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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了它吧，”侍应生说，“我的声音器官只是为一些简单的命令设计的。”
它领着我进入了塔楼一个个过道和门厅：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到塔楼的内部，现在我可以看见我的左右是各种各样的房间，而且房间的门都大开着（为什么不呢？谁会来干预呢？）。
尽管房间里光线很暗，我可以看见抱成一团的躯体，有些是一对，有些就更多了。我还看见了精致的设备、发光的器皿，听见了交媾时发出的叫喊声。
再往前走，我经过了标记着“施虐一受虐狂”的区间后，来到了闪烁着“兽奸”的比较明亮一些的区间。这里不时地从里面（在这一区问房间门是关上的：某些事情毕竟永远是不可侵犯的）传出飘忽不定的哞哞声、嘎嘎声、牛叫声、狗吠声、猪叫声以及牛奶罐头倒翻的声音。
出了兽奸区进入了冷清得多的过道，在那里，绣在织锦上的几个大字“同性交媾”一直从天花板上挂下来。侍应生抓着我胳膊的手这时抓得更紧了，这很可能是那个高个子男子经过这一段颇为激动人心的旅行后，两腿已经开始发软。他需要别人不时的劝诫，他的极端的不合群，都需要侍应生的全力帮助来完成这一匆匆的行程。这里的人总是把顾客像救火一样地赶过塔楼，不过这也是可以意料的：政府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既定的时闯表是必须遵守的。
最后，高个子已是气喘吁吁，左前臂上还有一块青紫。他看见标记着“异性交媾”的区间（这里房门再次是开着的）是一个相当干净、明亮的地方，这一种体验就像是经过了一次长途艰难的旅行后终于进入了集中营里面。
到了里面，那个粗壮的侍应生将我推进了一个小房间，里面有一个女子等候着，她的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全身赤裸。高个子此时注意到他的青紫已经肿成了一个大包。在匆忙和紧张之中，这类事情是会发生的。一个人也只有委曲求全了。
“你有五分钟时间，”侍应生说着走到门口，叉起胳膊，转过身去。从它的身后我可以看见从那黑头发中突出的小天线，我明白它是一个机器人。当然应该是个机器人。工作和周转的压力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塔楼压缩它们的服务，但我仍然希望（自然只是对往昔的怀恋）这不会发生在我这次上，“五分钟，”。机器人说，“分配给你的时间是五分钟。”
“这真荒唐，”高个子男子说。他早已把衣服脱得精光，在强烈的光线下露出油光发亮的四肢，“我一向是分到十分钟的。”
“新的条例，”侍应生说话的时候头发下的天线似乎在发出橘红色的光，“如果你不喜欢，”它说，“你完全可以现在就中止。”
“不，不，”高个子说，“不，不，不。”他张开臂膀赤条条地转向那女子，只是步态有些僵硬，“你说话吗？”他说。
“不。”
“你应该说话，”高个子说，“你过去一直是说话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会有太多的问题，只是在过程中不时问几个词……”
“你不再允许进行交谈，”侍应生说。
高个子看着那女子，似乎是要证实这一伤心的消息。
女子惨然地点点头。她的眼神里出现了痛苦的表情，接着就消失了。她站起来伸出她的手臂，面无表情地示意高个子男人挨近她。
接下来便是鼓起，起伏和跳动。捏摸和交媾。还有是臀部的来回抽动。有关这方面的话说得越少越好：色情狂已经被２０１０年的文明法案宣布为非法，而我也不是一个想跟政府的智慧说三道四的人。再说，有关这一部分也很少有东西可说。反正都一个样，无非在灯光下的一堆你来我去的昏暗的肉体，不过政府却认为有必要在个人品性的记录上作出个别的分析。在这一点上，我同样也无意挑政府的茬。我不会与政府在任何事情上争辩。关于这些事情，话说得越少越好。接着，突然间我的被隔离感大大地缓和了，我也不再想说法语了。当我完事后，我豁然觉得这种被人们叫做爱的语言的悲惨语言在我的身上竟然荡然无存了。
我慢慢从女子的身体上下来，披上衣服。她从地板的位置上用一种似乎羡慕、似乎厌烦、又似乎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很满意，”她用法语说。
“忘了它，”我说，“我现在一点不想听这些。”
穿好衣服我走向侍应生，它再次牢牢地抓住我的手臂。
“你一定要这样吗？”我问它。
“恐怕必须这样，”它几乎悔恨地说，“所有顾客必须有人护送。”
“我会跟着你走的。”
“我知道你会跟着我走的，”侍应生说，“不过根据您的记录，实施性虐待是在这里的一种普遍的满足。请不要和我多说了。我告诉你我不是那种预先编好程序的机器人。”
它再次用那可怕的手抓住我，领着我穿过门厅。
这一回的路线有所不同。出了“异性交媾”区后来到了“尸奸区”。那是一个严肃的、几乎像墓地一般的地方。每个房门都安上了一块墓碑，上面还刻有字迹潦草的墓志铭。
