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
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问题。我希望徐名鸿谈判十九路军和红军
共同抗日反蒋大计，能与红军取得一致意见。惟中共代表人对我们的意图不
够了解，却很少谈到这些问题（和红
军没有达到攻守同盟，是“闽变”迅速失败原因之一）。于是10 月间草
草订立一个临时划界协定。
根据《初步协定》，中央决定派潘汉年为正式代表，黄火青为秘书驻榕。
黄火青住医院一个星期，潘汉年不能久等，与徐名鸿、陈公培先行。因
为蔡廷锴来电催徐名鸿速回福州筹备举事事宜，陈小航留下来在古田等黄火
青。
为了便于秘密工作，潘汉年让黄火青改用化名——黄一青。临行前，中
央局秘书长邓颖超交给了他电报密码，并教以使用方法和如何写密信。
黄火青是独自一人上路的。队瑞金经福建新泉到上杭。黄火青靠两条腿
走了两天才到古田。在古田，他找到了陈小航。那段日子，黄火青与陈小航
来往较多，比较熟悉。但一直到将近五十年后的1982 年冬天，才知道他就是
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罗稷南。
赶了两天路，黄火青着实累了。他到古田后一觉睡到大天亮。起床时，
陈小航要他看看身后。黄火青一回头，墙上写着四个大字：“消灭共匪。”
两人哈哈大笑。
几天后，黄火青赶到福州，找到了十九路军司令部，同潘汉年住在一块
儿。
草签了《初步协定》，十九路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加紧策动福建事变，
终于1933 年11 月20 日举事。
福建政府成立的第二天，潘汉年代表瑞金苏维埃政府，徐名鸿代表福建
政府正式签订了《抗日反蒋停战协定》。
福建事变反响甚大，震惊中外。潘汉年及时地通过十九路军电台，向瑞
金发了两份电报。
中央回电，要潘、黄二人回去一人详细汇报。十九路军迫切需要与红军
合作。福建政府一成立，蔡廷锴即致电瑞金，要求红军派一个军事代表驻福
州。
中央决定，派张云逸作为苏维埃政府的军事全权代表驻福州。
张云逸，海南文昌人，曾与邓小平等领导左右江起义，任红七军军长。
1930 年率部进入江西苏区，与湘赣红军会师。曾任湘赣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
谋长，红三军团第七军参谋长，江西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
革军委副参谋长，红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等职。他早年和李宗
仁、白崇禧同在桂军，和西南部队都有关系，与福建军人也相当熟悉。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代表方方随同张云逸抵榕，与福建人民政府订龙省省
长和汀龙省政府秘书长陈小航，根据《初步协定》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
条约》。这个条约的签订，基本解决了中央苏区经闽西、闽南而达福建沿海
的通道，打破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
十九路军有飞机，福州有机场。博古说，我们也要有飞机。于是，由周
恩来负责，在瑞金修建了飞机场。
中共中央委托国家银行福建省分行行长赖祖烈去福州买飞机。他带着百
余两金子乘汽车去福州，不料在泉州境内被土匪抢劫一空。赖祖烈后来受到
严重处分。
瑞金与福建政府的交通打开后，开始了经贸交流。
毛泽民可谓中央政府的理财家，中央政府国家银行就是他一手筹建起来
的，并任行长。赣南有丰富的稀有金属——钨砂。毛泽民领导开发钨砂资源，
任中央政府钨砂公司总经理。
赖祖烈以“中华商业总公司”总经理身份，与副总经理刘秉奎等人，去
龙岩与徐名鸿、陈小航商谈贸易。苏区用钨矿石、樟脑油、毛边纸同福建政
府交换食盐、煤油、西药、布匹等。
除了两个政府间官方贸易外，老百姓和商人的贸易也十分频繁，通商集
市颇为热闹。
罗明在中央党校学习后，担任了中央党校教育处处长。由于他长期在福
建省担任领导工作，对福建地下工作也很熟悉。福建事变后，他再度出山，
被派往福州，执行两项任务：其一，与我党驻榕代
表联络；其二，恢复发展地方组织的工作。
潘汉年、张云逸、黄火青，与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陈铭枢、李济琛、蒋
光鼐、蔡廷锴等，就政治、军事、外交、贸易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交谈。
罗明组织我党在福建的地下党员陈昭礼、龚饮冰、靖任秋、何奋、邓拓
等人，分别在福建人民政府里或公开或秘密地开展工作。
在罗明尚未到福州时，当地党组织还是提“反蒋蔡，反福建人民政府”
口号。罗明抵榕，即刻召集福州、厦门两中心市委负责人会议，传达党中央
对“闽变”的指示，并对今后的地方工作做了布置：
（1）利用“闽变”时机，开展抗日、反蒋的宣传活动；
（2）注意秘密活动与公开活动相结合，不要将地下组织全部公开；
（3）目前首要任务是争取在押政治犯的释放。
于是，在中共的敦促下，福建人民政府高等法院和闽侯地方法院，根据
《初步协定》第三条精神，于12 月4 日、5 日、7 日分别释放了在押政治犯，
其中有我地下党员马立峰、范式人、蔡明善、杨赫光等。
罗明不仅协助地下党安排这些出狱同志的工作，而且推动地下党开展支
