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了声：“哈！”甚至这句也不是对手里拿着枪的小吻唇说的，只是从他每天在海边独自苦恼的独白中猜出来的。他转身走了。
一会儿以后，他又干起了老本行：伸出手，向某个家伙要二十五美分。
（刘慧梅 译）
战后的一代
历史学家和批评家们笔下的“新生代”是种比喻的说法，他们所指的是那些观点相似，兴趣相同，写作风格相近的作家群体，而所有这些观点、兴趣、写作风格都与过去截然不同。每代入常常都拥有具有他们明显特征的共同经历，比如，一战时的迷惘的一代，２０年代禁酒时期的一代，大萧条时期饥饿的一代，二战时期实用主义的一代，越南战争产生的隔离的一代，当然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时代。但真正按年代划分的时期却很少被考虑到。
波尔·安德森和戴蒙·奈特曾提出，科幻小说作家大概每隔十年左右就会出现新的一代，但还不曾有人研究过作家们的出生年月。我们只需大致浏览一下就能发现某些年份有大量的作家产生，而其它年份产生的作家却寥寥无几。例如，１９１１年出生的一批重要作家就有奥托·宾德、芬尼、盖伦、哈伯特、Ｃ·Ｌ·穆尔、诺顿、圣克莱尔、施米茨和乔治·欧·史密斯。而在这前后几年当中，一年最多出现四个作家，通常三个，有时只有一个甚至一个也没有。１９１５年出生的作家又格外的多，有布拉克特、德尔雷伊、戈德温、霍伊尔、雷蒙德·Ｆ·琼斯、库特纳、蒂普特里（谢尔登）和扬，这样的声势随后的几年是无法相比的；直到１９２０年出现了阿西莫夫、加卢瓦、赫伯特、坦恩（克拉斯）、西奥多·托马斯、塔伯、万斯和理查德·威尔逊，１９２３年又出现了比格、比克斯比、戴维森、迪克森、冈恩、梅里尔、小沃尔特·米勒和冯内古特。
如此罗列下去显然毫无意义，而收入本册的这些小说都发表于１９７０年以后，其中有四个作家生于１９４５年，三个生于１９４７年，四个生于１９４８年，也许这些数字还真有些神奇之处吧。
帕梅拉·萨金特（１９４８－ ）做过推销员、模特儿、流水线工人、打字员、勤杂工和教师，与此同时她在宾海顿的纽约州立大学学习，获得了古典哲学和哲学史的硕听学位。她的第一篇小说《登陆的少数人》于１９７０年９月发表在《幻想小说和科幻小说杂志》上，她的短篇小说收在《星影》（１９７７）和《帕梅拉·萨金特最佳小说选》（１９８７）中。
７０年代中期，萨金特雄心勃勃地发表了一系列小说，包括《无性生命》（１９７６），《突如其来的星球》（１９７９），以《守望星》（１９８０）为开始的地球精神少儿科幻长篇系列小说《金色太空》（１９８２）、《楼上的外乡人》（１９８３）、《妇女之岸》（１９８６），以及以《梦中的金星》（１９８６）为开始的金星大地系列小说。她还写了一部关于成吉思汗的历史小说。她编辑了四本名为《生命的未来世界》的文集，而其最著名的贡献要算是她主编的三部由女性撰写的有关女性的科幻小说选集《神奇女性》（１９７５）、《神奇女性续集》（１９７６）和《神奇的新女性》（１９７８）。
科幻小说的重要主题之一就是关于超强力的发现与发展，这种超强力常常能够惩恶扬善，或为一个新社会甚至一个新种族的产生铺平道路，但有时它却成为邪恶、私利或权利的工具。后来的科幻小说有时注重描写隐藏或对付这种新的能力的困窘，甚至强调拥有这种能力的人们的孤独之感（如在《无入烦扰格斯》中），经历过德国犹太人大屠杀的那一代人则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一种额外的惩罚。
