五史，就是从《史记》开始，一直到《明史》为止的二十五本史书。关于《清史》的方面，目前似乎还在做资料的搜集整理，因此尚未完成。二十五史全部的书名于本书的册末，主要参考文献的部份有所记载，还请读者参照阅读。在二十五史之中，除去评论不佳的《新元史》，其他的就称为二十四史。如果再除去《旧五代史》的话，则称为二十三史。此外，也有所谓的二十二史或是十七史等的分法。
正如《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汉书》的作者班固一样，著写史书最初乃是个人的一大事业。而后到了唐代，在皇帝的敕命下编纂了《晋书》等，这种由多数的专家分担执笔的形式，就让著写史书成了国家的事业。其后，新的王朝负责编纂前代的历史书一事，就成了自己乃是继承正统之王朝的表示。
也因为这样的状况，自然就会出现一些是否会将有关新王朝的那些不好的话都加以隐瞒的疑问，关于这个问题倒没有过度怀疑的必要。像是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人，对元来说应该都是属于恶人，然而在《宋史》之中却都被善以记载。如果将这此事情加以曲解或是篡改的话，那是一定会被抖出来的，因此还不如用心而实在地写会来得好些。毕竟只要对照多本史书，就能够从各方面了解到一个真正的事实，也能够看清一个人物。另外，由于是由多数的人分担写作，因此在同一本书中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相互矛盾的情形，这时也应该要互相对照来加以判断。像这样的努力，乃是自正史中受惠的后世之人所理所当然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曾想过，如果能够将中国的二十五史全部翻译成日语版的话，那真是应该感谢的一件事情，只是，从各出版社的出版事业上来看，应该也是不太可能的事。或许这件事情应该交给文部省（译注：日本类似我国教育部的政府机关）来做，只要运用那些拿来救济不良金融机构资金的百分之一就可以了！日本真是一个几乎都不太愿意投资在文化上的国家。
好了，现在回到文天祥的命运上。在北京，忽必烈曾亲自想要说服文天祥为自己所用，然而文天祥却顽抗不愿意答应，因此就被打入牢中，在酷暑、严寒之中渡过了四年的光阴。由于文天祥一直不愿屈服，最后忽必烈也只有将其处死。在沙暴吹袭的刑场之上，据说文天祥还曾笑言道“我的事终于结束了。”相当地悲壮。
而那首有名的“正气歌”，则是文天祥于死之前在狱中所作的。
文天祥这个人自古以来就被称为忠臣、义士，可说是中国的民族英雄。这个人的行为能够感动他人，倒不是因为他是个赢家，而是在于他不向强敌屈服，无论受到什么苦都不曾变节、并未因一般的价值观而改变其志向的这一点上。
那些从以前就对文天样反感的人，便认为根本不需要做无谓的抵抗，还不如赶快投降，就不用再流无谓的血了。他们这些有的没的说法，重点就是在批评文天样乃是个自我膨胀的自恋狂，然而要是文天祥只是这种没用的人的话，那么忽必烈也不会一直想要让文天祥出仕于他了！关于这一点，其实在侮辱文天祥的同时，也侮辱了忽必烈。
忽必烈深知文天祥这人的价值，因此才会愿意花上数年的时间说服，一直到最后知道不可行了，方才考虑：好吧，那就让你就死吧！
百姓眼中的英雄如果要说是包拯的话，那么，文天样就可说是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阶级的英雄。所谓的忠，本来就是士大夫的德行，和一般的百姓并没有关系。一般的民众只要能够按时纳税、遵守法律就可以了，当朝廷灭亡的时候，要一同殉死的是士大夫。从这一点看来，在中国历代的王朝之中，士大夫为朝廷殉死的数量也是以宋最多。据说光是在最后的崖山一处就有十万人一同赴义，像这样的例子可说是在宋之前之后都不曾见过，而元朝灭亡时，殉死的人总共也不超过十万人。
由于宋的灭亡，全中国第一次被异民族的王朝统治。在此之前虽然也曾有过像辽或是金这样的国家，或是再更以前的五胡十六国时代，然而最多也只不过是中国的北半部，并非整个中国都被纳入异民族的支配之中。从这一层意义看来，大概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在宋灭亡之时会有十万人以上殉死了，因为宋的灭亡所代表的意义，和其他王朝的灭亡可说是大不相同，是在中国人的记忆之中所残留的最痛苦的一件事。