持十九路军反蒋抗日活动。
福州中心市委于12 月16 日收到中央10 月30 日的来信。
信中指出：“我们党在福建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总方针，应该是一方面
尽可能地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
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
又指出：“我们要无情地反对‘左’倾关门主义。”
根据中央来信指示的精神，福州中心市委领导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福州分会”，以“远东反帝非战反法西斯同盟福州分会”的名义，公开活动，
并在公开发行的《反帝新闻》等刊物上发表《为号
召广大民众建立反帝非战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宣言》，提出八条纲须，
福建人民政府机关《人民日报》和《国光报》曾全文转载此《宣言》。
福建人民政府知道“非战会”是我党的外围组织，但他们依照《初步协
定》第四条的规定，允许其公开进行活动，而且还邀请其负责人到他们的中
国青年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去做报告，并参加他们外围组织的核心成员会
议。
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充分利用“闽变”的有利时机来宣传抗日救国，使福
州群众性的反日运动得以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公共汽车抗日反帝同盟会，
凤岗农民抗日会，甘蔗农民反日会，福建学院检查日货会等组织，并都展开
了公开的活动。
福建政府独树一帜，更改民国年号
鼓山会议，“闽变”的头一天，决策层还在进行要不要“举事”的争论，
而且十分激烈尖锐。
李济深、陈铭枢等十九路军的老前辈，与蒋介石积怨甚深，迫不及待地
要尽快举起反蒋的旗帜；十九路军实权在握的蔡廷锴，则以为时机尚不成熟，
草草行事，恐难成功，主张推迟举事。
蔡廷锴的意图，被李、陈误解，以为他想打退堂鼓。因为蔡从上海调福
建，委员长“十分器重”他。
造成十九路军内部矛盾与隔阂，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蒋介
石“抬举”蔡廷锴，排挤打击陈铭枢、蒋光鼐。
十九路军的旗号，是在1930 年蒋冯阎中原大战时树起的。它的根底是广
东国民政府时期的粤军第一师。后来，第一师扩编为第四军，李济深为军长。
下辖第十师（师长陈铭枢，副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八团团长蔡廷锴，第二十
九团团长范汉杰，第三十团团长戴戟）和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北伐战争中，第四军战功卓著，把吴佩孚打得连连败退，受到北伐军总
司令蒋介石的多次嘉奖。
1930 年中原大战，蒋光鼐，蔡廷锴第一次打出十九路军旗号，为蒋介石
力挫阎、冯于山东、天津战场，立下汗马功劳。
在十九路军，若论资排辈，当依次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1920 年
陈铭枢在粤军当营长时，蔡是其部下一个排长。十多年的战争风云，其三人
在十九路军中形成一种格局：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
陈铭枢倚老卖老，与蔡廷锴产生了矛盾。
蔡廷锴在回忆他与陈铭枢的关系时说：
陈长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做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不体
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地孤注一掷。这些
是非、成败、利害上我和他有重重矛盾，在私情上也彼此有隔阂，不如我和
蒋光鼐做到鱼水相依，同甘共苦。在闽变过程中，如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
搞不起来。
福建事变，陈铭枢是首领。他之所以急于举事，是因为陈蒋矛盾太深。
陈铭枢开始是拥蒋的，并积极参与替蒋介石打内战，树立与巩固蒋介石
的统治地位，但后来却成了反蒋的急先锋。
从1927 年宁汉分裂，到1932 年宁汉由分裂到合作，陈铭枢是拥护蒋介
石的。如果说，一二八抗日是十九路军队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的话，那么陈
铭枢的分水岭也如此。
一二八抗战前后，陈铭枢曾一度代理行政院长，孙科组阁时，又任副院
长兼交通部长。他利用十九路军及结交一些进步文人为政治资本，提出停止
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见，多少有和蒋介石、汪精卫等争夺权力的野心。因此，
不容于蒋、汪政权，被迫愤而出走。
出国后，陈受到苏联政府礼待，研究了苏联政治制度，懂得了一些劳动
人民当家做主的道理，同时受欧洲当时反法西斯人民阵
线运动启发，1933 年6、7 月间回到香港，就想联合第三党、国民党内
反蒋派系的民主人士和神州国光社一批知识分子，组织反对独裁的人民阵