《采撷蓝色玫瑰》看上去像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描述了一个具有异常之处的孩子成长中的艰难。故事中的小女孩并未提及姓名。她是个犹太人，敏感、孤僻，有个双胞胎兄弟，母亲则是纳粹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她还必须面对母亲脆弱的精神，并且因此偶尔需要离家独自生活一段时间。故事讲述到一半时，才暗示有种非正常的因素潜于其中，这一因素使得这篇小说得以归类为科幻小说。直到最后，读者才会明白这位母亲经历的痛苦所产生的特殊恐惧，也只有在结尾处，小说才显示了小女孩的敏感及易受伤害是比她母亲遭受的更为可怕的诅咒。
这篇小说语言简练，浅显易懂，采用了适合儿童的语言。对于作者来说，还存在着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描写女儿成人后所经历的生活。萨金特并不是添加一段后来的情节或在最后笨拙地附加一段描述，而是以两个层次同时描述这个故事：童年这一层是以成年人的角度来追溯的，后来的事情以及现在的经历则在括号中插入叙述，两个层次同时揭示主题，情景描写与其结局一一吻合。
《采撷蓝色玫瑰》＇美＇ 帕梅拉·萨金特 著
我记不清是否当面问过妈妈那些刺在她身上的号码的事。我们肯定早就知道不该去问，也许我和哥哥西蒙还是小孩子时曾无意中说过什么，看到了妈妈听后那悲伤的样子，也许爸爸叮嘱过我们，千万不要去问。
可是我们总能意识到那些号码的存在，当天气特别暖和时，妈妈就不扣住衣服上部的几粒纽扣，她俯下身来拥抱我们或是把我们抱起来时，我们就能看见她胸口上方一英寸处的那一横排数字。
（等长到十来岁时，我听说了所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焚尸炉的恐怖故事，知道了那些不得不从死人嘴里拔下金牙的人们，还有那些遭到德国听兵强暴的妇女，尽管有德意志帝国的禁令。从那以后，我总是以矛盾的心情看待妈妈，不知道在妈妈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内心深处隐藏着什么样的负罪感，以及为了生存下来她做了些什么。如果是我，我也许早就死了，我宁愿以某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忍受这样的耻辱。一位老医生曾告诉我：“我们当中那些最优秀的、最尊贵的和最敏锐的人都已死掉了。”我真要感谢上帝，我生于１９４９年，这样我就根本不可能是纳粹听兵施暴后生的女儿。）
四岁时，我们全家搬到了乡下的一所旧房子里，爸爸在附近一所很小的初级专科学校里教书，而放弃了去哥伦比亚和芝加哥的机会，因为他知道那对于妈妈来说是不可能的。我们房子周围有许多榆树、橡树，还有一棵高大的柳树，枝叶忧伤地拂着屋顶。我们的池塘在初春和晚秋时节，会有几只鹅光顾，它们飞起来之前总要彼此拉开一段距离。（爸爸总会说：“你们可以假设这些鸟是犹太人，他们一到冬天就去迈阿密。”我和西蒙就想象他们躺在海滩上，向女招待要柠檬水，我们那会儿还没听说过冰冻果子酒呢。）
就算在乡下，我们还经常会看到妈妈收拾行囊，告诉我们她要离开一段时间，只一个星期，只想离开家独自安静一下。有一次她去了阿迪龙达克斯的一处旧野营地，这个野营地是我一个姑妈的；另一次是去爸爸的一个朋友租给她的一间小屋，反正她总是独自一人去_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爸爸说这是神经紧张的缘故，可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已经够偏僻的了。西蒙和我觉得是妈妈不爱我们了，她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她不要我们了。于是，我努力想表现得乖一些，妈妈休息的时候我会踮起脚尖走路，压低声音说话。西蒙的反应可要强烈得多了，他只能够稍稍克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然后由于绝望地想引起妈妈的注意，他会在屋子里狂冲，发出吓人的尖叫，然后一头撞在暖气片上。