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我们还是得找机器人修理师鲁宾逊先生帮忙。”卡迈克掏出名片，走向电话机。
机器人冲上来从卡迈克手中抢走了名片，撕得粉碎，“我们不需要修理师，调整我的程序对卡迈克家的健康不利。”
“爸爸，我们还是叫警察吧。”乔依说。
“你不能离开这房子，”机器人侍者说。它迈开注满润滑油的双脚，飞快地穿过房间，阻挡在门口，又高举手臂接通开关，使整个住宅处于不可逾越的安全防护场的封锁之中。它又不动声色地把电话线连根拔除，放下所有的百叶窗，并锁上插销。
“我不能信赖你们能自觉遵守我的节食计划，所以我不允许你们离开这所住宅。你们得留在家里听从我的忠告。卡迈克先生的公司我会去请假的。”
“混帐！”卡迈克先生怒吼，“你把我们当囚犯关起来了。”
“我的本意只是要为你们服务。”机器人用忠诚的语调说完就转身走了。
被围困的卡迈克一家人聚在一起悄声商量反攻计划，但是毫无结果。邻近的人家有１０多米远，而机器人修理师要半年才来一次。家里的５个人（包括仆人）又不是机器人的对手，看来唯一的办法就只有忍了。谁先达到减肥目标，谁先释放，就能有办法解救大家。
一天，一天，又一天，卡迈克一家人忍受着每天一样的菜谱和饥饿的咬啮，艾丝尔和梅尔终日以泪洗面。
终于在监禁的第六天，山姆·卡迈克有气无力地爬上磅秤，在镜子里照见了自己憔悴瘦削的脸。
他的体重是９０公斤。
盯着磅秤上颤抖的指针，他心头一喜，他可以“获释”了。
可机器人却说：“先生，我的程序里并没有体重极限。”
“天啊，”一边的乔依惊呼起来，“爸爸，在它体内短路的那阵子，正好把磁带上减肥限度的那部分给抹掉了。”
山姆·卡迈克一下子昏了过去。
看来，这一家子的减肥计划要等到半年后修理师鲁宾逊来才会中止。可是，鲁宾逊真能对付得了那个减肥“独裁者”吗？
《身陷器官征募的困境》
这是一篇科幻小说，又可以说像一篇讽刺寓言。它以辛辣的笔调、明快的语言，以科学事实为依据，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一个侧面：医学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只能使少数上层人物获利，而对广大的普通人来说却意味着一场灾难。它启示人们：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关系应怎样互相调谐？
你瞧，凯特，瞧海滨大道那边。有两个气宇轩昂的长者正在水滨肩并肩地散步呢。他们流露出权势、威严、富有和自信感。
他是一个法官，一个参议员或者是一个公司的经理，这自不待言。而她呢——是干什么的？——姑且说是一个国际法的荣誉教授吧。
他们步履安详，朝广场走去，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地冲着过路人点头致意。
阳光照在他们的银发上，何等眩目！我简直忍受不了那反射回来的辉煌的色彩，那光辉让我看不清东西，刺痛我的眼睛。
他们有多大年纪，80岁、90岁还是100岁？相隔这么远，他们看上去十分年轻——体态挺拔，腰板笔直，说是只有五六十岁，人们也会相信。可是我能说出他们的年纪。他们的自信和仪态标志了他们目前的身份。要是他们走近一点，那我就能看见他们那萎缩的面颊和下陷的眼睛。那是化妆整容所绝对掩盖不了的。这两个人年纪大得可以当我们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凯特，甚至在我们出世以前，他们就早已过了60岁。他们躯体的功能无比完好。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能够猜想得出他们的保健历史。她起码有过3个心脏，他正在使用第4具肺脏。每隔5年，他们就重新申请肾脏，他们的骨骼用不幸的年轻人的胳臂和大腿上取下的数百片骸骨加固，他们那迟钝的感觉器官得到了用同样的方法取得的神经移植片的帮助，他们衰老的动脉新近覆盖上了光滑的特氟隆。他们不过是装配在一起可以活动的转让的人类脏器，此外，到处还点缀着合成的或者是机械的代用器官。
那么，我或者你又是怎样的呢？我19岁的年纪，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供他们需用的一堆健康的器官。过来，孩子。你是个多么漂亮、魁梧的青年啊！你能给我一只肾吗？一叶肺吗？一段完好的肠子吗？10厘米长神经吗？我需要你的几片躯体，小伙子。你是不会拒绝。个像我这样的高贵领导人所要求的东西的，对不对？对不对？
今天，我和往常一样按动键钮索取早晨的邮件时，我的征募通知书——一张嘎嘎作响、样子十分讲究的证件——从数据槽中跳出来。
整整一个春天我都在期待着它，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感到奇怪，也不吃惊，反倒觉得事情一下子变得平淡无奇了。我要在六周以后去器官移植厅报到，进行最后的身体检查——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例行手续而已。
如果我不是作为潜在的器官贮存库已经名列前茅的话，他们是不会征募我的——于是，我准备应召。
一般的应召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到秋天，他们就要把我切割开了。
吃吧，喝吧，快活快活，外科大夫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
一群吊儿郎当的高级公民正在警戒包围躯体神圣联盟中央总部。这是一场反示威，一次反反器官移植的抗议，也是一种以最龌龊的负感情哺育出来的最糟糕的政治宣言。
示威者举着光焰夺目的标语牌，上写：
躯体神圣——
还是躯体自私？和：
你欠你的领导人
一副肝脏以及：
听取阅历的声音
