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的目标，就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1927年南京政府指令将该行总管理处由北京迁至上海，并修改其银行条例，规定资本为2500万元，并强行加入“官股”500万元，同时指定其为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并颁布该行条例，规定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这样，后来形成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两行”。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如此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中国银行股本中仅占五分之一，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当时中国、交通两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因而宋子文对“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修改“两行”条例，并分别予以增资。而到30年代中期，“两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并且宋子文直接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对交通银行也派其嫡系出任董事长。就这样，他终于实现了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控制。
宋子文当时的第五刀：就是要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因此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3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开始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香港和美国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1银元折合7钱银两左右，且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重7钱2分；当时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如此极不利于中国当年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案》，指出“中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既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该提案请求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中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高度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比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机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当时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7日，宋子文在上海召开银行界会议，讨论废两改元问题。来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之原则：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当时，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指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二元或旧有1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元7钱1分5厘合银币1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于是，上海从当年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国民党政府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颁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自当年4月6日起，听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凡持有银两者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的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为铸造银币，或就地送交中央、中国和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使用。
在宣布废两改元之前，国民党政府预先于3月1日公布了《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专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币定名日元。总重26．697公分；其中含银88％，铜12％，即合纯银23．493448公分。”
当时，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得铸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 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 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第三、撤销炉房公估局。第四，经财政部批准，暂设冶金小炉，将散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或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莱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专门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中央造币厂计1933年3月到12月共铸银币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 1935年6月总计铸银币 13258万枚。直到 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方不再铸造并改印纸币。
当时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也搞活了经济；并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经济史上的又一重大改革。
2．当家理财难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
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常说的一句话。
当年宋的这句话是有所指的，所指就是蒋介石。
宋子文出任财政部长后，曾经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准备实施。这也是在他心中酝酿多时的，即准备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过，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此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以筹措第二次北伐。依据惯例，大军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作保障。实际上蒋介石的这次北伐，是在宋子文及其国民政府财政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一天，蒋介石把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唤到自己的官邸里，告知说他打算马上出兵二次北伐，命令宋子文立即着手筹措军费，不能有误。