过了“尸奸区”后是“手淫区”。这里与别的区间不同，并不是由单独的小间组成，而是一个大统间，几乎像宿舍一样。在里面，顾客们一排排地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猥亵动作和照片，一边沉闷地做着他们必然要做的动作。
过了“手淫区”后是“灵魂净化区”。这是一个在所有区间中最为庄严的区域。一些穿着起皱的或是飘动的牧师服的人在许多长凳之间来回走动（长凳被围成一个临时的犹太教堂模样），边走边向伏在长凳上的忏悔者说些鼓励的话和劝诫。塔楼中的区域简直没有一个尽头。
最后，我们回到了接待厅，在郝里，机器人警官（我能根据他的天线的形状认出他）正轮到下岗轻松一下，此时正和负责接待工作的侍应生开着恶作剧的玩笑。
“他回来了，”粗壮的侍应生说着将我松开了。
我猛地倒在了地上，整个前臂肿成青紫色，向头皮传出阵阵的剧痛。我摔倒在地板上，同时一定是那重重的撞击使我清醒过来。不过当我恢复知觉时，那个粗壮的侍应生已经走开，机器人警官站在旁边，脸上现出关切的表情。
“你没事吧？”它说。
“我很好，”我带着尊严说，慢慢地从地板上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和排泄物（塔楼只是个外表，事实上的维护保养是很糟的），“我只是滑倒了一下。”
“如果你不马上离开，”警官严厉地说，“我们有必要将你逮捕。”
“我对此非常清楚，”我说。在迅速利用完塔楼的服务后，任何滞留在塔楼里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这个世界居住着多于正常数五倍的人口，如果使用完塔楼的人不及时离开，我们这些人都该到何处容身呢？在技术专制体制下，合作是生存的关键。我们是作为人类，或者合作，或者就是死亡，而我非常愿意履行我的义务，“我这就离开”，我说着整理了一下身上的衣服，重新找回我的尊严，它就像是我头顶上的一个光轮，“在我喘口气后就走。”
“您打算现在预定好下一次的约会吗？”侍应生说。它鼓励地朝我眨眨眼睛。在高效率的表面下，往往暗示着诲淫和勾引，如果有人告诉你这不是塔楼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之一的话，他一定是疯了。疯狂了。“您有权获得一次额外的约会，因为您丧失了一次。”
“这就没有必要了，”我说。
这时机器人警察突然在我头上打了一闷棍，在我摇晃着倒向地板时又拉住了我，严厉地看着我。“我命令你离开，”它说。
“这太荒唐可笑了。我是一个公民，你只是一台机器。我可不能让机器来统治……”
“我看我们得把这家伙弄走，”警察对侍应生说。那个无性别的侍应生缓慢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神情有些悲哀。
我再一次感到被一个巨大的、令人窒息的力量抓住，被押解着穿过整个接待大厅朝一个出口舱门走去。
“这真无耻”我咕哝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
“是的，我们能够，”警察说，“oui，nouss avoils le authoritee。”①说着就把我推出了舱门。
【① 法语：“是的，我们有权这样做。”】
我停住脚步时已经在街道旁边了，离皮带式运输器只有三英尺远。我气喘吁吁，惊魂未定，真是狼狈不堪。公民们匆匆地像看希奇似的看着我，接着他们的目光就收了回去，考虑自己的问题去了。我们谁都没有说话，让皮带运输器把我们一路运送过去。
在一个居住着多于正常数五倍的人口的世界上，只在自己亲密的群体之间显示个性，而不要在其它场合Ｆ过于招摇，这一点是十分必要的。举例来说，如果顾客们试图与塔楼的工作人员建立个人关系的话，塔楼就将完全不可能运转下去了。
皮带运输器迅速地将我送过威尔堡和马赛，来到了布拉德区。我看见了熟悉的屠宰场的轮廓出现在地平线上，看见了断头台和绞首架，听见了人群的叫喊声，闻到了从屠宰场散发的气味，即使仅仅离开了如此短促的时间，这一切也使我感到欣慰。在我的狭小的“单元”门前，我很快走下了运输器皮带，觉得我身上的肿块在衣服里面像一张放在口袋里的信用凭证一样不断地晃悠着：消退，然后又肿起。我侧过身来挤进“单元”，然后爬了九十六级台阶到了我自己的斗室。由于我近来一直专心于一个研究项目，现在这个房间真的颇像一个屠宰场了。到了家总是好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嘛。我松开衣服，自己检查被打或烧灼的疤痕，梅毒感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是个偏执狂），以及淋球菌引起的湿疹等等。我舒了口气坐在椅子上，觉得周围有些水气或粉尘在扬起。我用鼻子吸了吸，许多天来第一次有了平安的感觉。被剥夺了异性交媾所产生的压抑消退了。接着，我注意到房间里坐在我对面的窗户后面的阴影处的，是我四十五分钟之前在塔楼与之性交的那个女子。
我并没有吃惊。这类事情是常常发生的。它从来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但我有准备。那些塔楼里的工作人员有时对他们的满负荷而形式化的工作感到沮丧和不满，常常会偷偷溜出塔楼尾随着到顾客的家里，试图建立某种个人的关系。当然，对此只有～件事可做。我要为自己做这件事。这也是为着他们好。
