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终于停止了内战。并且国共双方发现，他们实际上有许多一致的地方，尤其是对待侵略者的问题上。当时双方还默认，其他问题可以留等日本侵略问题解决后，再行解决。
如果现在回想一下“西安事变”后的几个月中，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态度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惊讶。尽管当时南京政府表面上似乎还在大肆攻击红军，但背地里却答应了共产党的许多重要条件；而共产党也同意改变红军的名称，于是抗日的“统一战线”宣告成立，红军同意接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当时，汪精卫曾说，中国的未来纲领就是收复失地。而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周恩来亦被派常驻南京，且国民党的一位领导人也奉命常驻西安。就这样，当年发生在陕西的“未遂兵变”消弥了10年的内战。而此前已向中国开了第一枪的日本侵略者，彼时也看到了这一点，而且在密切地注视着形势的发展。
当时全世界都知道，东京从情感上顽固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共产主义；而当日本人看到邻国中国越来越靠近那些危险思想发展地的俄国时，不由得感到恐惧：一旦最后的内战一经消除，中国将会变得更加强大无比。关于这一点，当时的日本报界虽没有直言，但从报纸不断呼吁政府反共的叫嚣中，却可略见一斑。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会久远了，这一点当时日本人明白；蒋介石明白；中国共产党人也明白。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已宣告中共和国民党之间新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成立。然而，当此中国的“两双铁拳”紧紧握在一起、枪口一致对外的关头，日本军国主义者却仍未停止其侵略扩张的步伐。
当时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都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和日本。他们密切关注着战争的动向。
可以说，日本觊觎中国的领土由来已久。
“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东三省后，它就像一个战争狂人，继续又向中国华北及其沿海一线不停地侵扰蚕食着。等到1937年7至8月间，日本帝国主义先在北京西郊发动了“七·七”卢沟桥事变；继而又把战火烧到东面沿海，向上海发动了大规模的入侵，并疯狂地叫嚣3个月内要灭亡中国！
于是，在日本这个战争疯子面前，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终于觉醒并且奋起了。由此，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战幕随之也拉开了。
1937年8月13日，黎明时分，日军突然开始了对大上海的狂轰滥炸。
几十架日本飞机突然从黄浦江畔窜人上海市区，当时就见这些飞机鬼怪般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与此同时，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巡洋舰也一齐开炮。顷刻之间，繁华的上海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大上海的天空，顿成一片燃烧的天空。
上海是南京政府的屏障，一但失守将意味着什么？当时人们心里十分清楚。于是，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去支援前线。
人们勇敢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人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河里。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块砸成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但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了。
一时，从日军巡洋舰“出云”和“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顿时，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并四下蔓延着；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着……
当时，偌大的中国竟没有空军，因而也没有制空权，致使众多的上海军民无处藏身一般，惨遭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
上海抗战呼唤着中国空军的到来。
航空委员会的办公厅设在古木参天的孝陵卫的一幢别墅里。此刻，古色古香的别墅里，圆形的会议桌上，放着一叠从上海发来的加急电报。桌子周围坐着主抓空军工作的要员，他们的眼睑因熬夜而显得浮肿。房间里充满了烟味，连主持会议的空军总指挥周至柔都有些受不了了。他站起身来，拉开黑色的防空窗帘，推开了一扇窗户。他发现，东方已现微微曙光。