关于伯颜这个人，在前面一连串的叙述中似乎已经被遗忘，不过这个人在攻陷杭州临安府的时候不过四十岁，还算是相当地年轻。本来他是忽必烈的弟弟夫拉可汗的部下，除了是名美男子外，也教养丰富、能言善道，让忽必烈一眼见到就喜欢他，还曾经让了自己的席位给他。在名单列表中，其名字下括弧里的“八怜氏族”，就是要与另外一个有相同名字的奸臣伯颜作为区分，而特别写下其出身的。由于蒙古人并没有姓，因此就只好以这样的方式来加以分别。
接下是第七十九位的郭侃。这个人在时代上乃是比宋灭亡的时候略早一些，是以忽必烈弟弟——也就是夫拉可汗——的部下身份而参加远征波斯的人。关于这个人在“私撰中国历代名将百人”的文章之中也曾有所叙述，读者可以对照阅读。总之，他跟着夫拉可汗一同远征波斯，攻陷了其都城巴格达，一直前进到地中海岸，其事迹相当地惊人，是中国的武将中西行最远的人。加上他的用兵非常厉害，因而有着“极西之神人”的称号。他在与波斯、阿拉伯作战之后，由于当时地中海沿岸正值十字军进出之际，因此他也曾与十字军的骑士作战。这点在史书上确实有所记载，并不是幻想神话，而是个真实的历史事件。
只不过，这虽然是在《元史》之上的记述，但是也有人对于《元史》本身到底值不值得信提出了怀疑。
像是蒙古军会不会让汉民族出身的武将来率领部队就是一个问题，不过，光是从张弘范这个怎么看都是汉民族的人所率领的部队让未在崖山之役灭亡这件事来看，应该就能够充分地解答了。
说到郭侃这个人，他虽然是一直远征到地中海沿岸再回到中国的，然而在他回来之后就在也没有那么活跃了，大概在攻陷杭州临安府的时候就过世了。据说他在回到中国之后还曾经出战，他的军律严明，在不加害民众方面也受到相当的赞誉。
总之呢，整个中国被元朝统治，一共过了数十个年头。刚才也曾经说过，这乃是全中国初次被异民族统治。
同样地，之前也曾经说过，忽必烈这个人在财政和经济政策上可说是非常热衷的，他建立了如南宋一般的海上贸易路途，积极地与海外进行交易。在南宋灭亡后，他还强行地进行了第二次对日本的远征。
在这时，他让许多宋降服而来的兵士参加这场远征，形式上是采取志愿募集的，但这倒不可尽信，事实上我想不太可能会有这么多人是因为喜欢才去的。再怎么说，谁都不知道如果不参加会发生什么事，因此应该还是属于强制的性质。
正如大家所知，远征的队伍又再度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而完全覆灭，对于日本的远征也就只好以失败告终。关于蒙古远征日本的理由，虽然有不少专家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说不定其实只是因为第一次的远征失败，而就这么不管的话，忽必烈的面子会挂不住的关系吧？
在舰队全部覆灭之后，有数万人以俘虏的身份落入日本手中，其中的蒙古人及高丽人大多被杀，而南宋出身的兵士则全部被赦免。这应该是当时的日本已经有了国际上的认知，南宋的人应该也是讨厌侵略，而且也是因其属于被害者之故，所以才有所区别的。当时的日本与南宋之间的交流已深，也了解其背景，知道他们并不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的。相对地，蒙古兵则是因为好战，这是一般的认知。至于高丽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在第二次远征之际已是积极地在为蒙古军领路的缘故。只是或许是小国的悲哀，因为如果不听从蒙古的话，也许会遭到不好的对待，因此还不如积极地为其做事吧！
关于这时期的事情，在井上靖先生所着作的《风涛》这本作品中有着详细的记载，看了之后大概就能够对受到大国压迫的小国的悲哀能有真切的感受了。
此外，再从旧南宋领土内所建造的元之军舰，事实上没受到什么重大损害便因浸水而沉没的这一点来看，以南宋的造船技术来说，这样的事情应当不会发生才对，因此这应当也是故意偷工减料的结果吧。这也是旧南宋统领下的人民并不希望对日本进行远征的另一项证明。
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与元之间是不是就完全没有往来了呢？事实上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除了两国间有着确实的贸易之外，日本的和尚也会到元这边来学习。两国之间虽然因有过战争而没有正式的外交，但并不是就老死不相往来。因此铁仓幕府认为因为曾发生过那样的事，所以就没有办法回到和以前一样友好的说法，其实也并不正确。就算是没有正式的外交，但是在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上还是得继续进行的。