宋子文一听就犯愁：“这……这可没有预算啊？这么多钱不是随时说拿就能拿出来的。”
蒋介石却说：“我不管你预算不预算，我也不管你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反正，必须保证我的军费开支。”
当时在场的宋美龄见哥哥子文一时为难，又担心老蒋发火，立时出面调解并对宋子文说：“你是银行行长，印发一批政府公债不就有了！”
“看来，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只能如此了。”宋子文道。
“要以大局为重，就这样办吧！”蒋介石下了逐客令。
于是，意见归意见，但钱还要筹。此时的宋子文只好采取高压政策，说是“强迫”也好，”说是“刮民”也好，他要求上海资本家从腰包里掏钱。
有一天，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了某些金融巨子开会，要求众位“体恤时艰，与政府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当场诸位皆认为政府无信誉，所借之款弄不好就是“小卒过河，有去无回”，所以纷纷拒绝再借。结果，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闻报蒋虽不悦，却也没有多说什么，只吩咐宋子文道：“你把那些有钱的大户，统统给我召到南京来，我要训话。”
宋子文也只能点头称是并马上去办。
第3天，宋子文将上海的20多名商业及金融巨子请到南京蒋介石的官邸。于是蒋介石开始高一腔低一腔地训话，大意是政府急于北伐，急需军费。我派宋部长去上海向你们筹款，你们居然说长道短，实在不像话。说着说着，蒋的话题竟转到“反共”上，声音也随之大了起来：
“须知今日不仅有‘共匪’蔓延，就是上海潜伏的‘共匪’也不在少数。你们如果不肯帮助政府解决困难，一旦上海共产党暴动，政府又如何能帮助你们呢？你们先反省反省吧。”讲完蒋介石掉头就走，并且走之不回了。
于是不免一时冷场，众人又不敢擅自散去。
当时人们等了又等，半天过去了，饭都开过了，实在是等的无奈时，宋子文走了进来。人们纷纷责问是怎么回事，宋子文一时也难答复。最后还是一个“识时务者”提醒大家说：“政府出兵既有困难，我等体念中央难处，愿回去限期筹足政府所需借款吧。”
当下大家同声赞同。
宋子文马上将此情况告诉了蒋介石，蒋这才下令“散会”，众人也如“放风”一般顿时散了。
一来一往，再二再三，很快就弄得宋子文与工商界矛盾加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政府的日益不满。
为此，宋子文不得不考虑，要尽快实行中央财政预算制度。
1928年6月，来自各地的百余名工商界代表聚集上海大华饭店，南京政府财政会议在此如期召开。
宋子文主持会议，并作财经报告。
他首先报告了形势，并对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的检讨。他讲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应急军费，政府不得不采取了一些强制政策，比如迫使大家出钱买公债并因此引起大家不满，遗留问题也比较大。对此，政府包括他本人在内应作深刻反省，并向大家表示歉意。
宋子文讲到此时，站起向大家鞠躬。顿时，场内响起一阵理解的掌声。
接着，他针对当时财政中存在的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说：
“任何政策的制定，都要通过人民。否则，任何一个政府都得不到人民的信任。高压政策，抑或强制政策，只能加剧政府与部属的关系紧张，只能管一时一事。作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应该搞财政预算方案，从宏观加以控制。应该量体裁衣，力所能及。在军费方面应该加以限制并依据我们的财力所及。我认为每年度的军费开支以不突破1．92亿元为好。军队限员应为50万人。否则我们财政负担不起，必重蹈以往高压的覆辙。”
宋子文讲到这里，台下又响起一阵更热烈的掌声。
宋子文的这个建议作为一个重要提案，得到了与会的银行家、商人及工业资本家的支持；并获大会通过，旋即上报南京政府批准执行。
当时在宋子文的领导下，大会成立了5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尽快实施。其中虞洽卿领导成立的国民裁军促成会，在宋子文的支持下，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四个集团军司令：即蒋介石、阎锡山、李宗仁和冯玉祥，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开支。
据说在北京的蒋介石当天接到通电，甚为不解地随手丢在一边，并骂道：“娘希匹，这虞洽卿搞什么玩艺儿！生怕我抢了他钱袋似的。老子不在前方打仗，哪里还有你的钱袋！”
不久，阎锡山找到蒋介石，问蒋收没收到虞洽卿的电报。蒋佯装不知道，故意问阎是怎么回事，实际试探阎锡山对此事的反映。
阎锡山当然是反对了。
要说宋子文乃是书呆子文官一个，此时还在率领一班人连轴转地修改有关“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以争取在南京财经会议后，正式提交国民党政府批准通过呢。
当年7月下旬，当蒋介石回到南京时，宋子文的这个方案立刻遭到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多数人的反对。于是该方案搁浅。宋子文不肯就此罢休。紧接着，在这一年8月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他再次提出了“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当时，宋子文激动地说：
“北伐期间，为了筹措军费，我们财政部已将全部重要税收都作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形势很难扭转。中国金融将很快面临破产。因此，我们提出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子文这番讲话分量颇重，终于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
当下蒋介石也只好顺水推舟。为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不得不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成立了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并由宋子文领导，以便早日统一国家财政。这时，宋子文才松了口气。
然而宋子文高兴得太早了。事实并非他想得那么简单，由于当时的南京政府尚属军政府，军人掌权军事就要放在首位，故而不愿压缩军费。再加上地方新军阀各自为政，我行我素，不予配合。宋子文的上述提案虽获批准，却实行不了，最终流于形式，成为废纸一张。这令宋子文好生伤心。
尽管当时宋子文挖空心思，百般筹财，甚而被人称之为“摇钱树”。但是蒋介石的军费开支却是个“无底洞”，张口就要，永远也填不满。致使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越来越大，包袱愈背愈重。为填补巨额赤字，唯一办法就是靠借债生存。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最高时达48．6％，最低时是1932年7月的16．8％。当时，由于南京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且国内政权尚不稳固，因而在国际上缺乏信誉，一时很难借到外债。无奈之下，只有举借内债了。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南京政府内债就发行了25种之多，合计10．058亿元。
可以说，蒋宋矛盾由来已久，原因则主要在他们当家理财的指导思想不同。
宋子文深知，若再采取过去那种强制政策，向上海和江浙财阀们筹款，已无力行通；此次便用了与这些财阀合作的办法发行公债，即以公债和库债大打折扣出售给银行家；也就是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3060万元的债券。待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当时银行家们都愿意做这宗买卖。特别是蒋。宋、孔等几大家族，他们既掌握南京政府的财政大权，又控制着全国的金融业并且信息灵通。所以他们既可以通过国家政权发行公债，又可以通过银行垄断公债的经营，从转手中获取巨额利润。例如宋子良、宋蔼龄等人创办的七星公司，就是利用蒋、宋、孔三大家族的关系，参与债券投资活动，从中获取暴利。应该说，蒋氏政权的腐败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据统计，从1930年到1933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由于发动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军费年年有增无减，所以时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