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阳如血-长征前后内幕大写真- 第31部分


杨振德送到了九江感化院（即反省院）。当时，邓颖超并不知道母亲的下落，
直到1936　年长征胜利结束，才从一张报纸上看到母亲被捕的消息。那时在陕
北根据地无从打听情况，西安事变后，才从白区来的同志那里得知母亲同许
多同志一道，如陈潭秋的爱人及古柏的妻子曾碧漪等被关押在九江感化院
里。

在三年的拘禁生活中，杨振德时刻关心着红军的命运，对革命前途一往
情深，一片丹心。敌人对她软硬兼施，丝毫也不能动摇她的革命信念。在狱
中，她还不忘宣传革命，对顾祝同派来的年轻看守讲革命道理，鼓励青年多
读鲁迅的书。当谈到在中央苏区的感受时，她说：“你们没到过苏区、没有
亲眼看见他们的革命行动，当然百闻不如一见。他们那种艰苦斗争和大无畏
的革命精神气概简直把个人一切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们在那种被围困着的
环境下，能上下团结，与士兵同甘苦，战士们深明大义，知道闹革命是为了
救国救民。。”她还怀着钦佩的心情说：“像我女儿邓颖超现在那样的革命
行动，简直和当年求学时代，大不相同，我真佩服他们。为了革命，经受那
么多艰难困苦，吃的是粗米淡饭，无油缺盐；穿的是粗布破衣、麻草鞋，骑
马奔驰在那崎岖不平的山林道路上，简直不顾个人的一切生死安危。。”

杨振德无限深情地赞颂那些革命战士，她自己亦以同样豪壮

的气概和行动，鼓舞着监禁中的难友们。

在感化院，不管敌人怎么审问，她都镇定自若，不失气节。反动派劝她
给周恩来、邓颖超写信，让他们不要再当共产党，杨振德义正词严地说：“儿
女之事，如今老人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的儿子不是也参加了苏联共青团，
他不是也管不了他的儿子吗？”

1937　年，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双方谈判时，
提出释放被捕的政治犯，但需要有人出保。杨振德不愿连累别人，对敌人说：
“我无亲无故，没人出保，你们要放就放，不放就算！”直到感化院解散，
她才最后一个被放出来。

1937　年6　月初，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得知岳母出狱后住在九江一个尼
姑庵里，即去看她，并将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正在北京西山养病的邓颖超。

以后，侵华日军进逼九江，占领了芜湖，人们纷纷逃难，党组织想方设
法把杨振德接到了武汉。那时，邓颖超已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

一天，邓颖超开会回来，传达室的同志告诉她：“你母亲来了，在你的
房子里。”

邓颖超惊喜异常，一口气跑到房间，见母亲安详地坐在办公桌前的圆椅
上。久别重逢，母女二人紧握双手，不知说什么好，激动的泪花在眼前闪动。

1939　年，武汉形势日趋紧张，杨振德同武汉的工作人员一道撤退转移，
几经周折，于1940　年到达重庆，住在红岩村。

几十年的奔波、劳累，杨振德——杨老妈妈的身体已愈来愈衰弱了，加
上环境的险恶，老人家经不住折腾，终于病倒了。她高烧不退，却又不让相
距里许的女儿知道。

一天，女儿去看她，她拉着女儿的手说：“小超，我要去‘老家’了，
你不要难过啊！”邓颖超知道母亲危在旦夕，心情十分悲痛。经与组织商议，
决定把母亲接回办事处来住。当警卫战士们用椅子抬

着她回办事处，问她感觉怎样时，她连连说，空气真好！


她高兴极了！她的一生曲折坎坷，东奔西跑四海为家，没有家庭生活，
这一回，她能在革命的大家庭中，在亲人们的爱抚中死去，她感到由衷的快
慰。

在重庆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知道周恩来同邓颖超的母亲之间，有着一
种特殊的真挚的感情。岳母的去世，周恩来无比哀伤，他站在不断流泪的邓
颖超身边，站在杨老妈妈的遗体前默哀了很久很久，虽然没有说一句话，但
在场的同志看着这一切，都不由地落下泪来。后来，周恩来还对美国著名记
者李勃曼专门介绍了自己的岳母，予以很高评价。

在办事处的小楼里，悼念祭礼在极其浓重的悲壮气氛中举行。追悼会上，
熊瑾玎代表办事处同志致祭文：

邓母志洁行芳，思想前进，性情刚强。早入社会，艰苦备尝；自食其力，
毋怠毋荒，或执教鞭，或施岐黄，稍有所得，不敢或藏。抚女入学，教女有
方，引女自立，训女周详。救援志土，尽力相将。追随革命，曾坐监房。不
惧威胁，不畏风霜，法庭传讯，慷慨激昂。意志坚决，孤处浔阳，江西迎迓，
欢跃无疆。日寇来袭，虽老不慌，关心国事，无日或忘。方期寇败，得睹安
康，岂料一疾，遽尔云亡。回溯往昔，悲痛异常。爰备花果，敬献灵旁。呜
呼哀哉尚飨！

