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法》，领导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人民民主选举，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法
制建设倾注了心血，作出了贡献。
1934 年10 月，谢觉哉随大部队告别了中央苏区，踏上了长征之路。
毛泽东夫人贺子珍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有两个好助手，一个是“贤外助”谢觉哉，一个是
“贤内助”贺子珍。
贺子珍是江西永新人，她不仅人长得窈窕秀美，而且学问很好，干起工
作来大胆泼辣，百折不挠，有一股巾帼豪气。1931 年9 月，贺子珍随同毛泽
东来到中央苏区瑞金，住在叶坪村。在中央苏区的峥嵘岁月里，贺子珍更忙
了。在中华苏维埃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又是红一方
面军的总政委、总前委书记，工作十分繁忙。贺子珍除了担任毛泽东的机要
秘书外，还兼任了中央政府的机要科科长。在中央政府的办公室里，各种电
报、文件、信函、报纸等像雪片般飞来，每天一大叠。这些材料，很多都须
贺子珍首先过目，然后报毛泽东处理。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但贺子珍从未
有过怨言。
贺子珍除了做机关工作，还要做群众工作。当时，群众工作人人都要做，
贺子珍还是个做群众工作的行家里手。苏区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
传、动员广大青壮年参加红军，以扩大红军队伍，壮大红军力量，几乎每年
都有几次扩红突击。
一次，贺子珍身穿浅灰色的军服，戴着嵌红五星的军帽，背着一个竹斗
笠，腿上打着绑带，来到叶坪村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她把青壮年、老婆婆、
媳妇分别请来参加座谈会，宣传扩大红军的重要意义。她还挨家串户，针对
不同人的思想，细细地做工作。
叶坪村妇女干部刘香发的新婚丈夫杨荣连，在她的动员下参军走了，家
里剩下一个老母亲和一个耳聋的弟弟。刘香发经常到别的有困难的军属家里
帮助做事，自己家里反倒顾不过来，贺子珍就把她家挑水、烧火、扫地、补
衣服、洗衣服的活都捡起来干。老婆婆很过意不去，贺子珍就笑着说：
你儿子为革命走了，媳妇工作忙又顾不了家里的事，我帮点小忙不是很
应该吗？再说，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呀！”
老婆婆喜得到处夸贺子珍：“这个同志嫂真好，我送走了个儿子，又来
了个女儿。”
在扩红运动中，瑞金有的干部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婚姻条件有点意见，要
求把男女结婚年龄从男20 岁、女18 岁改为男18 岁、女16 岁。他们说：“要
兵就得有人，要人就得生崽，这样就不愁兵源
啦！”
贺子珍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她对云石山乡苏维埃主席李赞海
等人说：“赞海同志，你也有你的理由。依我看，你们动机是好的，办
法却不大妙。要知道，过早结婚，对男女双方都没有好处，发育不完全，像
个老鼠仔，又瘦又小，大了如何能上前线杀敌拼刺刀？打个比方，刚灌浆的
稻子，不等它长饱满，长成熟，你就把这稻子割下来，一晒干，一把空壳，
风吹四处飘，这种谷子做不得种，长不出米。我们的民族在这方面有教训。
不讲科学，早婚生下的伢崽身体都不大好，所以常受帝国主义的欺侮，骂我
们是‘东亚病夫’。我们现在不单要考虑眼前，还要想到子孙万代，振兴民
族。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一席话说得李赞海等人直点头，说：“贺子珍同志，你说的话在情在理。
我们收回目己的意见，拥护婚姻法，绝不影响扩红。”此事传到毛泽东耳中，
毛泽东也不禁由衷地称赞道：“子珍，你还真是内外一把手哩！”
“是吗？这还要谢谢你这位‘先生’呢！”贺子珍也笑了。1932 年10
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宁都会议，毛泽东受到了错误的处置，被解除了红一
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前线到后方专做政府工作。这时，贺子珍在长汀
福音医院分娩，生下了小毛。三个月后，毛泽东来到福音医院附近的老古井
休养。贺子珍看见毛泽东虽然目光仍是那么炯炯有神，却消瘦多了。眼窝下
边有一道黑圈。贺子珍心痛地说：
“润芝，你受苦了。”
“受苦？我现在是无官一身轻，来到桃花源了。”毛泽东幽默地笑着说。
贺子珍从毛泽东爽朗的笑语中，却体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忧愤之情，她
轻轻地叹了口气。
1934 年10 月，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苏区，毛泽东在于都随“红星”
纵队先行出发了。临行前，他让警卫员通知贺子珍，说中央已批准她随总卫
生部休养连的同志一起行动，嘱咐她把小毛留
在江西苏区安顿好。贺子珍接到通知后，匆忙把小毛送给妹妹贺怡收养，
便赶上长征的队伍出发了。在长征路上，她以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克
服了种种困难，坚持走完了长征之路，胜利到达陕北。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在中央苏区为数不多的妇女干部中，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以其睿智过人
但又质朴无华的高尚品质，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称赞和敬重。
