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得当，那就是忏悔！”
德国领事沙哑地说：“得当的回忆。”他点点头，颤抖着手指重新点燃了一支香烟。
拉姆齐先生从办公室里钻出来了，他拿着一沓文件和表格。他对静静地站在那儿努力不收腹呼吸的塔格米说：“他来了，例行公事尽他的职责。”
塔格米先生条件反射地接下伸过来的表格。他扫了一眼，表20～25，德国通过它在太平洋西海岸的代表，德国领事雨果先生，要求旧金山警方现在就拘留罪犯。犹太人弗兰克·芬克，他自1960年6月起为德国公民，根据德国法律进行保护性拘押云云。他又浏览了一遍。
“钢笔，先生，”拉姆齐先生说，“那就在今天与德国政府成交哕。”他厌恶地看着领事，掏出钢笔递给塔格米先生。
“不行！”塔格米先生说。他把表20一25还给了拉姆齐先生。接着他又把表抢回来，在底下潦草地签了“释放。高级商团旧金山权力机关。参照1947年军事议定书。塔格米”。他递了一份副本给德国领事，其余的和原件一起给了拉姆齐先生。“好啦，雨果先生。”他鞠了个躬。
德国领事也鞠了个躬，他几乎不屑于那份文件。
“请通过中介设施诸如邮政、电话、电报来处理今后的商务，”塔格米先生说，“不要亲自跑来。”
领事说：“你这是让我对全局负责，已超出了我的权限范围。”
“狗屎，”塔格米先生说，“我就是这么说的。”
“这不是文明处理事情的办法，”领事说，“你正在使这一切充满仇恨。什么地方只该有不涉及到个人的礼仪呢。”他把烟蒂扔在走廊的地板上，掉头走了。
“把那臭气难闻的烟蒂带走。”塔格米先生声音不高地说，可那领事已经拐了弯。
“自己就在耍小孩子脾气嘛。”塔格米先生对拉姆齐先生说，“你都看见了，这种可恶的孩子气做法。”
他步履蹒跚地走回了他的办公室。这回一点儿也不气喘。一阵疼痛从他的左胳膊传下来，与此同时一只无形的大手猛击他的两肋。
天哪，他眼前不是地毯，只有一道红色的火光在升腾。
“帮帮我，拉姆齐先生。”他说。但没有声音出来。救命。他伸出手，绊倒了，什么也没抓住。
倒下的时候，他抓住了外套。袋里的银圈圈，那是奇尔丹先生怂恿他买的。没有救我，他想。没有帮助，都是白费力。
他的身子重重地摔在地板上。两只手和膝盖痉挛，地毯抵住了鼻子。
拉姆齐先生这时冲了进来，轻声地呼唤。躺平来，塔格米先生想。
“我的心脏病发作。”塔格米先生想说出声来。
这时那几个人乱成一团，把他弄到了长沙发上。
“安静下来，先生。”有个人对他说。
“请通知我妻子。”塔格米先生说。
不一会儿他就听到了救护车的声音，街上传来的尖啸声。更加忙乱。人们进进出出。给他盖了床毯子，一直罩到腋窝，领带去掉了，领口解开了。
“现在好多了。”塔格米先生说。
他舒舒服服地躺着，不想动弹。不管怎么说，政治生涯结束了，他断定。德国领事无疑要提升的。抱怨无礼的言行。这么抱怨也许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工作做了。就我所能，尽了职责。安心到东京去休息，什么德国的派别之争。好歹这种争斗远离了我。
我认为那玩艺只是塑料制品，他想。重要的模铸推销员。神谕推测的，提供了线索，给我……
“脱下他的手表。”一个声音命令道。准是大楼里的大夫，至高权威的语气。塔格米先生微笑了。这腔调就是一切。
塔格米先生挺纳闷，难道这就是答案吗？身体器官的秘密，其自身的知识。是放弃的时候了，至少是部分地放弃。我必须默认的一个目的。
神谕最后怎么说来着？在他的办公室里他求的。那两个人或死或伤地躺在地板上。六十一。内里的真理。猪和鱼是最不聪明的，难以使人信服。那就是我，书里指的是我。我不会完全理解它，这是那些动物的本性。抑或这个内里的真理要发生在我身上。