再说到元朝统治中国，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非常奇特的状况，但在政治上这并不是极端不好的。对元来说，只要能够纳入旧南宋，也就是江南的富裕就好了，因此并没有特别对其有什么干涉，百姓的生活也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改变。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出在知识分子。由于科举消失了，因此他们便无法借此获得在朝廷出仕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满的情绪便逐渐地升高。
忽必烈当然对中国的文化有所理解，不过他并不耽溺。而就算把蒙古人和色目人都给加起来，人口大概也只有二百万人左右，相对地旧南宋的人口却有六千万人之多，因而必须要以少数的民族来统治多数的民族。然而这事本身的结构就有所矛盾，因此元朝的统治自然不可能长久，但就算如此，还是必须要以极少数的蒙古人、以及作为其手足来作动的色目人，来统治这些无论在文化上或经济上均高度发展的多数民族。
科举这件事情在当时也是一种非常先进的制度，像欧洲当时就正处于惟有贵族才有可能获得出仕机会的状态。只不过，就算是形骸，也比完全破灭要来得好些。以蒙古来说，如果能够确立一种取代科举的制度的话，那当然是最好的，可是结果却没有，因此最后也只能再让科举复活。
科举再度复活的时候，就依据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以及南人的区别——所谓的汉人，指的是旧金国领土内的汉民族；而所谓的南人，指的则是旧南宋国内的人上一而分为四个组别，四组的录取数量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光是靠实力来取决的话，那么录取者大概全部都是南人，因此必须要加以区别。此外，蒙古人的考试科日也简单许多，这对统治世界的蒙古帝国来说，其所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小家子气了。
然而，让科举重新复活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着本来要拿来取代旧有中国制度的元之制度有着相当的破绽。此外，以色目人担任各地方的长官来执行行政工作这件事也有着不同的问题，基本上就算色目人本身能力强好了，然他们并不见得会爱这片土地，就算短时间之内要他们建立绩业，大概也只会造成严重的压榨问题吧。
对了，马可·波罗这个人就是在忽必烈的时候来到中国的。关于这件事似乎也有着不同的说法，在欧洲就有人写书提出其实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的说法——不过这本书日本应该还没有译本出现就是了。
此一论调的根据在于马可·波罗的书中对于万里长城竟然完全没有提及这一点上，此外，对于缠足这种将女性的双足以布紧缚以阻止其生长的这种习俗也完全没有提到过。只是，万里长城在元代其实应该已在逐渐地腐朽破败中，今日如此雄伟的长城乃是在明代重建的，因此马可·波罗对其毫不关心应当并非不可思议之事。另外，马可·波罗并不会说中国的语言，所以他应该是在色目人的社会之中活动。缠足这件事情乃是中国人专属的习俗，当时也不像在之后明代那么地风行，因此他没有注意到应该也是能够理解的。不过事实上，关于马可·波罗这个人来到中国的汉文资料几乎付之阙如也是事实就是了。
另一方面，还有一个有名的耶律楚材。关于这个人，在阿拉伯语及波斯语的资料中也几乎见不到，但却是确实存在的人。
关于蒙古的历史，汉文的资料到底有多少可信度是一个问题，如果不将数国语言的资料加以对照的话，实在是很难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轮廓。由于汉文的资料全部乃由对蒙古人反感的中国人所写的，因此也有着完全不可信的极端说法，不过如果这么说的话，对于被征服的一方，也就是输家这边的记录完全加以漠视的状况下，要来述说这段历史的话，我认为也是一个问题。
何况在蒙古的统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