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
坦很喜欢我的房子。这么大的空间让她惊讶。
我让她舒服地盘坐在沙发上尽情享受宽敞的感觉，我则去开了瓶酒。
“这真不错。”她说，“温暖、宽敞、漂亮，又是你自己的。”
“是的。”我俯下身吻了她。
还没等自己意识到，我已经抓起了她的胳膊，轻吻着她芯片周围泛红的肌肤。
那晚坦和我睡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做爱。她蜷缩着躺着，纯真无邪地枕在我的腹部睡到天亮。她经常在梦中哭叫。她的皮肤有股非洲的味道。
那些杂种取消了她的住房津贴。坦非常气愤。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就是在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全、可靠、稳定。
“你有两个选择。”我说，“一，放弃这里的工作。”
“永远不。”她回答，“我工作。我喜欢工作。”
我看到怀顿在吧台后面闪闪发光的玻璃杯前笑了。
“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是什么？”
“搬来和我住。”
她花了一个星期考虑。我理解她的犹豫——我的家是安全、可靠、稳定的地方，但不是她自己的。
星期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搬家。于是我去了她在索尔福德①的公寓。
【① 索尔福德：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市附近的曼彻斯特船道旁边。】
房间简陋寒冷，家具都是救济商店的，装修很难看。房间里有麻醉品的味道。电视机有声音，却没图像；三个不同的内置扬声器在各唱各的。
当坦在收拾她的东西时，她的室友们好奇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恰卡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坦拎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唱片和书。我把它们塞进汽车的后备厢，她和我回了家。
我和坦开始了一起的生活。
她跟着我放的音乐哼着歌，把她的书放在书架上，衣服放进抽屉里。不管有没有理南，她都喜欢点上明亮的蜡烛。她极其重视清洁，总是要在浴室里花许多时间，用掉成卷的厕纸。她不愿向我借钱，总是谨小慎微地管理着她那一点点财产。
她仍在“我的国度”工作，每个星期五唱歌。每次她站在舞台上都会让我心醉神迷。
她话不多，在我看来这让她有种忧郁深沉的特殊魅力。她也很少笑。不过一旦她微笑，那种美丽激荡得我神魂颠倒，犹如匕首插在胸口上的那种尖锐的幸福感。
性是一种不同的尖锐快乐——但似乎对她来说很困难，做爱时她总是很紧张。我想她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但她谨慎地控制着……那是属于她的，是她自己的。她从不让自己沉溺在快乐的享受中。在内心她还是只惊魂未定的小动物。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成熟得多。不过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有种力量——和她的歌声中相同的力量——激活了她的身心，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性感魅力。这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开朗的、生机勃勃的、活泼的18岁少女。
她爱我。我也爱她，爱得那么强烈，简直有些疯狂。我会凝视着她忘记了自己在做的事……我会贪婪地看着她打电话，看她如何拨弄着电话线，看她怎样盘着腿看电视，看她早晨怎样刷牙。我会在晚上醒来，只为了看她熟睡的样子，检查她是否在呼吸。我神经质般地莫名恐惧着，害怕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非洲的卫星照片。她指给我看云层下那些圈形恰卡移动的痕迹。每星期她都更新一张。一周周过去，那些圈融合了。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些圈也合并了。时间流逝。她的家园被夺走了。她的父母和妹妹还在那下面，在那些蓝白相问的云层下。这些圈环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她从不让自己忘记是她舍弃了家人。她从不让自己忘记她是个难民。这使她显得更沧桑，从某方面说，比我还苍老。她之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地收拾屋子就是为了好让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只要注意力稍有些分散，所有痛苦的往事就都会浮现出来。
星期天她喜欢为我做饭，每次经她这么一折腾，厨房里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留下一股驱之不散的怪味。她煮的饭菜其实很难下咽，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我坐在厅里望着她边哼歌边剁着从加勒比海商店买来的东西，我喜欢看到她从不向外人展示的另一面。突然，我见她放下刀，用卡兰京语骂了一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我像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
“该死，该死，该死。”她咒骂着。伤口很深，血从她的食指涌了出来。我把她的手指放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然后去找药箱。很快，我带着纱布、橡皮膏和拯救世界的架势回来了。
“没事了。”坦举起手指说，“好多了。”
刀口已经消失了。没有血，没有伤疤。只留下一条微微隆起的红色长条痕。
我亲眼看着条痕也在慢慢消失。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坦说，“但它好多了。”