我等着，我会看到的。它究竟是什么。 、
或许两者都是。
那天晚上，就在晚餐之后，一个警官来到弗兰克·弗林克的单人牢房，打开了锁，叫他收拾起桌上的东西。
很快他就来到了卡尼大街警局对面的人行道上，置身于匆匆过往的人流之中，耳畔充斥着公共汽车、小汽车的喇叭声，还有人力车夫的吆喝声。空气凉凉的。每幢建筑都拉下了长长的身影。弗兰克·弗林克站了一会儿，然后很自然地汇人了人流，走人行横道线内穿过了马路。
不为什么原因就被抓了，他想。毫无目的。然后也是如此这般地放我走。
他们什么也没对他说，只是把他的衣服袋、皮夹子、手表、眼镜，还有他的私人物品发还给他，就转身去处理第二件事——一个从街上抓来的老酒鬼。
真是奇迹，他想。他们放我走，是某种侥幸。公道地讲，我该被送上飞机直飞德国，给消灭掉。
他一直不敢相信这两个事实，被捕和现在的释放。像做梦一般。他沿着打烊的店铺踯躅，跨过风吹过来的碎片。
新生啦，他想。像再生了，又像是胡闹。
我谢谁呢？祈祷吗？也许。
祈祷什么？
我惟愿我明白，他自言自语。沿着夜晚熙熙攘攘的人行道往前走，旁边是霓虹灯广告，沿格兰特大街的酒店里传出的吵闹声。我得弄个明白。我必须弄明白。
但他知道他永远也弄不明白。
只不过高兴罢了，他心想。一直往前走。
他心里有点活动。回到艾德那儿去，我得想想办法回到我的车间，回到那个地下室去。重操旧业，用我的双手，制造珠宝。工作，不胡思乱想，不奢望或不想弄明白。我得忙个不停。我必须把那些玩艺弄出来。
他一个街区又一个街区地匆匆穿过这渐渐黑暗下来的城市。力争可能快地回到那我呆过的、确切的、能理解的地方。
等他到了时，艾德·麦卡锡正坐在长凳子上吃晚餐。两块三明治，一瓶茶，一根香蕉，几块小甜饼。弗兰克·弗林克站在门廊里，喘着气。
终于，艾德听见了他的声音，回转身来。“我都以为你死了。”他说。他咀嚼着，有节奏地吞咽着，又咬了一口。
板凳边上，艾德把他们的小电热器开着，弗兰克走过去，伏在上面，烘着双手。
“看见你回来就好。”艾德说。他在弗兰克的背上拍了两下，然后又扭头吃他的三明治。他没再说什么，只有电热器呼呼的声响和艾德的咀嚼声。
弗兰克把外套搭在椅子上，收拢了一把半成品的银质切片。拿到机床上去。他把一盘淡黄色的羊毛绒绕到纺锤上，启动发动机。他用剪断的混合物来光洁轮子，戴上面罩来保护他的眼睛，然后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刮掉那些切片上的火烘痕迹。
《城堡里的男人》作者：＇美＇ 菲立普·狄克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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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鲁道夫·韦格纳上尉，此时正在旅行，他以康拉德·戈尔齐——一个以批发为主的药品供应商——的名字作掩护，坐在汉莎航班的火箭上。他凝视着窗外，欧洲即在前头。真快啊，他寻思。我们大概7分钟之内在坦普霍尔福机场着陆。
他一边看着越来越近的草地，一边思量，我搞不清楚自己做了些什么。现在该轮到特迪基将军啦。在日本本土他什么都能干。但起码我们为他们弄到了情报。我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这么想着，但没有什么理由可以乐观。日本人也许无能为力改变德国国内政治的进程，戈培尔的政府正在当权，也许会维持现状。在得到巩固之后，它会再次求助于蒲公英的概念。为了一个疯狂、盲目的理想，这个星球的另～个主要部分以及它的人口将要被摧毁。