由于国防落后，中国空军在30年代初期方才筹建，从黄埔军校六期学员中挑选了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置了航空署。直到抗战爆发前一年，才成立了航空委员会。
当时，若不是第一夫人宋美龄自愿献身于航空事业，并四处奔走，呼吁各国援助飞机和航空设备，中国的航空事业还不知要落后多少年。这些事情，都是到会者有目共睹的。眼下，大家心里都很清楚，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但由于作战频繁，其实真正可供作战的当时尚不足百架，许多飞机早已毁坏却未注销。因此，每次航空委员会例会，大家都一筹莫展，拿不出一个切实的方案来。在目前，空军只能零星地派一些飞机去上海作战，勉强能解前方的燃眉之急。
如今又是这样，讨论了大半夜，在座者却一筹莫展。主持会议的周至柔一想到天亮后宋美龄就要听汇报，便如坐针毡一般。他不得不点名叫下属发言了。
“邦初，”周至柔招呼说：“你是航空界的元老，对空军的状况了如指掌。我猜想你对目前这种局面会有些新的想法的。”
“你要我直说出来吗？”当时任空军副总指挥兼侦察机司令的毛邦初疲惫不堪，用干涩的嗓音问道。
周至柔默不作声地点点头。
“那好！”毛邦初挺起腰板，用手指弹去桌面上的烟灰：“其实我不说你也知道，这个仗不好打，今天损失3架飞机，明天损失5架，总有一天咱们那点飞机都得报销。倘若近期内再得不到及时的补充，我看这个空军总指挥部就得关门大吉。”
“还要糟些哩，”参谋长张有谷插话说：“你们不妨设想一下，等抗战结束，民众知道飞机都在我们手里玩光了，航空委员会的大门前还不闹翻天？我看咱们还是预先准备证词吧，到时好上法庭开脱罪责。”
周至柔沉下脸：“诸位，你我都是军人，军人的职责是绝对服从。上峰叫咱们做什么，咱们就做什么。我会把问题向宋秘书长汇报的，但今天还是研讨一下援沪的作战方案吧。”
“得啦，饶了我们吧。”毛邦初从桌旁站起来，替自己换了一杯热茶，不无烦躁地抱怨说：“别冲我们发脾气，总指挥。我只是希望你睁开眼睛，注意一下我们已经没有多少飞机可派的困境。”
周至柔坐在那里默然无语。
毛邦初却兴犹未尽，一个劲儿接着往下讲：“空军缺少经费，零配件供应不足，航校招收学员太少，飞机的机种格外陈旧过时……。”他一口气说出了空军当前存在的十几个棘手的问题。
这时，值班参谋走进来，又呈上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上海守军要求空军火速增援。
周至柔无力地放下电文，用手揉着两侧的太阳穴。
窗外传来凄厉的警报声，南京城也开始遭到日军轰炸机的空袭；连孝陵卫的松林，日军轰炸机也丢下了几颗炸弹，瞬间腾起摇曳不定的火光。隔窗望去，那颤动的火光显得缄默而愤怒。航空委员会的官员们不再讲话了，茫然若失地注视着窗外燃烧的天空。
“宋秘书长到！”随着卫士的通报，时任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走进了会议室。在她的身后，簇拥着好几位新近聘来的美国空军顾问。他们分别是陈纳德中校、艾利逊中校、希尔中校和阿康纳少校等。
今天，宋美龄穿了一件月白色的单旗袍，领口处那该别领花的地方，端正地别了一枚孔雀蓝色的空军徽章。就见她笑容满面，袅袅婷婷地走到会议桌旁，放下系在腕上的小黑皮包。连日的愁云竟从她脸上一扫而光。
宋美龄作为秘书长，她是深知空军的实情的。今天虽然她没有到会，但那些老生常谈的问题早听腻了。说来她也是个务实派，当时她有这样的信条：光说不做，等于白说；说的漂亮不如做的漂亮。为此，在走马上任那一天起，她已把空军的首当其冲并需要着手解决的13个问题，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列出，分别记到她那小本子上了，并且全是英文写的。不过，解决问题不能操之过急，得有一个过程，但这过程又不能太长。为此，她从“西安事变”后，曾有一段时间里起早忙夜，废寝忘食；尤其是近一个时期，战争迫在眉睫，她一再叮嘱自己加快办事效率。当时，宋美龄把对丈夫蒋介石的忠贞和对事业的忠诚联系起来，并表现在胜任自己的本职工作上。她想，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可贵的么？笔者在翻阅资料查找这段史实时，曾深深被宋美龄的那种忠诚和勤勉所打动。
“这是杭州发来的电报，杭州也遭日军空袭。”宋美龄把电文工工整整放在圆桌上，等大家就位后，抬腕看表又道：“会议是夜间2点开始的，到现在已是7点，整整5个小时了，方案拿出来没有？我的总指挥！”
“这…这……”周至柔有些难言之苦。但眼下，他只得逢场作戏，便又说道：“大家提了很多方案，意见不统一。赶好秘书长来了，不然我们还要请您哩。空军详情您最了解，大家想听听您的见议。”
“嗅！弄了半天你们连方案也没拿出来。基于现实，没有好的方案，怕也有差的方案吧。大敌当前，十万火急。不拿出个方案，会让人家说我们航空委员会这帮人只会吃干饭。你们说是不是？”宋美龄显然有些不满意了。
“宋秘书长已经说了，把你们的方案和意见都说出来，好不好？”周至柔顿时有些尴尬。
又是一阵沉默。
“刚才，你们还一个个慷慨激昂。现在让你们发言，你们却鸦雀无声了。”周至柔又引导道。弦外之音，亦表示对他的属下们刚才的发言不甚满意。
仍是一阵沉默。
“夫人，我不说，您心里也最清楚。咱们航空委员会有多少架能用的飞机，您不会忘记吧！”终于，毛邦初呷一口茶，润了一下喉咙，以空军元老身份自居，率先向宋美龄提出了质问。他本想用“秘书长”一词敬称，不料话到嘴边却成了“夫人”。