邓颖超在五四运动时，是天津最早的共青团员之一。由于她在爱国学生
运动中的出色表现，1925 年天津地下党组织批准她为中共正式党员。她曾任
中共中央妇委书记，1928 年赴莫斯科列席中共六大后回国，在上海从事党的
秘密工作。1932 年5 月到达中央苏区长汀，随后到了后方瑞金，先后担任苏
区中央局宣传干事、组织干事，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等职。
邓颖超到瑞金时，身体状况不好，常常吐血。但她一直忠于职守，顽强
地带病坚持工作。
当时中央苏区的生活很清苦。由于敌人连续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经济
封锁，红军战士和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经常吃不饱饭，每天只有五分钱的菜金。
为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曾在全苏“二大”发出号召：“财政的支
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
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
济建设。”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也在动员全苏区掀起一个节省运动
的高潮。
为了响应毛泽东和中央政府的号召，身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的邓颖超，
立即和在中央局宣传部工作的陆定一等同志商量，带头节省，提出了两条具
体措施：
第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第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
穿。”
这个提议，立即得到了苏区中央局领导人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热烈响
应，他们纷纷在决心书上签名。邓颖超和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以自己的实际
行动投入了节省运动。
1934 年3 月20 日，《红色中华》表彰了他们的模范事迹。
邓颖超在苏区中央局工作期间，经常关注苏区各部门的工作，逢有重要
会议和纪念活动，她都要抱病参加，并撰文纪念，热情宣
传。
1933 年11 月，中央苏区备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夕，邓颖
超以喜悦的心情，撰写了《怎样领导各省第一次工农妇女代表大会》的文章。
她在文章中热烈赞扬了苏区妇女“在苏维埃革命的发展中，在四次粉碎敌人
的‘围剿、中，发挥了她们的积极性，贡献了她们的热情，表现了她们的英
勇和伟大力量。”她号召广大苏区妇女“坚决的为保卫与发展苏维溪而战斗”，
“一分钟都不要放松扩大红军与归队运动”，“完成三十万双草鞋慰劳红军”。
她还要求普遍地建立和健全苏区女工农妇代表会的组织，检查了解妇女的生
活，解决她们的实际困难。邓颖超的这篇文章在《红色中华》发表后，对苏
区各省的妇女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1933 年8 月10 日，正值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创刊百期纪念之
际，博古、洛甫等许多中央领导人纷纷撰文纪念，邓颖超也撰写了一篇题为
《把飞舞到全中国》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红色中华》在党和中央苏
维埃政府的领导与号召之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还客观地指出了《红色中
华》存在的一些缺点，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建议，如扩大发行网，组织叫卖，
建立代售处，训练通讯员等，以把“《红中》活跃到各苏区，活跃到各边区，
活跃到环绕着苏区的白区，活跃到中心城市，活跃飞舞到全中国工农劳苦群
众中去”。
邓颖超这些文章中的话语，像一阵阵温馨的春风，吹拂在苏区
的红土地上，流淌在苏区人民的心坎里。
1934 年10 月，邓颖超离开中央苏区，随主力红军长征。
张闻天夫人刘英
刘英是个坚强的女革命家。她于1925 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 年
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 年赴莫斯科劳动大学学习。后又转至国
际无线电学校，1932 年毕业后回国。1933 年6 月受组织派遣到了中央苏区瑞
金。
一到瑞金，刘英就和中央局秘书长邓颖超联系。她们早在1928 年在上海
时就认识。时隔五年，一见面，邓颖超就认出了她，亲切地叫道：“哟，小
杰回来了。”刘英原名叫郑杰，“刘英”这个名字，是到中央苏区才起的。
开始，博古要刘英到电台去工作。但刘英生性好动，而且能说会道，喜
欢做群众工作，她就向组织局局长罗迈提出去干群众工作。于是，罗迈便派
她到少共中央局担任巡视员。
一次，刘英前往福建省委巡视工作，发现福建团省委的工作比较被动，
便主动帮助团省委的负责人出主意想办法，很快把发展团员的工作开展起
来，完成了任务。由于她的工作能力强，表现出色，少共中央局就任命她为
福建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
1934 年1 月，刘英回到瑞金，先列席党的六届五中全会，后又参加了“二
苏”大会。会后，她被任命为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有一次，刘英去看望毛泽东，并向他请教开展宣传工作的方法。毛泽东