有一次，他冲向起居室的一扇窗子，窗玻璃全都撞碎了，侥幸的是除了几处割破和擦伤的地方，他没受什么伤。那次事件之后，爸爸在窗户朝里的一面都装上了铁丝网，妈妈因为这件事震动很大，一连几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浑身上下疼痛不堪，然后又去我姑妈的那个野营地一呆就是三个星期。西蒙的脑袋一定很结实，他撞在暖气片上，除了肿几个包并有点儿头疼之外，竟然没什么事，可妈妈却常常因为头疼而卧床不起。
（我拿起望远镜从塔上巡视森林，下面的湖泊看上去小得就像一个个小水坑似的。我把望远镜瞄准了泊在一个小岛附近的一艘小船和船上的一对恋人，然后又调转开去，不想去窥探他们的隐私，心里却在羡慕这对少男少女可以这样自由自在地交流并分享他们之间的感情，不用害怕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至少他们彼此分享感情的方式不会给像我这样的人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天空阴云密布，卷积云彼此追逐着缓慢向前飘动，西面天空有一大片雷雨云，我想今天不会再有人来爬这座山了。我希望永远没人来。昨天在我的观察塔下野餐的那一家人就让我够受的了；一个小孩头疼，另一个消化不良，结果害得我躺在小屋里吃了一下午阿斯匹林，胃里也十分难受。但愿今天没人来。）
直到法定上学年龄我们才被父母送进镇上的一所公立学校。一辆黄色的旧校车每天会到家门口接我们去上学。上学的第一天我感到十分害怕，很高兴我和西蒙是双胞胎，可以一块儿去。镇上刚建的这所新学校是一座很小的四方形砖楼。一年级有十五人。高年级学生和我们在同一座楼里上课。我害怕他们，所以知道他们在二楼上课就特别高兴。除了他们在外面上体育课，白天我们很少看见他们。每次我都坐在课桌前向外望着他们，每当有人被球砸了或是擦伤了，我的心都会瑟缩起来。（感谢上帝我只在学校里呆了三个月，从那以后爸爸获准在家里亲自教我。这三个月充满了太多的无休无止的痛：苦和情感上的混乱；现在回忆起这～切，我还是会浑身直冒冷汗，两手不住地发抖。）
上学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我都觉得枯燥无味。我和西蒙从记事起在家里就学会了阅读并做算术。上课时我一句话也不说，老师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西蒙却是咄咄逼人，总要显示自己什么都知道。其他孩子对我和西蒙指指点点，一面吃吃发笑。我感觉到了一些，可没太注意，我那时可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至少上学第一天不是。
课间时，孩子们吵吵嚷嚷，跑跑跳跳，有的在曲杆和梯子上爬上爬下，有的在单杠上荡来荡去，有的则在打篮球。我和两个女孩子用粉笔在沥青路面上画格子，她们教我玩跳房子游戏，我则尽量不去注意其他同学是否擦伤或碰伤了。
（我需要安宁，只有宁静才能让我远离那些轻易就影响到我的苦痛。客观地想一下，我发现我们的生活如此充满着不安、痛苦、悲哀和仇恨，不仅随处可见，并且人们总能感觉到它们的存在。爱和满足则如一层薄纱，不足以使我免受生活的打击和伤害。就算怀着最强烈的爱，人们还是能感觉到隐藏在深处的更为强大的恐惧、憎恨和嫉妒，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
到了第二个星期末，事情终于发生了。下了课，我又在玩跳房子。西蒙在去和其他男孩子玩之前，先来看看我们在玩什么。五个大孩子走了过来，我想他们可能是三四年级的学生。他们开始了恶作剧。
