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们来了，在周围打转，以此恭敬地同老总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们证实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多尔戈夫摔断了脖子。他在下来时什么都没读。
“他的头盔在弹射时肯定碰到了舱口。”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他明白他要冒的风险。”他补充道。
“不如你明白，我的朋友，当然也不如我明白。”老总的声音不大。现在已经有几十号人聚集在这儿了，一个个萎靡不振，脸色灰白，吓呆了的样子，但老总却是生气地铁青着脸。怒火中，他慢慢地而又轻柔地跪在冻硬的地上，伸手越过医生们抓住了多尔戈夫摊开的双手，把他的手臂交叉着放在橘黄色的胸部，这样一来，多尔戈夫就像是在抓着他胸前的降落伞的带子。
“这样好一点。”老总咕哝着说。
他转过身，迎着寒风向卡车走去，阿克肖诺夫紧跟在后面。老总一边走，一边从臃肿的外衣中扯出他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把笔摇了摇，好让它写得出来（笔是东德制的），开始写了起来。笔在纸上一行一行地划过。他一边写着，一边跨过沟渠，绕过岩石，没有绊倒，也没有抬头看。一只土拨鼠就从他的脚下惊惶逃窜。老总还是不停地写着。
在路的尽头，由于拖拉机常在这里拐弯，地面已经掀松了，那名脸色苍白的士兵给他的步枪找到了用武之地：他把枪水平地端着，像个牛栏门一样，挡住了三个年老的农妇的去路。
老总走过来时，最年长的那位喊道：“发生什么事了，同志？怎么那么乱？”
老总边走边答，没有抬头，也没有停笔：“我刚刚折断了一个年轻人的脖子，太太，计算尺一拉，笔一挥，就这么简单。”
老妇人立刻在自己身上画着十字，接着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双手捂住了脸。阿克肖诺夫和他的老总根本没有注意她，而那个士兵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舞动着的降落伞，全神贯注，眼睛睁得大大的，像个孩子。
五、拜克努尔发射场，１９６１年４月１２日
仅仅是挪动、重摆他那不听话的枕头就让阿克肖诺夫灰心丧气。在午夜一点钟过后不久，他开始对着枕头狠狠地打起来。他一拳一拳地打它，用头顶它，最后把它抛到了角落里。
阿克肖诺夫坐了起来，叹了口气，用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把几缕头发编成错综复杂的小辫，又用右手使劲地扯开，这样玩了几分钟。“我疯了。”他大声说，把被子扔了回去，光着脚跳到小屋那从未暖和过的木地板上。
从过道那儿传来低沉单调的鼾声，表明睡不着的只有阿克肖诺夫一个人。裤子、鞋、外衣、帽子，他把它们想像成了鲜艳的橘黄色飞行服、耐高温的靴子和头盔上铅灰色的气囊。他最后重新修正了这一幻象（以便确认氧－氮的混合），然后大胆地走到后门廊上，双臂胜利地高举着，以世界社会主义的名义对混凝土路面和落满尘土的灌木提出所有权。
阿克肖诺夫为自己愚蠢的行为摇摇头——咳，年轻的加加林在全身披挂好后是不会——他信步走进院子里。有一小会儿，他把地平线上发射台的灯光当成了新的一天黎明的曙光，这已经是他第一千次犯这个错误了。
阿克肖诺夫感到自己体内的罗盘呈螺旋形疯狂地转着。他闭上眼睛，大口吞下寒冷的空气，希望自己能够平静下来，但脑海中出现的却是一枚火箭，正在从软管中吸入零度以下的“肉汤”。