这悲切豪迈的悼词，概述了杨振德坚毅奋进，高风亮节的一生，寄托了
革命同志对杨振德——杨老妈妈的无限敬佩和深深的怀念。

追掉会之后，一百多人的长队，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的带领下，随
灵柩朝重庆小龙坎伏园寺葬地哀进。

1958　年11　月，遵照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嘱托，将周恩来父亲的遗骨和邓
颖超母亲的遗骨火化并就近深葬。

1984　年6　月11　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又将杨振德的骨灰迁葬于红岩公墓，
以志纪念。

刘伯坚摆酒送剑英

1934　年10　月18　日，暮色苍茫。在惨淡的月光映照下，宽阔的于都河面
上架起一座座长长的浮桥。浮桥上，军委“红星”纵队的队伍，正在源源不
断地通过。纷沓的脚步、散乱的马蹄踏踩得它发出“扎扎”的声响。河岸边，
有着数不清的火把，数不清的人。苏区的父老乡亲们从四面八方涌到渡口，
不停地挥手，不停地呼喊，为出征的亲人们祝福送行。有的送茶水，有的送
草鞋、斗笠，有的帮着挑担，有的往战士怀里塞鸡蛋，有的则高唱《十送红
军》等欢送红军出征的歌曲。

随着涌动的队伍，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好不容易挤到“红星”纵
队司令员叶剑英跟前，两位多年战斗在一起的战友，紧握双手，依依惜别，
热泪盈眶。

1962　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叶剑英回想起当年出征时的悲壮场面，为怀念
刘伯坚于都河边热情相送的感人情景，慨然命笔，赋诗

一首：

红军抗日事长征，夜渡于都溅溅鸣。

梁上伯坚来击筑，荆卿豪气渐离情。

刘伯坚，四川巴中（今平昌）人。曾留学法国、比利时、苏联。1922　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的早期党员。1930　年回国后，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工
作，任中央军委秘书长。1931　年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
员，并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同年12　月，在策动宁都起义后，任
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是红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叶剑英非常了解刘伯坚。
早在苏联留学时，他们就已相识。回国后，又一起在中央军委工作。当时，
一个任军委总参谋部部长，一个任军委秘书长。同志又同事，使之结下了深
厚的战斗友情。

1934　年5　月17　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设立赣南军区，下辖第一、二两
个作战分区和信康、南雄两个游击区。刘伯坚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并被“左”
倾领导者指令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军区政治部驻扎在于都附近的黎板桥，担负着于都河的架桥任务。对于
工作，刘伯坚没有二话，为了护送主力红军渡过于都河，他每天来到架桥工
地，筹划着架桥和后勤支援等事宜。但对于留守，他的心情是闷郁的。

他很想和主力红军一道远征，也希望有人能替他说说话，争取争取。

他首先想到了叶剑英。叶剑英时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红军前敌总指
挥部参谋长，他的话应该是起作用的。

刘伯坚对叶剑英说：“你是军委四局局长，主管训练、人事工作，请求
你向军委反映我的要求，我还是随主力红军走吧！”

叶剑英很同情刘伯坚。他知道，伯坚在苏联留学时，曾顶撞过王明、博
古等人。博古到苏区不久，便将伯坚调离了红五军团，这次将伯坚留下，又
是博古亲自圈定的。他更知道博古一惯刚愎自用，听不进良言，善用“无情
打击”之手段。

但是，不管怎样，于情于理于道义，叶剑英还是向博古转达了刘伯坚的
请求，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不出所料，博古一听，立刻将脸拉得老长：“那怎么行？留下刘伯坚是
中央的决定。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不留下，地方工作谁来做，根据地的游击
战争怎么开展？”

叶剑英知道多说无益，一转身，默然而去。

刘伯坚似乎早就料到结果，他准备了一桌酒菜，有鱼有肉，还有几样新
鲜蔬菜，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丰盛的了。两位老战友把酒问盏，相对而坐。他
们为中央苏区即将沦陷而痛心，为党内“左”倾错误继续推行而担忧，为分
离后的前景而挂虑。什么话都讲过，又好像什么话都没有说，三番四复地相
互祝愿，总觉言犹来尽。因为他

们知道，留下来固然生死难卜，但随军远征同样是艰险重重，要冒很大
风险。

主力红军转移后，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猛扑过来，中央苏区的形势急剧恶
化。1935　年2　月，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赣南省委机关、部队被敌人
围困在狭小的于都南部山区，陷入非常严重的危险境地。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中央分局决定分路突围。

刘伯坚被安排在最后一批行动。3　月3　日午后，赣南省党政军机关和独
立六团开始突围。当时的领导分工是：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记陈
丕显率领前卫部队先突围，省委书记阮啸仙和刘伯坚在后随机关前进。突围
战打得艰苦激烈。由于敌众我寡，苦战了一天一夜，蔡会文等冲突了重围，