料想他们这些纳粹最终会把这星球全部摧毁吗？让它成为一片废墟吗？他们会的，他们拥有氢弹。毫无疑问他们会的，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毁灭性的杀戮。他们会很需要它，会积极地寻求它，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后一场大屠杀。
而那个第三世界的疯狂会留下什么呢？它会消灭每个人种、每个地方、所有的生命吗？什么时候用我们自己的双手把我们的星球变成了死亡的星球呢？
他不相信这回事，即使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所有生命全都被摧毁了，肯定还会有我们不知道的别的生命在什么地方生存。我们的世界不可能是惟一的世界，肯定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我们看不见的世界，在某个地带或在某个我们尚未察觉的领域。
即使我不能证实，即使那不合逻辑——但我相信。他自言自语道。
扬声器里说道：“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注意，要着陆了。”
我们接近着陆的那一瞬间，韦格纳上尉自言自语，我肯定会撞上秘密警察。问题是，我将提出哪一派的方针呢？戈培尔的？还是海德里希的？假定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德里希将军依然健在，我还未下这艘飞船，就会被逮捕、被枪杀。在一个极权社会的变革时期，瞬息万变。在纳粹德国。存在着一份人们已细细研读过的名单……
几分钟之后。火箭飞船着陆了，他胳膊上搭着大衣，站起身来，朝出口走去，前前后后都是焦急不安的旅客。他心想这次不会碰上年轻的纳粹艺术家吧。也不会像上次那样，该死的洛兹用他那愚蠢的观点来烦我。
一个着航空制服的官员，依韦格纳的观察，这个人的穿着就像德国元首，他正帮着把所有的旅客一个个地扶下舷梯，来到停机坪。
在人流汇合的地方，站着几个黑衫队员。是接我的吗？韦格纳在停着的火箭飞船边放慢了脚步。朝另外一拨站在那儿挥手、呼唤的男男女女走去，里面还有不少孩子。
其中一个黑衫队员，面孔平板、眼都不眨的金发家伙，穿着高统皮靴，佩戴着党卫军徽章，优雅地举步迎向韦格纳，脚后跟啪的一下，立正敬礼：“请问您就是韦格纳先生吧？”
“对不起，”韦格纳应道，“我是康拉德·戈尔齐，代表A·G·生化药品供应公司。”他走了过去。
这个佩戴徽章的以及另外两个黑衫队员，都朝他走来。三个人簇拥着他，虽然他依旧按自己的步子，朝自己的方向走去，他却十分突然地成了实际上的监护对象。这三个黑衫队员中有两个大衣底下藏着自动步枪。
“你是韦格纳。”他们走进大楼时，其中一个家伙说。
他未答理。
“我们有辆车，”那个佩戴徽章的继续说，“我们奉命来接你坐的火箭，与你联系，并立即带你去见海德里希将军，他和赛普·迪特里希在总部等你。我们奉命不允许你接近其他的人。”
这样我就不会遭暗杀了，韦格纳暗自思量。海德里希还活着，在一个安全的地方，正在试图巩固自己的地位与戈培尔政权相抗衡。
也许戈培尔政权最终要垮台，他一边这么想着就让人给领进了秘密警察的小轿车。一支秘密警察部队突然在夜里转移，这个城市的卫兵全换了。柏林警察局突然从四面八方冒出党卫军武装，广播电讯能源中断，塔普霍尔福关闭了。主要街道上，重机关枪在黑暗中隆隆地驶过。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即便戈培尔博士被废黜，“蒲公英计划”被取消，又怎么样？他们依然存在，那些黑衫党徒，计划不在东方也会在别的地方搞。在火星和金星上。