花园的另一头，老总那同样难以描述的小屋的厨房窗户上亮着灯光。他走了过去，因为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走近时，他可笑地变得鬼鬼祟祟的，每迈一步都特别小心，膝盖高高抬起，就像一个新手在失重条件下腾跃。他藏身到房子旁边的灌木丛中，从窗槛往里瞅着。他还是个小孩子时就渴望成为一名间谍。比方说，他喜欢偷看他暗地里信奉东正教的爷爷做祷告。有一天他喝饱了甜菜浓汤后偷看的时候打了个大大的嗝，露了馅，把爷爷气坏了，还引发了一场家庭风波……但是他看到的只是老总在读着什么。
刺眼的荧光使老总脸上的冻伤疤痕分外醒目——也显示出他的倦容。同往常一样，他的右手支着下巴，左手食指在笔记本的纸页上滑过，引导着眼睛。他的肘边是一盘乳酪酥，还有满满一杯已不再冒热气的茶。老总翻到一页，读着，又翻到另一页。没什么可看的。那他怎么这么着迷？为什么他知道了总设计师在厨房里挑灯夜读就感到如此安慰？老总的手指同他的笔一样有条不紊地移动着，一行，一行，又——他抬起头，不是冲着窗户，而是朝着后门，阿克肖诺夫连忙把头低到窗槛下。他听到椅子移动的声音，还有沉重的脚步声。一片楔形的光铺在草地上。
老总轻声叫道：“加加林吗？嘘！喂？”
停了一会儿，就在阿克肖诺夫屏住呼吸时，老总朝房子一角的四周瞅了半天，发现他的助手蹲伏在灌木丛中。
“啊，是你呀，”老总说。“好，既然你在，也许我就能在这个嗜睡病患者的冬季度假地做点什么。”
阿克肖诺夫正在掸掉袖子上的叶子和小树枝，同时考虑怎么解释自己的行为才说得过去，过得了老总这一关。这时，他的上级又出现了。他大踏步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右边掖下夹着笔记本，左边胳膊正费力地伸进他那件臃肿的外套里，无论是什么天气，他在室外总穿着它。阿克肖诺夫估计那件衣服至少有一件宇航服那么重。
“听着，”老总说道，胳膊肘推搡着阿克肖诺夫穿过院子。“为了讨论起来方便，也为了我们不至于发疯，让我们假定明天早上一切顺利。加加林上去，在轨道上航行，再下来，他对赫鲁晓夫说话，对他的妈妈说话，他是俄罗斯好小伙，是吧？是。很好。都很好。可他只不过是罐头里的碎火腿。”
“什么碎火腿，老总？”
老总扬了扬手。“是美国一种罐装的美昧食品，跟鱼子酱一样。也许我读《生活》杂志读得太多了。别打岔了。我是说，像加加林这样的俄罗斯好小伙，只要是环绕地球之外的任何轨道航行，他们都会需要一个比那儿那个给挖空了的‘旅行者号’好点的航空器。能够便于操作，能够在指定地点会合，能够同别的飞行器对接，等等。现在打断我吧。这个新的飞行器，这个‘联盟号’，要用什么样的标准组件制成，才能既保持我们现有飞行器的强度，又能满足……”
一个多小时里，这两个人脚步沉重地在院子里走着，有时同时开口，有时一言不发，有时并肩地走，有时却又像两个要决斗的人那样傲然阔步地从对方面前走过。他们从空气中抓取一个个图形，又在草里把它们剁碎，他们争执着，彼此恨得咬牙切齿，又和好，拥抱，又争执。在他们的上空繁星满天，可他们甚至瞧都没有瞧上一眼。后来他们累了，什么都没解决，却又新发现了好几种不可能的事，需要证实或者推翻。
他们沉浸于让人目眩的胜利的喜悦之中，兴高采烈地瘫坐在后门廊的台阶上，阿克肖诺夫突然说：“这不是我的屋子。”
老总掉头看了看。“也不是我的。”他说。
门廊上堆满了束束鲜花，大多是便宜的石竹，是前一天，一拨拨地，由面带微笑的共青团代表送来的。
“这是加加林的屋子。”阿克肖诺夫轻声说。
窗户漆黑一片。万籁寂静中，传来一阵微弱的鼾声。
“昨晚七点钟的时候，我来到这里命令他上床去睡个好觉。”老总低声说，眼睛睁得大大的，“他居然真这么做了。”他费力地站起来．揉了揉腰背，又弯下腰去，用手把土刨松。“帮我一下。”他悄声说着，开始往口袋里装石子。