警戒的人们是下等的刚刚达到合格线的高阶层人员，是一些没有真正把握享受器官移植的人。难怪他们对联盟怒气冲冲。他们有些坐着轮椅，有些装在活动的生命维持系统的盒子里，一直齐到眼眉。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粗话，挥动着拳头。我从联盟大厦上方的窗户里看着这一场表演，害怕、失望得浑身战栗。这些人不仅仅要我的肾脏或者肺脏，他们还要拿走我的眼睛、肝脏、胰腺、心脏，以及他们需要的一切。
我和父亲讨论了这件事。他45岁，年纪大了，个人不会受到征募器官的损害，可是也没有到需要移植器官的年龄。可以说，这使他处于无动于衷的地位。只有一件事例外：他的器官移植等级是5－G。在合于移植器官的名单上，资格是相当高的。虽然算不上最优先等级，也非常接近了。假如他明天病倒，而器官移植董事会又裁决说，如果他得不到一颗新的心脏，一叶新肺或者是一只新肾，他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他就会立刻得到它。处于这样的地位，简直会影响他对整个器官移植问题的客观态度。
不管怎么说，我告诉他我打算上诉或者进行抵制。
“理智一点，”他说，“行事要适度，不要让感情冲昏了你的头脑。让这么一件事毁坏了你的全部前程，难道是值得的吗？毕竟并不是所有被征募器官的人都要失去重要器官的。”
“那你把统计数字拿给我看看，”我说，“拿给我看。”
他不知道统计数字。他的印象是，实际上只有114或115的被征募者才应召提供器官的。这说明老一代人与现实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父亲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善于表达思想，见闻又广博。凡是同我交谈过的三十五岁露头的人，都不能拿出统计数字来。于是，我把统计数字拿给他们看。统计数字载在躯体神圣联盟的小册子上，这倒是真的，然而那是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书面报告为依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征募。只要你合乎标准，他们总要把你宰割开来。对年轻的器官的需求在无情地增长，以便与可以得到的器官功率贮存库相适应。到头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人，他们把我们剁成碎片。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通过他们自己不断衰朽的身体，令人苦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们吃掉，周而复始地、一叶肺一叶肺地、一个胰腺一个胰腺地宰割我们，把这个物种的年轻成员消灭净尽。
1963年3月23日，摘除了一条狗的肝脏，代之以非亲缘关系杂种狗提供的肝脏。对其进行4个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疗，然后停止全部治疗。移植器官后，狗健康地生活6年又9个月。
战争仍然在进行。我记得这是第14个年头了。当然，现在他们已不再进行杀戮。大约从1993年以来，他们没有地面交锋。自从征募器官法生效后，肯定连一次也没有。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战场上损失青年的躯体了。于是，机器人代替我们进行战争，他们的头颅到处冲撞，发出巨大的金属叮当声；他们布设地雷，向着敌人拉动传感器，在敌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此外，当然还有准军事行动——经济制裁，第3动力封锁，从冷酷无情的轨道卫星上发射压倒一切的电视广播宣传，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这是一场比他们以前发动的更加难以捉摸的战争：没有死亡。但是它依然消耗国民资源。本年度征税又有提高，已经连续五、六年了，而他们因为铜的短缺，刚刚强行加征了含金属货物的和平时期附加税。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疯疯颠颠的领导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于健康原因退休，患着溃疡、带状泡疹、疥癣或迟疑症蹒蹒跚跚地到乡村别墅去，让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职务。然而现在，他们——我们的参议员、内阁阁员、将军和决策者——却一直活下去，不灭不死，又不清不醒。他们的战争——那场荒谬的、不可理解的、残忍的、自我满足的战争——也一直进行下去。
我认识一些逃到比利时、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过了躯体神圣法的国家去政治避难的人。他们年纪和我一样大，或者稍微大一点。大约有20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一半是最进步的国家，一半是最反动的国家。可是逃走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愿过流亡的生活。我要留在这里进行斗争。