“格一林一鲍姆，”他们喊道。我们转过身来，我一只脚站在跳房子的方格里稳住自己，西蒙则握紧了拳头。
“格一林一鲍姆，埃斯特·格一林～鲍姆，西蒙·格一林～鲍姆。”他们故意把格林两个音拉得特别长，鲍姆两个字又念得特别响。 “我爸说你们是犹太佬。” “他说你们是犹太杂种。”一个男孩怪叫着，“嗨，他们是犹太杂种。”男几个男孩吃吃笑着，接着又唱了起来，“犹太杂种，犹太杂种，”其中一个把我一下子推出了方格。
“离我妹妹远点儿。”西蒙吼着冲向他，飞起一拳把他打倒了。那男孩一下子跌坐到地上，我感到屁股一阵疼痛。又一个男孩跑过来用拳猛击西蒙，西蒙挥拳相还，那男孩重重一拳打在西蒙的鼻子上。好疼呀，我哭了起来，用手捂住自己的鼻子，拿开一看上面满是鲜血。西蒙的鼻子也在流血。这时其他孩子都动了手，一个家伙抓住西蒙，另一个对他拳打脚踢，“别打了，别打了，”我尖叫着，疼得蜷缩在地上。老师们赶过来把他们拉开，随后我昏了过去，被送到医务室，他们让我呆在那里直到放学回家。
西蒙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自豪，满口夸个不停。下车时，我求他：“别告诉妈妈，西蒙，千万不要，她会不安的，又会离开我们，求你了，别让她难过。”
（我十四岁时，一次妈妈离开家后，爸爸和阿恩斯塔先生在楼下厨房里喝醉了。我躲在自己的房间里看书，听磁带；听见他们在谈话，爸爸声音很轻，阿恩斯塔先生却嗓门大得很。
“没有人，没有人能忍受安娜经历的一切，说到底我们都是些畜生，所有的人，德国人也好，美国人也好，有什么区别呢？”
只听得酒杯“砰”地砸在桌子上，紧接着一声怒吼，“该死的，萨姆，你们犹太人好像以为只有你们在受罪，那哈莱姆贫民区的那些人怎么办呢？在墨西哥挨饿的那些人又怎样呢？你以为他们好过吗？”
“可安娜的情况更糟。”
“不，不会比加尔各答街头的流浪儿更糟。安娜至少还有获得解脱的希望，可谁能使那些孩子获得解脱呢？”
“没有人，”爸爸仍然轻声说道，“没有人能从安娜那样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我躲在房间里想听他们说下去，可阿恩斯塔先生走了。我走下楼，看见爸爸呆坐在那里，盯着面前的酒杯。我站在那儿，感到他的悲伤静静地把我笼罩起来。幸好爱虽薄如轻纱，却遮住了这悲伤，使我能够忍受下来。）
我开始想念起学校来，一星期至少两次，这时我会全身疼痛，不愿意和妈妈说话，想对爸爸说些什么，却找不到词儿。妈妈离开得更频繁了，这让我愈加情绪低落。（其实，这都是我造成的，是我使她不得不离开。）只是因为家里弥漫着的舒适气氛，才使我能够忍受这一切。
爸爸妈妈当然十分为我担忧，但他们还没有真正感到恐惧和担心，一直到感恩节过后１１月的一天。（天空灰蒙蒙的，雪下个不停，爸爸给壁炉添满木柴，妈妈在擦烛台，我和西蒙数着我们攒下的零用钱，计划着爸爸带我们去镇上时为他们买些什么礼物。）那时我已休学一星期了，每天早上一想到也许还得回去上学就会感到恶心。爸爸在看书，西蒙在外面爬树。我呆在厨房里，帮妈妈做小甜饼，一边切，一边点缀出各种图案，妈妈揉着面，围裙上沾满了面粉，嘴里哼着曲子，我不时偷偷地把小块面团塞进嘴里，妈妈看到后只是微笑着转过头去。
突然，我从椅子上跌到了地板上，捂着腿呻吟起来，擘妈妈，好疼呀！”鲜血从我的鼻子里涌了出来。妈妈把我抱起来，搂在怀里，然后把我放到椅子上，用棉纱堵住了我的鼻子。这时，只听见西蒙在外面叫了起来，紧接着他在后门砰砰猛敲，妈妈把他拉了进来，他的鼻子在流血，“我从树上摔下来了。”妈妈抱起他时，扭头向我望来，我知道她全明白了，我能够感到她的恐惧和悲哀，因为她意识到我和她是一样的，我总能感受到别人受伤时的刀割般的疼痛，别人的痛苦会传到我身上，也许迟早我会被这些痛苦击垮的。
（我总是记起，夏天的一场暴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