“请你听我说，”她的后半句话改说了法语，“我喜欢你，你也喜欢我。”
“这不可能，”我说，“我对法语已经不感兴趣。我只是在神经衰弱时才说法语。”
“你必须听我说，”她说得很恳切，“我们不能这样下去。我们必须有真正的交流，彼此互相了解。”
我已经打开了通话机。她停住了，悲哀地看着我。我按下了接通塔楼的按钮。我已经认识的那个机器人警官出现在荧屏上；而且认出了我，“怎么了？”他冷淡地说。我对它们寄予很大的信任，因为这些机器人没有任何个人的东西，它们只是照规定行事。当然我们也应该如此。这些机器人和它们的处境也的确有可羡慕和渴望的地方。
我从荧屏前走开，让警察看见我身后的女子，“你看见了发生的事吗？”我说。
“看见了。”
“我拒绝和她说话。我正在和你们合作。”
“是的，”警官说。即使在单色的显示器上，我也能看见它的眼睛里发出了赞许的绿光，“我们的人将在十五分钟里赶到进行处置。”
它关闭了荧屏。我转身面对着女子。既然有人就要来了，也就没有必要让她害怕了，“我们应该有情感，”她说，“我们应该生活得像人类。我们必须分享我们共同的人性。Vous et moi，nousetes humanite。”①
【① 法语：“你和我，我们都是人类。”】
我耸耸肩膀。房门（我从来不锁门，这里不会有人闯进来）开了，那个粗壮的侍应生走了进来。他一定是尾随我回家的。这是标准的工作程序——目的是确保顾客从塔楼出来后不至于有过激的情绪。偶尔也会出现杀人流血的情况，而现在侍应生的跟踪是强制性质的，“你，”他对那个女子说：“到这边来。”
他走向她，抓住她的手臂。我已经领教过这一抓的分量。它反而使我违背自己意愿地笑了笑。她看见了我的微笑，抬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开始显得茫然，“你不理解？”当侍应生把她带出去时她说。
然而我很理解。
（白锡嘉 译）
外星寓言
科幻小说一向注重情节或发生的事件，使读者能够尽可能清晰地了解叙述的意义。除了情节以外，意义的其它载体，例如人物、背景、基调、措辞以及间接的评论、形象化的描绘和隐喻，可以向读者传达故事多方面的情况，或补充情节，或取代情节，但它们传达的意义很少能够像情节所传达的那么一清二楚。然而意义不明确的叙述往往得到认可，甚至受到欢迎，假如这是故事为了丰富生活、丰富文学引喻以及丰富文学原型、寓言和童话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的话。
由于科幻小说作家一开始是从人文学科而不是从自然科学中涌现出来的，因此他们的原型表现为文学上的丰富多彩而不是科学上的清晰明朗。他们不太注重陈述而比较注重启示。
迈克尔·毕晓普（１９４５－ ）是人文学科的产物。他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林肯市，就读于乔治亚大学，１９６７年获得英语专业学听学位，１９６８年获得硕听学位。他１９６８年至１９７２年在空军学院大学预科教英语，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在乔治亚大学任教。自从那时以来他一直是专职自由作家。
毕晓普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矮松的采伐》刊载于１９７０年Ｌo月号的《银河》。他的短篇小说常常被列入评奖的最后参评作品。《阿萨迪人的死亡和名称》和《童年的白水獭》双双列入１９７４年星云奖和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在巨蛇座的街道上》列入１９７５年星云奖的最后参评作品，《卡瑟多尼亚的奥德赛》列入同年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阿拉肯的血迹》列入１９７６年星云奖的最后参评作品，《劣种番茄》列入同年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武听和柳树》列入１９７６年星云奖和雨果奖的最后参评作品；《春日的早晨》列入１９８０年星云奖的最后参评作品。毕晓普的部分短篇小说已编入《阿拉肯的血迹》（１９８２）和《伊旬园的一个冬天》（１９８４）。
毕晓普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火眼的葬礼》发表于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０年出版修订版本，趣为《火眼》），此后他发表了《在伊克巴坦陌生的树林里》（１９７６年重印平装本题为《在破损的月球下》）、《被偷的脸》（１９７７）、《一点知识》（１９７７）、《地下墓窟年》（１９７９）、《改变容貌》（１９７９）、《在天桥下》（与简·沃森合著，１９８０）、《谁造成了斯蒂维·克赖伊》（１９８４）、《往昔的日子》（１９８５）、《秘密攀登》（１９８７）、《双角兽的山》（１９８８）、《盖格的忧伤》（１９９２）和《轻松的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