对她说：“你嘴巴子很伶俐，能说会道，不过当了宣传部长，讲话的对象不
同了，可要注意通俗化啊。你宣传的对象是农民，长篇大论不灵，学生腔也
要不得。就是湖南人的口音也要变一变，要向江西老俵学说话呐！”
少共中央局的主要工作是培训青年干部。为此，刘英办了一个
红军青年宣传干事训练班，系统地进行团课教育，还主编了一本《青年
读本》，并到马克思主义学校（党校）去讲授青年团的任务和团的建设等课
程，充分显示了她较强的宣传能力和组织能力。
1934 年4 月底，第五次反“围剿”在错误路线指导下，形势极为不利。
为了支援前方，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发起了扩红运动，并派刘英到于都任扩红
突击队队长。
刘英受命后，立即带领十多个突击队员，赶到于都。她决定首先开展轰
轰烈烈的政治动员，掀起一个欢送红军、优待红军家属的热潮。于是，在县
里召开了突击队员和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刘英在会上作动员报告，讲了第五
次反“围剿”的严峻形势，中央的决心，扩红突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然后
将突击队员发派到各区，层层动员，落实分工任务。在扩红中，特别强调党
团员带头，起骨干模范作用。同时注意解决参军青年的切身问题，做好优待
红军家属的工作。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扩红突击的热潮掀起来了。由于苏
区群众觉悟高，刘英的扩红工作做得很好，原定三个月完成的任务，仅一个
半月就超额150％完成了。
6 月21 日，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
消息，并称赞刘英的工作实现了“于都县的破天荒”。刘英带着完成任务的
喜悦，从于都回到瑞金。路上遇到邓小平，他伸着大拇指对刘英说：“不鸣
则已，一鸣惊人。”并说这是项英在政治局的会议上说的。
后来，在扩红运动总结时，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还奖给刘英扩红突击队
一面光荣旗，上面写着“干都扩红超过二倍半”，每个突击队员还得到军帽、
手中和书等奖品。
1934 年8 月底，中央苏区形势更加严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
错误指挥，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敌军已逼近兴国、会昌等中心区域。
为此，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研究决定，进行一次新的动员，在9 月份再扩
大红军六万人。9 月2 日，《红色中华》
发出动员令，在9 月27 日以前动员三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于是，中央
局再次派刘英到于都扩红，任务是动员四千五百人参加红军。
刘英立即骑马赶到于都，当地才动员二百五十五人参军，离四千五百人
的任务差距很远。刘英急得团团转。她把这些情况向正在于部养病的苏维埃
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时毛泽东患疟疾刚愈，身体还很虚弱。他靠在床上听完刘英的汇报后
说：“要开会，把突击队员、区委书记都找来开会。”
刘英焦急地说：“再开会，时间就来不及了，现在离规定期限不到十天
了。”
“不，一定要开会，思想打不通，再有时间也完不成任务。”毛泽东坚
持要开会。
刘英又说：“突击队员都分散到各区去了，通知也来不及。”
“这好办，我有几个警卫员，叫他们骑马到各区，口头通知。”说完，
毛泽东立即通知几个警卫员马上出发。
这一着果然奏效。9 月19 日，全县活动分子紧急会议如期召开。毛泽东
抱病参加了会议。
会上，刘英作了报告。她把扩红中的情况，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及中央局
的意见融汇在一起讲了一遍。刘英讲完后，与会的同志们一个劲地鼓掌欢迎
毛泽东讲话。
这时，毛泽东站起来说：“好，我就讲五分钟，讲‘决心’两个字。”
他围绕着为什么要下扩红的决心，深入浅出他讲述了第五次反“围剿”的严
峻形势。又从对待困难的态度，讲下决心的重要作用。最后鼓励大家下定决
心，不怕困难，去完成扩红任务。
会后，区委书记和突击队员分赴各地，层层动员，并做了争取后进群众
的工作。很快，于都的扩红运动有了起色。到9 月底，已动员将近一千人参
加红军。9 月26 日的《红色中华》还报道了于都的做法，说于都“过去最严
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自会议后各地争取逃跑群众回来的工作，取得了
最大成效”。
10 月初的一天，正当刘英为完不成扩红任务而焦虑时，毛泽东找到她，
神情严肃地说：
“刘英同志，告诉你，马上回瑞金，有特别任务。”
刘英说：“扩红任务还没有完成，我怎么能走呢！罗迈没有通知，我可
不能走，随便回去要挨批哩！”
毛泽东见她不肯走，也没有再说什么，带着警卫员先走了。但一会儿又
折了回来，说：
“刘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别任务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毛泽东把“特别任务”几个字说得很重，刘英不解其中的含义。
过不多时，罗迈来电话，通知刘英速回瑞金。
回到瑞金的第三天，刘英即被分在中央“红星”纵队，随主力红军长征。
朱德夫人康克清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一光辉著作中曾经提到：万安“有八十个
革命农民跟随到井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