难怪塔格米先生难以工作下去，他寻思。我们生活中可怕的两难推理。不管发生什么事，那都是无可比拟的邪恶。那么为什么要斗争呢？为什么要选择呢？如果所有的选择都一样的话……
很显然我们就要这么一如既往地过下去了。此时此刻我们反对“蒲公英作战计划”。过些时候，彼时彼刻，我们又会努力挫败另一项政策。但我们不可能同时挫败它，它是前后关联的。是个延伸的过程。我们只能依靠每走一步看一下地予以控制。
他认为，我们只能希望，试试。
在某个别的世界，也许不一样，也许好些。有清楚的善与恶的取舍。这个含糊不清的大杂烩，这团乱麻，非得有合适的办法才能理出头绪来。
我们没有理想的世界，诸如我们喜欢的那样，因为认识自然而然，那里的道德就宽容自在。在那儿一个人无需费力就可以行为正确，因为他能察觉显而易见的事情。
轿车猛然启动，韦格纳上尉坐在后排，一边一个黑衫队员，微型冲锋枪放在腿上。
现在不妨认为这是个阴谋，当轿车高速穿行在柏林的车流之中时他想i他们不是把我带往海德里希将军的秘密警察总部，他们正在把我押往秘密监狱，到那儿去折磨我，最终杀害我。但我作了选择，我选择了回德国。在我能见到德国反间谍组织的人，得到保护之前，我选择了可能被捕的危险。
随时都有死的可能，在我们面前伸缩的大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我们最终选择了这么干，就抛弃了我们自身。要么我们放弃，采取审慎的态度。他注视着柏林的房屋在车外逝去。我自己的民族，他想，我和你们又在一起了。
他对那三个秘密警察说：“情形怎么样？最近的政治形势有什么进展？我离开了几个礼拜，其实就在鲍曼死去之前。”
他右边的人回答说：“很自然有很多歇斯底里的暴民支持那个小个子博士。正是那些暴民把他推进了办公室。然而，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要支持一个跛子，一个用谎言和胡言乱语来蛊惑民心的政客。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韦格纳说。
事态还在发展，他认为。两败俱伤的仇杀。或许那就是祸害的种子。他们最终会相互吃掉对方，剩下我们其余的人，零零落落地活在这个世界上。而我们也足可以再次建设、希望，制订几项简单的计划。
下午1点钟，朱莉安娜·弗林克到达怀俄明州的夏安。在城里的繁华区，她穿过了庞大的老火车站，在一家雪茄店前，买了两份下午的报纸，她就站在马路边，找到了那条消息。
流血告终的休假
据旅馆老板介绍，峡谷城的乔·辛纳德拉太太在丹佛的加纳总统旅馆的豪华套间里与其丈夫发生激烈争吵，悲剧性的高潮是，她杀死丈夫后马上就逃离了现场，现正在寻找线索。
辛纳德拉太太作案用的刀片，是由旅馆提供给客人使用的，已在房间里找到。
据悉，她皮肤黝黑，身材苗条，颇有姿色，穿着入时，三十岁左右，她用刀片割断了她丈夫的喉咙，尸体被西奥多·费里斯发现，旅馆老板在半小时之前，在犯罪现场指证了他拾到的辛纳德拉太太的衬衣。
警方称，旅馆套间里有搏斗的痕迹，证明有激烈的争吵……
这么说他死了，朱莉安娜折起报纸时想。只是他们还不知道我的姓名，不知道我是谁以及任何关于我的情况。
现在不用太着急，她驱车找到一家合适的汽车旅馆，在那儿要了一个房间，从车上把东西搬进了房间。从现在开始我不必慌乱了，她心想。我可以一直等到晚上再到阿本德森家去。那样的话，我可以穿上新衣裳。不需在大白天穿着它太显眼——你只是不要像去赴宴那样穿一身礼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