线，企图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陈铭枢出国前，原想推选宋庆龄出来领导这一运动，宋不同意；回国后，
又想推胡汉民出来在广州组织独立政府，但由于陈济棠以保持广东半独立为
满足，胡不愿出来。于是，乃联络李济深，想通过李济深拉李宗仁、白崇禧
和福建一道反蒋。
7 月间，李济深派亲信幕僚尹时中为代表，携带政治纲要到南宁进行联
系。李、白鉴于陈铭枢的作法过分，就以广东不愿合作，没有后方为词，不
愿参加。
李济深和陈铭枢取得一致意见后，在香港利用西南政务委员会，联络西
南各省实力派——湖南何键、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四川刘湘等派驻广州
及香港的代表，与山东韩复榘、陕西杨虎城也直接有联系。与同情反蒋的如
泰安冯玉祥、天津方振武、上海方鼎英、李烈钧等也派有专人联系。
第三党的领袖邓演达和陈铭枢私交颇好，邓被杀害后，该党黄琪翔、章
伯钧、彭泽湘等人和陈也有来往，并支持十九路军。1933 年春，该党曾介绍
大批干部到福建搞农村工作，并帮助十九路军办军官训练班，取得一定成绩。
1933 年9 月间，李济深、陈铭枢等已邀该党负责人黄琪翔、章伯钧、麦
朝枢等到香港商量反蒋之事，该党成为陈铭枢可靠的支持者，虽然各有各的
一套，然而在反蒋抗日，对农村采用计口授田的纲领上，基本还是一致的。
陈铭枢是以十九路军起家的，有了该路军才有福建这一块地盘。他认为
政权有了蒋光鼐（时任福建省主席），军权有了蔡廷锴（时任十九路军总指
挥），当会事事如意，由他支配。然而，事实上内部却是矛盾重重，斗争尖
锐。
“闽变”前夕，陈铭枢从国外回到香港，蔡廷锴不避外界闲言，
亲往迎接，以示敬意，蔡廷锴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皇自居，办事
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蔡的威信。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
某军某师讲话，大有不谈革命，不谈抗日民族就不能自救，自身就不能保的
神气。
陈铭枢表示应迅速组织政府倒蒋，最好是联合广东，广西一道干，如广
东不合作，即和广西合作，两广都不合作，也要单独干。
蔡廷锴和蒋光鼐则主张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
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
陈铭枢一看蔡廷锴与之计划不合拍，颇为恼怒，与蔡发生争执。
蔡廷锴说：“十九路军是中华民族的军队，不是私人的军队呀！”
蒋光鼐出来调解双方矛盾，他劝说蔡廷锴：“事至如今，只好按陈铭枢
的意思办了，大家共同推李济深主持反蒋抗日大计。”
蔡廷锴明知军事、财政毫无办法，草率行事必致失败，但也不好坚持反
对，因为陈、蒋都说“不计成败”。
蔡廷锴到漳州召开各师师长会议，征求下属意见。
率兵打仗的人多不问政治，更没有政治头脑，纵便不满意，也不表示态
度。
蔡廷锴深感处境维艰，很想挂印逃官。
蒋光鼐对他说：“你一旦离军，各师师长论战功论资格，互相伯仲，无
人可以统帅。”进而又劝：“我们虽军力、财力不足，但孙中山先生手无寸
铁也干起来！”
从大局出发，蔡廷锴同意举事。。
不料，各方人马云集福州，在此箭在弦上之际，蔡廷锴又唱反调，提出
推迟。陈铭枢暴跳如雷。
李济深、陈铭枢担心蔡廷锴变卦，也不无道理。因为，就在“闽
变”紧锣密鼓筹备之时，蒋介石两度请蔡廷锴上庐山、赴南昌会晤。对
十九路军将领，蒋介石是采取了一打一拉手段。
1927 年北伐和1929 年蒋桂战争，蒋介石紧紧笼络住李济深、陈铭枢，
使其为打败吴佩孚、李宗仁冲锋陷阵。
李济深、陈铭枢不听话了，于是蒋介石又在十九路军中开始拉拢蒋光鼐
和蔡廷锴。中原大战，蒋介石封蒋光鼐为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军长。
十九路军孝忠“委员长”，直把冯阎打出中原。上海一二八抗战，蒋光鼐又
不听话，与时任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的陈铭枢一道与日本人血战，在全国出尽
了风头，而丢尽“委员长”的面子。于是，蒋介石开始打击蒋光鼐，“栽培”
蔡廷锴。这段经历，蔡廷锴回忆说：
1932 年1 月，蒋介石调蒋光鼐为福建省主席，命我升任驻闽绥靖主任，
当时陈铭枢在中央也已被迫辞职。绥靖主任是指挥全省军政的，以一个多年
领导我的上级长官，一变为受我领导，十分不便，我当然不愿干，蒋光鼐要
我以大局为重，力劝就任。蒋介石把我提拔上来脱离陈铭枢、蒋光鼐的控制，
以便利他的指挥与宰割，阴谋是非常明显的。
约在2 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来电要我到汉口见面，当面询问十九路军
进入闽西的情况，并告诉我福建人事极为复杂，宜多用闽人帮忙，对军纪尤
当切实整饬，办过福建事的人，方知办福建事的困难。他查问我两次回广州
关于陈济棠、李宗仁等对中央态度怎样？我借词搪塞，他得不到要领。最后，
他告诉我对待两广事情，你不及他们的策略，不可太率直轻信外间一切谣言
等语。此行明确两个问题，一是知蒋介石重用我，为的是调动福建全力进犯
苏区；一是知道蒋介石怕我和广东、广西互相勾结。蔡廷锴的确受了蒋介石
的“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