我没再问下去。我不想问。我不想让坦的生活更复杂，增加更多的麻烦，她在过去遭受得够多了，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定和外星生物有关；没人的伤口会像这样痊愈的。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会它随它去，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但我却没料到后来的爆炸。
有些该死的新纳粹或其他什么人经常炸同性恋酒吧。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地都有这样的爆炸案，而且总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束，周末开始的时间。曼彻斯特一直保持着警戒。所以那些爆炸者选择了星期二的午饭时间，把半公斤裹了钉子和刀片的塞姆汀塑胶炸药①放在克奈尔街一个酒吧外的桌子下。没人死亡，但一位坐在旁边桌子的女士失去了膝盖以下的双腿，还有超过五十个人受伤。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
坦正要去上下午的班。炸弹爆炸时离她只有二十米远。在电台里播放新闻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把这他妈的工作放在那儿。别干了。”老板威利命令道——我哪里还用得着他下命令。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片混乱。我看见医生们一路小跑着奔来奔去；一有人进来大伙就都抬头看看是谁，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害怕不已；警察在做笔录；走廊上都是手推车。我想这情景也许和内罗毕的最后时刻有点像。
接待处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一位医生。我恰好在走廊上就遇见了要见的医生——一个身材娇小，一脸疲惫的中国女孩。
“哦，基登先生。你和柏小姐住在一起，是吗？”
“是的，她怎么样了？”
“嗯，她被送来时全身多处受伤，上身、左脸、左上臂和肩膀……”
“噢，天啊。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坦正沿着走廊走过来。要不是她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我发誓她和早晨离开我时没什么两样。
“修恩。”
伤痕已经从她的脸上和手上消失了。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着我，如此强烈冷酷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想留她做进一步检查，基登先生。”医生说，“你应该能想像到，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像这样的事。”
“修恩，我好了，我想回家。”
“只是要确认一下，基登先生。”
我给坦带了一袋衣服什么的日用品，接待处让我去加护病房。我跑上六楼的病房，心里像要着了火似的害怕得要命。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坦在一个满是白色仪器的密封房间。她看见了我，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户边，把手贴在窗户上。
“修恩！”她的声音从一个扬声器传出来，“他们不让我出来！”
另一个医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登先生。柏小姐，她是肯尼亚难民？”
“你他妈明知故问。”
“放松些，基登先生。我们已经为柏小姐做了些检查，我们在她的血液里发现了富勒烯毫微处理机。”
“毫微什么？”
“就是通常所说的恰卡的孢子。”
坦，德斯特女郎，朝滑翔机射击、射击、射击；枪在她手中开出了花；贫民窟在她身后融化；她脱光所有的衣服；她叫喊着把手臂穿过盾墙，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士兵剃光她的头，用水管冲她。她曾经把那些东西塞在身体里偷运过，把它们卖给美国人。
“噢，我的上帝。”
小房间有扇窗，透过它，我看见坦坐在一把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垂着头，手放在大腿上。
“基登先生。”穿制服的男人亮出一个塑料证件夹，“我是罗伯特·麦克戈雷隆，移民安置署的。你的，哦……”他朝窗户点点头。
“伴侣。”
“你的伴侣。基登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能保证柏小姐继续留在这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她的难民身份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
“你他妈的要驱逐她……”
两个警察动了一下。我意识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坦，而是为了对付我。
“这是公共卫生事件，基登先生。一开始她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我国。我们不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你应该想想该做什么，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我必须考虑公众的安全。”
“去他妈的公众安全！”
“基登先生……”
我走到窗边。用拳头敲着用铁丝围起的玻璃。
“坦！坦！他们想要驱逐你！他们要把你送回去！”
警察把我从窗户边拉走。坦似乎在远处无声地呐喊。
“看，我并不喜欢这样做。”穿制服的男人说。
“什么时候？”
“基登先生。”
“什么时候？告诉我，她还能待多久？”
“通常他们被拘留一段时间，有上诉的有限权利。但作为公共卫生事件……”
