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损兵折将，又遭到全国人民和下级的唾骂、怨恨，真可谓两头受罪，里外
不是人。老蒋在屁股后面不停地催，责怪他“进剿”不积极；前面彭德怀东
方军严阵以待，兵不可犯。蔡廷锴说：“打，也是被红军消灭；不打，蒋介
石面前交不了差，也活不下去。”
老蒋不仁，十九路军也不义。于是，逼上梁山，蔡廷锴干脆走第三条路：
联共反蒋。
十九路军反蒋联共，颇费了一番周折。
1933 年8 月30 日晚，黄琪翔在上海家中请客。同席的有章伯
钧、彭泽湘、刘伯垂和麦朝枢等。正在吃饭时间，晚报送到，登载：十
九路军在闽与红军作战，打了大败仗；区寿年部在连城全师覆没，谭启秀部
在延平战败，退出水口；红军指日可下福州。大家看到这条消息，异常震惊，
因为在座各人和十九路军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无论在私在公，都必须设
法挽救十九路军。大家当时估算，蒋中正蓄意消灭十九路军，现在正好借红
军达到目的，一定不会增调援兵。广东军队也在赣南受到红军牵制，无兵可
调。这样，十九路军就只有坐以待毙了。最后彭泽湘说：“现在种种想法，
都很难收实效，最好是在上海找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说明十九路军是抗日
反蒋的，应说是革命同路的军队，红军不应该把它消灭；如果红军消灭十九
路军，正好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的毒计。要求中共中央转电红军领袖，先行
下令停止进攻，然后再商量具体条件。这样决然可以得到中共中央的接受。
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但不知十九路军方
面是否能够照做，又一致商定由黄琪翔写信寄香港陈铭枢。陈接信后，函复
已派梅龚彬到上海与中共接头，可就近配合进行。但多次商谈，未获得积极
的结果。
蔡廷锴心急如焚。陈铭枢一到福州，就责问道：“你口口声声说己和共
产党取得联系，如今红军全力向东，想消灭我军，这是合作吗？”
陈铭枢无可奈何：“合作没有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动嘛！”
费了很多心思，陈铭枢想到一个人，这就是陈公培。陈铭枢对陈说：“十
九路军想与共产党合作，但没有关系，找不到合适人选。你曾经在周恩来、
朱德那里干过事，你想办法联络他们。”
陈公培从香港来到福州，会见蔡廷锴和蒋光鼐。因是陈铭枢推荐的，蒋、
蔡觉得靠得住。于是，决定由陈公培作为十九路军的代表，赴前线与东方军
彭德怀部接洽谈判。
此事关系重大，要十分慎重。蒋光鼐用绸子给彭德怀写了一封
密函，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和红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并提
出双方先行停止战争行动，互派代表和谈。
为了万无一失，蔡廷锴用汽车亲自将陈公培从福州送到水口前线，并交
给他一个密码本。
陈公培化装成一个闽中农民模佯，绸子密函藏在内衣腰带中。
延平前线十九路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司徒非，奉蔡廷锴命令，将陈公培秘
密送过前线。
9 月22 日，陈公培抵达东方军司令部——延平县西南六十里之王台乡。
在这里，他见到了东方军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彭德怀看了蒋光鼐、蔡廷锴的和谈信后，立刻致电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
和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
次日凌晨，彭德怀接到中共中央局关于与蒋、蔡谈判的电示：朱周彭滕：
关于蒋蔡谈判，请提下列先决条件：
（一）停止军事进攻与经济封锁，在军事上立刻停止前线及后援之前进，
集中沙县之部队，可撤至相当地点，沙县仍可维持其统治，谭师亦应作向后
退，我们可允许不再前进。。经济上应允许停止一切对于苏区贸易之封锁。
（二）释放在福建牢狱中的政治犯，及保证反帝运动及反帝组织之自由。
（三）发表反日及反蒋之政治宣言。在允此项条件后，双方订立协定，
磋商后作战协定，及其他具体问题之具体步骤。但蒋蔡此种行动极有可能，
像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我方得警戒并须严加注意。谈判时依据
上述条件及政府屡次宣言，但过分及一时不能接受之条件，可不提出。
中央局
当天上午，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与陈公培进行谈判。
陈公培说，此次来的原因有三：共产党有联合抗日声明；十九路军愿意
同红军联合，打倒帝国主义及其最大的工具蒋介石；我自己也想到苏区来看
看，联系联系。
彭德怀重申了中共中央局抗日三条件后，指出：十九路军抗日是对的，
进闽“剿共”是错误的。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抗日必
须反蒋。用十九路军“剿共”是蒋介石的阴谋。“剿共”和消灭十九路军对
蒋介石都有利。
陈公培进一步谈到蒋光鼐、蔡廷锴的一些保证，比如“停止进攻苏区”，
“释放共产党人”，“取消经济封锁”等，但同时要求“红军退出洋口”，”
以泰宁、将乐、建宁、清流、连城为界”，“保守条约内容的秘密”等。
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根据中央局电示精神，对陈公培所提各款予以
答复。彭德怀指出：“为了扩大民族革命战争，实践苏维埃中央政府之屡次
宣言，红军与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的谈判基础上，订立共同作战协定，以首