自然，他们不要求被征募者献出心脏、肝脏或者其他与生命攸关的器官，比方说延髓。还没有到达政府认为能够制订致命征募法的阶段。到目前为止，肾脏和肺脏等成双的，并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征募的主要对象。不过，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来的征募历史的话，你就能发现，征募法总是成弧线从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彻头彻尾的疯狂程度的。他们总是从得手指进而要手臂，从得寸肠进而要全肠。请你相信我的话，再过50年他们会征募你的心、胃和大脑；假如他们掌握了大脑移植术，那么无论谁的脑壳也都将不保。那将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我们和阿兹台克人①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们有麻醉术、抗菌法和无菌操作术，我们挖出受害者的心脏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术刀。
【①墨西哥印第安人。】
克服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法
免疫性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是普遍存在的。从发现这一反应到消除它，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这种旨在进行治疗的消除这一反应的手段虽然较为有效，但绝非令人满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1950年出现了免疫生物学。
它发现了各种减弱和消除被植者对同种异体植片反应的手段——诸如：非致死剂量的全身X射线照射、某些肾上腺类皮质激素，特别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疗法。这一发现对研究的主要方向，开始产生了影响，并且使人们相信临床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已经为期不远了。50年代末，诸如6一硫基嘌呤之类的强力抑制免疫药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对异体同种植片的反应。不久之后，这一原理就成功地应用于人类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于对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呢，还是仅仅为了使个人的躯体保持完整无缺呢？原因可能是两者都有。我需要理想地论证其合理性吗？难道我们终生没有保有自己与生俱来的肾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过的。可以肯定，一切有损于年轻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态龙钟的、病态的老年人制订的。他们身患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漏斗脱垂、暴发性心室炎和血管扩张症。问题在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杀、跳水失误、触电和踢足球受伤；因此出现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为不断提供国家控制的尸体而进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败了阵。自愿供献器官纲领的实施也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大部分供献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们签名供献器官，是为了获得提前从狱中释放：一叶肺减刑5年，一只肾减刑3年，等等。在这一条款下，获释的囚犯并不受郊区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对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许多长者就要死亡。于是，4个党的参议员联盟冒着为数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参议员阻碍议事的威胁，强迫上院采纳了器官征募法。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因为在众议院中谁也不理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法案条文，而且，关于这个法案，人们曾经传说，如果得到通过，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过了65岁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对一个众议员来说，这意味着转眼之间可以连任10届到15届。当然，法院提出了反对，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的平均年龄是78岁。他们是世间凡人，终不免一死。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肉。假使他们现在抛弃了器官征募法，那他们就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命状子。
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6个或第7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
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