阿克肖诺夫趴到地上。“您做得对，老总。凭什么我们就该晚上不睡觉，替他操那些心呢？”他低声加了一句，“这个杂种。”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加加林的身影完完全全地显现出来，在床头钟的夜光钟面发出的微光中，他的轮廓在黑暗的屋子里隐约可见。两个工程师蹑手蹑脚地从宇航员的窗口退后几步，开始将一把把石子朝窗玻璃掷过去。这人难道聋了，还是石头做的——这个农民的儿子难道已经成了一块石碑？啊，有灯光了。这两个折磨他的人蹲在政府给加加林配的黑色轿车后面（他可以驾着这车从不为人知的地方到达茫茫蛮荒的边缘然后再回来），看着祖国的青年英雄推起推拉窗，伸出头来四处张望着。
加加林低声叫道：“是老总吗？”
没有回答，于是推拉窗给放了下来，灯也灭了。两个捣乱的人站起身来，严肃地转向对方，扑哧地小声笑了起来。
阿克肖诺夫深深吸了一口气，老总则安静而严肃地说：“我准备离开时，加加林说他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要问我。第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可以将一两样私人物品带到飞船上去，最多大概两百克？可以，我告诉他说，当然可以，也许一张照片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接着，他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你知道这个小伙子明天想把什么东西带到轨道上去吗？你想像得出吗？他想带上我的一支笔。”
“您给他了吗？”
老总的脸抽搐了一下。“睡觉去，阿克肖诺夫。”他说。
阿克肖诺夫去了，在他身后，总设计师靠在政府发的轿车上，盯着尤里·加加林卧室那黑乎乎的窗子。
六、日出一号。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２日
一颗行星向一旁旋转而过，露出一颗恒星，行星又露了出来，好像从里面发着光；云层翻滚着；山上的积雪闪闪发亮；星罗棋布的集体农庄从窗外旋转而过，这是从太空上可以见到的证明，证明社会主义已经改变了地球。
从卫星轨道上看到的日出是一生中难得一见的奇观，可是宇航员阿克肖诺夫的心思全然不在这里。宇航员阿克肖诺夫觉得自己是颠倒着的。
他该说些什么吗？他知道在距地面四百公里处的高空“颠倒”一词毫无意义，但那种感觉挥之不去。即使闭着眼睛他还是感觉得到自己是颠倒着的，好像全部血液正涌向他的头部似的。叶戈罗夫密密麻麻地放置在他身上各个缝隙处的那些传感器肯定会探测到这种感觉吧？有一小会儿，阿克肖诺夫觉得医生一定知道自己头重脚轻的尴尬处境，只不过什么都没说，免得让他难堪罢了。毕竟在这个狭窄的空间，重新调整，掉个头，对他们三个机组成员中的任何一个来说都是不可能的。这儿的活动空间甚至比那辆滑稽的意大利车的后座还小。一个月前，阿克肖诺夫就是和这两个人挤坐在那辆车的后座上，深更半夜去了趟秋拉泰姆买伏特加，结果无功而返。即使他能够解开身上的带子飘浮起来，可他挤在中间，蓦地大喊一声“换”就可以随意地调整／翻转过来吗？不能，如果阿克肖诺夫适应不过来，就必须一直那样，一直得等到重返大气层时才行。但如果他不是适应不过来，而只是精神错乱了，那么他就得等更长的时间了，可他尽量不去那样想。