先打倒蒋介石为罪魁的南京卖国政府，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公培见彭德怀、滕代远、袁国平言辞恳切，入情入理，毫无意见，遂
用东方军的电台，致电蒋光鼐、蔡廷锴，要求在四十八小时内予以答复。
行伍出身的彭德怀，还是头一回搞谈判。他作为东方军的最高指挥官，
专设午宴，热情款待了炮火中厮杀了几年的福建使者。
彭德怀在《自述》中回忆说：
招待吧，我们就是用脸盆盛菜，盛饭。用脸盆洗脸洗脚，一直沿袭到抗
美援朝回国后，才改变了这种传统做法。
我们请他吃饭，大脸盆猪肉和鸭子，都是打土豪打来的。
后来中央听说这种招待法，很不高兴，认为太简单了，责备彭德怀对此
事不够重视。这一点，在中央局9 月25 日给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
对谈判的指示电文的第三条有反映：
请你们特别注意，勿因谈判而妨碍我们积极行动，同时应将谈判看成重
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在谈判中只用红军名义指挥，特别注意在
言谈及条件中勿泄露我军任何军事秘密。
中央的态度说“重视”，但改变也快，有点儿朝令夕改。上午电告说“看
成重要之政治举动，而非简单之把戏”，晚上9 时又以项英的名义，致电朱
德、周恩来、彭德怀、滕代远，要彭“耍一个滑头”：
目前在我军结束东线向北消灭蒋敌援闽部队（军委已另有命令），对公
培之事绝不能存大希望，可在我撤退时，顺带耍一个滑头，向公培表示红军
履行以前宣言，诚意与他们来订立反帝反蒋作战协定。可首先撤退西芹一带
之兵。但绝对注意不要暴露我军之企图，而实际来集中我之兵力，请你们酌
情进行。
彭德怀性格直爽，坦坦荡荡，喜欢明白人不做暗事。中央反反复复的电
令，把他弄得有点儿稀里糊涂。他后来听滕代远说，博古讲“第三党比国民
党还坏，对民众带有更大的欺骗性”，彭德怀愈发觉得摸不着头脑了。
彭德怀在回忆中写道：
我虽然不同意他们这种关门主义的看法，但又觉得提不出什么理由来。
这时我有一种自卑感，觉得知识分子总有他二歪道理。如上次来电责备招待
不周吧，不够重视吧，现在又说，第三党比国民党还坏。这才是不够重视哪！
他反蒋抗日对我们有什么不好呢？当时我要是读了《中国农村各阶级的分
析》这本书，我就要批判他们，可是我那时根本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任何批判
能力。我入党前，就只看过一本《共产主义ABC》，看过一本《通俗资本论》，
当时我也是第六年的党员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还没摸边，多么需要革命理论
武器！革命的热情吗，自问还是有的。
彭德怀首次谈判便写下了出色的一笔。27 日，彭、滕致电朱德、周恩来
并转项英，报告十九路军方面“在我们让步之下，有可能接受我方相当条件”。
28 日，彭德怀派人护送陈公培出苏区返回十九路军。陈公培带去了一封
彭德怀给蒋光鼐、蔡廷锴的书信。彭德怀赞扬了蒋、蔡反蒋抗日的主张，同
时要求蒋、蔡从速派出代表，到瑞金同我党中央正式谈判。
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敌对行为，并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互相支持。
红都瑞金的使者——潘汉年、黄火青、张云逸
正在红军第一步兵学校任政治委员的黄火青（校长为陈赓），深夜忽然
接到军委总参谋长刘伯承的电话，要他立即赶到军委驻地沙洲坝，去执行一
项紧急任务。
当时，黄火青正害恶性疟疾，发着高烧。刘伯承顾不了那么多，口气很
硬，说：“坐担架也要抬来。”
黄火青确实是被担架抬了三十多里，到瑞金沙洲坝的，并在红军总医院
往了一星期。
出院后，黄火青到军委总部报到。刘伯承告诉他具体任务，要他随中央
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到福建十九路军做联络工作。黄火青这才知道尚属“秘
密”的来龙去脉。
一个月前，陈公培带着彭德怀的信回到福州。蔡廷锴阅罢，旋即电告在
香港的陈铭枢。陈铭枢喜出望外，当天乘飞机抵榕城。他对陈公培说：“你
为十九路军办成了一件大事。”
根据彭德怀信中所说，派代表赴瑞金与中共正式谈判，陈铭枢、蒋光鼐、
蔡廷锴商定，让也曾与中共关系甚密的徐名鸿作为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
徐名鸿，广东丰顺人，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任第四军十一师
党代表，后又任军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利后脱党而参加第三党，并长期
在十九路军工作，时任十九路军秘书长。
陈公培已顺利往返了一回，熟门熟路，陈铭枢命他二度入赣。第三位使
者名叫陈小航，一个文化人。
10 月上旬，福建使者一行三人抵达红都瑞金。
徐名鸿带来一封蒋光鼐、蔡廷锴给朱德、毛泽东的信。蒋、蔡并不了解
中共内部的复杂矛盾，以为瑞金是朱毛说了算，因为多年来都是与朱毛在战
场上打交道，对朱毛大名久仰。
博古看了此信后，打电话给毛泽东，说：“我不出面了，福建使者由中
央政府接洽。”
在博古看来，十九路军此举，并非什么大不了的好事，不值得过于重视。
或者说，他压根儿就反对。因为博古向来对十九路军厌恶。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十九路军不愿再做蒋介石的炮灰同红军打仗，在赣
州喊出了“不打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博古却说，中间派比蒋介石
还具有欺骗性，是更危险的敌人。