“邦初，我一向尊敬您这位元老。不过，今天您首先质问我，我并不怪您。因为这里确有我的责任。不过，难道没有诸位在坐的责任吗？我知道现在我们空军正处于起步阶段，百废待兴，困难不少。难道我们就被这些困难吓倒吗？对待困难的态度，应有两种，正确态度是要正视现实，空谈当不了饭吃，所以要勇于克服困难。然而，我看我们飞机装备的陈旧，却远远领先于我们思想的陈旧。”宋美龄尽量克制着自己，把语气变得平缓一些。
“有些问题夫人您作为秘书长，不是不知道。关于书面报告，我们哪一年没有向上峰报告。可是又有什么用？在那些大人物的眼里，空军只不过是检阅时的仪仗队。这么长时间过去了，一点准备都没有。”毛邦初仍据理不让。
“邦初，你目前要我怎么办？请您把气话全说出来，好不好？”宋美龄心平气和。
“说出来就说出来。”毛邦初倒是痛快人：“别的问题不谈，现今当务之急是缺能用的飞机。我们也知道政府的困难，不要多，按咱们航空委员会年初报告的数字落实，100架好不好？有了这些飞机，我愿请命带机作战。”
当时在座的各位无不佩服毛邦初的这种胆魄。因为他将了夫人一军。大家憋了一夜的闷气，这会儿感到痛快了。
“在座的各位不包括邦初，你们也说说。”宋美龄用她那敏锐的目光扫了一周说。
“邦初的意见也是我们的意见。”张有谷道。
“有了100架飞机，日军轰炸我们，我们也可以去轰炸他们。”程烈也应声附和。
“大家没有要说的了吧？如果想说还可以再说。如果没有了，我可说话啦。不过，我希望我讲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宋美龄强调了一句。
“大家没什么再说的啦，请宋秘书长指示吧。”主持会议的周至柔征求一下意见后，把脸转向宋美龄道。
“今天的会开得不错，要说没有方案也不是真的。你们的意见很一致，怎么说不一致呢？”宋美龄把水杯放下，欠了欠身子道：“大家不是要补充100架能作战的飞机吗？这个工作我已经替诸位在座的想到了，并且也做好了。现在我可以正式告诉大家，这100架飞机和2000万美元的巨款，我已经筹来了。而且，已经和美国政府签订了合同，在座的陈纳德将军和他的诸位战友可以作证。”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一时愕然。
说起这批飞机和筹款，首先还应该归功于宋美龄的胞兄宋子文在美国周旋的功劳。
众人皆知，宋子文是一个抗日派。
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即呼吁国际同情中国抗战，并亲自担任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会长；宋氏三姐妹也都参加了此项工作。当时宋子文四处奔走，大声呼号，加强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反对法西斯的组织和人士联系，并在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等方面，做了大量牵线搭桥的工作。1936年9月，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成立了“国际反侵略运动总会”，为了争取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反对侵略势力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动员国内广大的民众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反对日寇侵略的运动，中国各界群众和人民团体也于 1938年1月23日在汉口开会成立了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大会通过了分会章程、宣言和《告世界人民书》，并选出宋庆龄、毛泽东、宋子文等72人为名誉主席团成员，朱家骅、周恩来、董必武等129人为分会理事，并决定派宋庆龄、胡适、吴玉章等19人出席当年2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会议上，宋庆龄发表了精采动人的演说，并受到国际人士的关注。当时她在会上引用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空中优势，对中国实行疯狂轰炸的事实据上海文化界国际宣传委员会1938年6月30日发表的统计资料，自1937年7月至1938年6月，日军对中国江苏、浙江等16个省257个城市以及18条交通线总计共 275处，出动飞机16710架次，进行了2472次轰炸，共计投弹33192枚，炸死中国军民16532人，炸伤21752人；此外还炸死当时在华的外国人77人，伤25人。1938年6月以后，日军飞机又连续轰炸了广州等中国的空中不设防城市。这些事实，当即引起了全世界对日本侵略者的一致谴责。
当年政治把宋氏姐弟分开，而此时政治又使宋氏姐弟团聚。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成立后，为了共同的一个目标，宋氏姐弟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他们在武汉组织开展了国际宣传周。计有宗教、妇女、青年、农工、商人、文化、儿童等各界数十万群众，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发表演讲。其次是向世界人民揭露日寇罪行。为了揭露日寇的罪行，1938年7月22日，蒋介石也致电世界反轰炸不设防城市大会，谴责日军飞机轰炸广州及其他城市。当时他呼吁大会采取措施，“保卫老弱与非武装平民之安全，并促进国际间之和平与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