阮啸仙壮烈牺牲。4　日上午，刘伯坚在战斗中左腿负伤，不幸落入敌手。

次日，敌人把他押至信丰小汾——粤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此前，
蒋介石曾以五万光洋悬赏“缉拿”共产党留下坚持战斗的军政领导，并将项
英、陈毅、刘伯坚等重要人物的照片发到官兵手中。因此，刘伯坚被俘后，
即被敌人认出。

敌团长假惺惺地说：“刘先生，你的一切我们都弄清楚了。眼下你可要
顺潮流，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你这样的才华，留得青山在，还
怕没柴烧？只要你暂时办个脱党手续，便可得到自由和重用，再不要去为什
么共产主义冒这么大危险，去作那种无谓的牺牲了。”

刘伯坚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道：“我干革命就是顺应历史潮流，共
产主义事业必定胜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扭转的历史潮流。我们共产党人干
革命从来就没有想过怕危险怕死。没有危险就没有革命；没有牺牲就没有工
农大众的解放！”

敌团长听后，摇摇头惶恐地走了。

3　月9　日，刘伯坚被解往粤军第一军军部大庾（今大余县），囚禁在大
庾监狱。

刘伯坚从被捕的那天起，就自知必死无疑。在狱中，他念念不忘突围的
同志和长征远去的战友：陈毅和同志们是否顺利地到达梅关？战略转移的战
友们是否一路顺利？王明“左”倾路线还要统治多久？

3　月19　日夜，月明风清，牢门深锁，一抹苍白的月色透射在牢房外的高
墙上，反映铁窗一片虚白。面对这难得的狱中月夜，刘伯坚辗转床间，想起
自己再也不能与同志们一起并肩战斗了，他感情迸发，侧身坐起，借着这朦
胧的月光，慨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狱中月夜》：

空负梅关团圆月，囚门深锁窥不得；

夜半皎皎上东墙，反映铁窗皆虚白。

3　月21　日，敌人终于对刘伯坚下毒手了。临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后
事要办。刘伯坚说：“有！第一，我要写封家信，交代我的子孙后代要将革
命进行到底！第二，我死之后要把我葬在梅关。”

“为什么要葬在梅关？”敌人问道。

“葬在梅关站得高望得远，使我死后也能看到革命的烈火到处燃烧！”

敌人摇头叹气道：“刘伯坚这个人，死到临头还这么硬。”只好给了他
纸和笔。

刘伯坚稍加思索，挥笔疾书，写下了临刑前两封动人心魄的家书。一封
是给凤笙大嫂的，另一封是给他尚在闽西山区坚持敌后斗争的亲密战友、革
命伴侣王叔振的。信中说：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
要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12　时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此致

最后的革命敬礼！

刘伯坚


3　月21　日于大余

这封信经过反复辗转，终于得以保存下来。信中文笔流畅，字迹潇洒，
正气凛然。

宋任穷后来深有感触地说：“刘伯坚真是了不起，快要上刑场了，还那
样镇定自若地写家书，信上的字迹和笔划，跟平时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真称得上是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员。”

遗憾的是王叔振最终都未能读到此信。刘伯坚殉难不久，她亦不幸去世。
信中提到的三个孩子——虎（生）、豹（生）、熊（生）曾寄养在赣南老百
姓家里，1936　年底，由烈士的亲属找到后转交给正在西安与蒋介石谈判的周
恩来。谈判结束后，周恩来将烈士之子带回延安，由陈云、李富春同志抚养
长大，后又送苏联留学。

林伯渠赋诗别叔衡

主力红军就要西征了。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次出发，不是一次短时期短
距离的行动，很可能要长时期地分别。共同的战斗生活，深厚的阶级感情，
一旦要分开，都感到依依惜别，难舍难分。走的和留的同志都想在分别前各
自为对方做点什么事，或留下点纪念的东西。

中共创始人之一、党的“一大”代表何叔衡，因为不被“左”倾领导者
喜欢，被留下了。

何叔衡是迫切希望随军远征的。当他在《红色中华》上看到张闻天的文
章《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后，感觉到主力红军有转移的

可能，他就在和董必武的闲谈中，谈到了愿意随军转移的愿望。那时他
和董必武在同一机关工作，有一天，他这样问董必武：

“假如红军主力移动，你愿意留在这里还是愿意随军去？”

“若有可能，我愿意随军去。”董必武回答。

“红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跑得么？”

“一天跑六十里毫无问题，八十里也勉强，跑一百里怕有点困难。这是
我进苏区来时所经历过的，”

“我跑路要比你强一点。我准备了两双很结实的草鞋，你有点什么准备
没有呢？”

“你跑路当然比我强，我只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脚上穿的还有

半新。”

尽管何叔衡准备了两双结实的草鞋，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名字被决
策者们圈入了留守者之列。

“左”倾领导者为什么不喜欢何叔衡？何叔衡和“左”倾路线有什么原
则分歧？最主要的就是何叔衡敢于坚持真理，公开抵制“左”倾错误路线，
尤其是“左”的肃反路线。

何叔衡的公开抵制及一次次“不听话”行为，“左”倾路线的领导者和
执行者显然不会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