一二八抗战，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作了一二八决议，不是支援蒋、
蔡抗日，而是号召士兵起来推翻“长官”。蒋介百企图消灭十九路军，把蔡
廷锴从上海调到福建“围剿”中央苏区。博古不是促使其接受中共提出的共
同抗日三条件，而说：“国民党军队的上层军官，是决不会接受我们的条件
的，我们也不会同他们谈什么条件。”
毛泽东作为中央政府最高领导人会见了徐名鸿等。毛泽东说，十九路军
过去替蒋介石打红军，压迫人民是错误的，但现在不愿打内战，积极抗日，
中国共产党是欢迎的，支持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愿意与十九路军合作，双方
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反蒋抗日。福建使者广泛地与中共和红军领导人进行
了接触，会见了朱德、周恩来、林伯渠等。
周恩来负责了这次谈判工作，并派潘汉年为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
全权代表，与徐名鸿等具体谈判。
潘汉年，江苏宜兴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过小学教员、报馆编
辑。1926 年冬，往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写股股长、宣传科长兼《革命军日
报》总编，参加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长期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域左翼文
化运动，历任上海文化工作中共党困书记、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书记、中国
“左联”党团书记等职。1930 年冬任中共中央《红旗日报》采访部主任，江
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央特科委员会委员、第二行动科科长等职。1933 年进
入中央苏区后曾任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
双方谈判进行了数日，协议条款已拟定。
到了这个份上，博古等人仍然对十九路军表示怀疑。在中央讨论条款时，
发生了争论。
博古说：“哪有猫儿不吃腥，哪有军阀不反革命。十九路军过去是我们
的敌人，今天就不可能成为我们真正的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左”倾关门主义者的观点完全相反，极力主
张与十九路军合作，抗日反蒋。
毛泽东提出，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和对国民党
军队会起到重大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们有
利的作用。
毛泽东的意见，在争论中得到大多数人支持。
博古终于同意与十九路军签订协定。但他解释道，与蔡廷锴联合，仅仅
是为了“在群众面前证明苏维埃红军忠实于自己的宣言，借以揭破十九路军
的真实面目”。
1933 年10 月26 日，潘汉年与徐名鸿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
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及人民革命军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初步协定》共十一条：
（一）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如附件），在该
线不得驻扎主力军队。同时，十九路军必须运用各种方式，排
除或消灭存在福建与苏区接壤地间妨碍贯彻该协定之一切障碍势力。
（二）双方恢复输出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
（三）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
（四）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
动（各民族抗日反帝团体及一切武装组织，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
罢工之自由）。
（五）在初步协定签订看，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即根据订立本协定原
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六）初步协定签订后，互派全权代表常驻，应由双方政府负责，保护
该代表等人员之一切安全。
（七）双方人员有必要往来时，由各驻代表要求签发互照通行证，双方
负保护安全之责。
（八）本协定在福建及十九路军方面反日反蒋军事布置完成前，双方对
于协定交涉应严守秘密，协定公布经得双方同意。
（九）在完成上述条件后，双方应于最短时间，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
协定。
（十）双方贸易关系，应依互助互惠之原则另定商业条约。
（十一）本协定在双方全权代表签订草约后即发生效力，正式协定共计
两份，经双方政府军事机关正式负责人签名盖章后，各执一份执照。
这个协定，对蔡廷锴来说，并未实现其意图。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共中央代表具体和徐商谈，主要谈判闽西苏维埃区与闽西善后处（即
闽西善后委员会）双方划界而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