“看来好像是盐分平衡稍微有点反常，”叶戈罗夫一边盯着自己的手掌大小的实验箱一边说道。听上去医生对他自己的含盐量很高的血液很是自豪。他自从进入轨道后就在自己身上插满了各式各样的传感器、探针还有电极，但却惋惜地发现自己一切正常——直到最后刺在手指上挤出的这滴血（叶戈罗夫是像弹一颗小小的红色浆果一样把它从手指上弹出去的），最终得出的结果才有些反常，虽然同样乏味。噢，好，医生同志，阿克肖诺夫想说，怎么你那些小测试没有告诉你我们在这两小时里都是头重脚轻？因为要是阿克肖诺夫头重脚轻的话，那么叶戈罗夫和诺维科夫肯定也是头重脚轻。这一想法并没有使他得到安慰。
“感觉怎样，阿克肖诺夫同志？”诺维科夫问道。
“我很好。”阿克肖诺夫回答说。
飞行员以微笑作答，又将注意力转向在他伸出的双手问飘浮的一管密封的黑醋粟汁上。诺维科夫在太空里跟他在地球上一样大惊小怪。还在发射场时，他就曾经因为阿克肖诺夫对哈萨克食品一无所知而大为吃惊。他为很不情愿的工程师准备了羊肉片和面条，他称之为比什·巴麦可，还给他倒了一大杯满是泡沫的发酵过的奶酒。
“事先在地球上有更多经历的话，”飞行员说，“就会更喜欢太空。把它喝完。这是马奶，你怕什么？我们还没老呢。喝。”
现在诺维科夫的注意力全在这塑料软管上，他先用右手，又用左手拍打着软管，好像是在一个人玩网球，而软管先朝着这边，又朝着那边翻腾着。
阿克肖诺夫对软管朝左右两边移动很确定，但“上”和“下”呢？这只不断翻滚着的塑料管子真的颠倒过吗？或者像在它周围环绕的舱里的其他东西一样，一直都正好是斜着的？阿克肖诺夫想吐。
“要是你不喝，把它递过来行不行？”快活的医生问道。他可能想试一下，看黑醋粟汁对他血液中的含盐量有什么影响。
“拿着。”同样快活的飞行员答道。他抬起右手，让管子从下面飘过去，然后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经过。
医生抓住它，说了声：“谢了。”他用拇指把管子的盖子弹开，挤出一团抖动的黏糊糊的汁液。医生放开管子（手松开时轻轻一推，管子就慢慢地向机舱的另一头飘了回去），腾出两只手来在汁液的中部轻轻地拍打着，把这团东西捣碎，分成两截蜂窝状的胶冻样的东西。医生从座位上抬起头来，好让其中一团胶冻飘进他的嘴里。他舔舔嘴唇说着“呣”，用肘部把另一团朝诺维科夫那儿轻轻一送。它从阿克肖诺夫的胸前飘过去，就像野餐时天空飘过的乌云，也被狼吞虎咽地吃掉了。飞行员像只青蛙似的弹出舌头捉到了它。
而他们都是成年人！
“你想来点醋粟汁吗，阿克肖诺夫同志？”
“不要，谢谢。”他满嘴都是马奶的味道。
“喝点水？”
“要不来点咖啡？”
“橙汁呢？”
“也许想吃点苹果？”
“谢谢，我不渴。还是谢谢你。”他脑海中出现了和头那么大的一团呕吐物，在机舱里乱撞，而它的三个猎物在下面缩成一团，呜咽着，像是几个小学生被困在了有一只蝙蝠的屋子里。
阿克肖诺夫大口大口地吸着氧气罐里的空气，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窗外的“萤火虫”上。
“阿克肖诺夫同志患了宇航病。”叶戈罗夫低声说，好像在和诺维科夫说悄悄话。
“我没有！”阿克肖诺夫叫了起来。
“你已经像条鱼似的在那儿躺了一个小时了，”医生继续说。“脉搏正常，呼吸正常，眼珠动得稍快了点，可除此之外也很正常，我的全部数据读出都证明你很正常。可老实说，你看上去糟透了。”
“人人都会得那个病，”诺维科夫说。“蒂托夫、尼古拉耶夫、波波维奇、白科夫斯基、捷列什科娃——都得过，只是程度不同。”
“加加林也得过吗？”阿克肖诺夫问。
“没有，加加林没得过。”
“你得了吗？”
“啊，没有，事实上我没得。可是你知道，我当飞行员已经好多年了。受过战机驾驶训练什么的。”
“我觉得我有一点儿，”叶戈罗夫说。“就是有点头晕。美国人也有这方面的报道。我们认为这可能和失重对内耳的影响有关。”医生发表过为数不少的有关内耳的重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