“可你看起来是要立刻把这件事办好。”
“给我的命令是立即执行，基登先生，我很抱歉。这些警官会和你一起回家。如果你能收拾一下她剩下的东西……”
“至少让我和她道个别，上帝，你欠我的！”
“我不能，基登先生。有污染的危险。”
“污染？我都和她待了六个月了。”
警察把我带了出去。
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基登先生，这些在她血液里的毫微处理机……”
“那就是害她被驱逐的东西。”
“那个富勒烯……”
“她愈合得很快，我看见了。”
“它们做得比这多，基登先生。她将永远不会生病。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能阻止细胞分裂时端粒染色体的损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她的年龄将增长得比我们慢得多。她的预期寿命也许是，我不知道，两百……或三百年。”
我愣住了。警察也愣住了。
“还有更多的。我们在她的大脑里观察到奇特的组织结构。我能形容它们的最好说法是，毫微处理机看来重新激活了死亡的神经细胞并组成了一个补充的神经系统网络。”
“一个多余的大脑？”
“一个辅助的大脑。”
“它能用来做什么？”
“应该说你不想用它做什么，基登先生。”他的手捋了捋下巴，“这一小部分是纯粹做推测思考用的，但是……”
“但是？”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完全控制着它。我想——这只是一种理论——通过这个辅助大脑她能够和毫微处理机互相作用。她可以让它们做她想做的事。规划它们。”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苦涩地说，“这会让我好过些。”
我带警察回到家里。我从书架上拿下坦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和CD，从抽屉里取出她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从浴室拿出她的日用品，把所有东西装在她搬来时带来的两个袋子里。我把袋子交给警察，他们拿了它开车离开了。
我永远没机会向坦说再见。我永远不知道她是乘哪次班机，从哪个机场离开，以及何时离开这个国家的。
一张玻璃窗后面的脸——那是我最后的回忆。我害怕的事——令我神经质的，不知来自何处的东西——已经把她带走了。
坦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病恹恹的。感受不到阳光，忘记了雨和风的存在，没了白天或时间的概念，只有一个永恒的、尖锐却无声的哀怨萦绕在我脑海里。同事们有意表现得和平常一样以免让我更难过。周围没人时，他们会小心翼翼非常体贴地问，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我告诉他们，“我像是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了，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让其他人来接管“我的国度”的财务工作。
怀顿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他派人送来一瓶牙买加进口的好酒和一张便条：“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医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个所谓以客户为中心的专家，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他都会听着。
开始几次，我谈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谈，即使是对一个陌生人。但谈话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坦只是走了，但并没有死。她最后一张非洲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我看着照片，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下面，在云层下的某个地方，坦就在那儿。
认识的微妙改变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自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永远找不到出路。但他听到了声音，脸上感觉到触摸，嗅到了一种细微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他就在外面：脸上感受到的是轻风的抚摸；听见的是夜莺的歌唱；闻到的是夜晚悄然绽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头顶——是熠熠群星。
我告诉了戈雷格这些感受，他什么也没说——这些自诩以客户为上帝的家伙从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在那次谈话后我开始上网寻找坦德莱奥·柏。信息资源公开法案使我能够进入移民服务中心的数据库。
坦已经乘一架秘密军事运输机去了蒙巴萨。蒙巴萨的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她去了里寇尼12号——城市南部的一个新难民营。她在11月12日被转移。
又花了两天时间我发现坦德莱奥·柏在三个月后去了一个叫北萨布鲁的地方。医学记录说她身体状况还好，有些疲劳和脱水，已补充了糖和盐水。
她还活着。
冬天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一个季度了。就在这个星期五，威利给了我一张从网上征兵署打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说，“那些人正在找个管库存的会计。”
那些人是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