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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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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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选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常委。此时,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尚在从莫斯科返回上海途中,至一月中旬才到达上海。王明虽未进入常委,但这颗“新星”在米夫支持下已掌握中共中央实权。    
    论资历,作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张国焘,本来不把王明放在眼里。在莫斯科时,张国焘还曾跟王明闹过矛盾。此时,张国焘见王明踌躇满志,便在党内刊物《实话》第十三期上发表文章,吹嘘起王明来:“陈绍禹同志等是坚持执行国际和党的路线的最好同志。”“我们党内还存在着许多小资产阶级无原则性的派别成见……他们或明或暗地反对所谓的陈绍禹派,这就是借反对所谓陈绍禹派为名,反对党和国际却是实。”字里行间,透露出当时的“陈绍禹派”(即“王明派”),是何等的得意,何等的不可一世。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铲共专家”诱使顾顺章叛变

    在陈独秀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不视事”之后,至毛泽东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前,漫长的十六年间,虽然曾更换过许多中共领袖,但正儿八经有着领袖职务的只有向忠发——他在中共“六大”上当选为总书记。    
    生死考验是最为严峻的。向忠发被捕之后,马上跪了下来,这才把他的本性暴露无遗……向忠发被捕的起因,是顾顺章被捕。也是由于片面强调工人出身,顾顺章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关于顾顺章,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过:顾顺章的特点:    
    1人矮、精干、多计谋、滑头、勇敢,变戏法的技术很高明(顾顺章本名顾凤鸣,上海吴淞人,入过青帮,过去耍过魔术,在上海多次演出——引者注)。    
    2不多说话,他不曾对同志说过自己的履历和社会关系。    
    3平日不看文件,开会不常说话。    
    4生活散漫(顾顺章吃喝嫖赌,还抽大烟——引者注)。杜宁(即杨之华):《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于苏联,载《党的文献》,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顾顺章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中旬由上海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于四月二十四日在武汉被捕的。关于顾顺章的被捕经过,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说:据聂荣臻回忆,“四月,顾顺章由鄂豫皖返回,路过武汉时,竟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发现逮捕”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一百二十六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当时,聂荣臻和顾顺章同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他的回忆是由当时中共特科方面得到的信息。不过,顾顺章被捕时,聂荣臻不在武汉。显然,他是间接听说的。国民党中统的当事人是蔡孟坚。蔡孟坚是当时中统特务驻武汉特派员,公开的职务是国民党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二十四岁,江西萍乡人。他曾说及,“我奉命赴武汉主持铲共,系在民国十九年秋”蔡孟坚:《张岳公是“孰不可忍”的大勇者》,台湾《传记文学》,一九九一年第一期。。民国十九年,亦即一九三○年。这位“铲共专家”,先是化装成渔人进入中共控制的洪湖地区,拍了许多侦查照片。一九三一年春,他又接连在武汉侦破中共湖北省委和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两个机关的负责人。中共湖北省委书记被杀害,而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则叛变。正在这时,顾顺章撞在了蔡孟坚手里。这位“铲共专家”,正忙着搜捕中共长江局的一些成员。他要尤崇新把帽子压得低低的,在武汉街头搜寻着。顾顺章行经汉口江汉关附近轮渡码头时,遇上一位帽子压得低低的人物。见到顾顺章,那人把帽子摘下来一挥,大喊“抓住他”,“抓住他”。中统特务们当即一拥而上,逮住了顾顺章。    
    蔡孟坚得知抓住的是一条“大鱼”,大喜过望,亲自劝降顾顺章。起初,顾顺章沉默以对。当蔡孟坚点明了顾顺章的身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而且晓以利害,顾顺章开口了。顾顺章卖身求荣,道出了中共重要机密:“中央调查科(即中统局前身——引者注)主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是中共地下党员!”顾顺章此言,使蔡孟坚大惊。    
    顾顺章迅即被用船押往南京。就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几小时,钱壮飞截获电报后,立即跳上开往上海的列车。钱壮飞来到上海,飞速向中共中央报告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由于顾顺章在特科工作,知道许多中共高级领导人的住址。    
    聂荣臻回忆道:    
    我得到情报后,急忙赶到恩来同志家里,不巧,他出去了,我就告诉邓大姐,顾顺章叛变了,你们要赶快搬家。当时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赶在敌人动手之前,采取妥善措施。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一工作。把中央所有的办事机关进行了转移,所有与顾顺章熟悉的领导同志都搬了家,所有与顾顺章有联系的关系都切断。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一百二十六至一百二十七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一九九○年,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蔡孟坚所著的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的“可能改写中国近代历史的故事”一章,便是“系作者诱捕中共首脑顾顺章案,顾案关系中共命运甚大,设非共谍钱壮飞截留电报,则周恩来及潜伏上海之共党分子必一网成擒,而予中共以致命之打击”。周恩来及时转移了,瞿秋白及时转移了。原设在天蟾舞台旁由熊瑾玎苦心经营了几年的中共中央秘密机关,也从此再不使用。    
    遭难的是恽代英。当时,恽代英关押在南京江东门外“中央军人监狱”据《聂荣臻回忆录》称是苏州监狱,《中统内幕》一书称“上海提篮桥狱中”。(以《恽代英》《中共党史人物》,第五卷。一文考证较准确,认为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化名“王作林”,未被识破。顾顺章告密,说出“王作林”即恽代英。恽代英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黄埔军校同学录上登载着他的照片。经查对,“王作林”果真是恽代英。劝降失败,恽代英被押往刑场,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午枪决,年仅三十六岁!关于顾顺章叛变,还有另一种说法,即他在被捕前已准备叛变。最早见于文献的,是杜宁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所写的那篇《叛徒顾顺章叛变的经过和教训》,内中提及中共中央获知顾顺章叛变之后,当即派人查抄顾顺章在上海的家:“在他老婆房间内我们抄了顾顺章亲手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未发出的信。内容大致说‘如果蒋介石相信他,他可以把共产党、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的各种组织关系——自中央到支部,一概交给蒋介石’。因此,他的叛党动机不在被捕之后,而在被捕之前。但此信尚未寄出,料他经过了一个动摇的时期。”顾顺章叛变之后,急于向国民党邀功。由于他无法带人追捕周恩来、瞿秋白,便设计侦查向忠发。虽说向忠发当时接到中共中央紧急通知,也转移了住处,但是顾顺章仍下工夫追踪这位总书记。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向忠发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向忠发此人,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会儿听李立三的,一会儿听瞿秋白的,后来又听王明的,连他自己也对总书记职务厌倦了,追求起生活的安乐。他跟妓女杨秀贞姘居。那时,顾顺章曾介绍过一个女佣给杨秀贞。虽然向忠发搬家后,那女佣被解雇了,但顾顺章找着女佣,从她口中掏线索。女佣说及一重要情况:杨秀贞在一家裁缝店做一件衣服,尚未做好,可能过几天会来取。顾顺章当即许以重赏,要那女佣在裁缝店附近静候,“守株待兔”。果真,过了些天,杨秀贞前来取衣。取走后,那女佣在后面跟踪,跟到了向忠发新的住处。当女佣出现在门口,向忠发知道事情不妙,便从后面逃走。    
    向忠发立即转移了。杨秀贞也转移了,和任弼时夫人陈林(即陈琮英)住在一起。当时,任弼时已经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一九三一年三月离沪)。向忠发从中统特务们的眼皮底下溜走,中统特务们深为遗憾。于是他们加紧追踪这条“大鱼”。中共中央考虑到向忠发的处境已很危险,决定要他赶紧离开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苏区。临走前夕,向忠发无论如何要见杨秀贞一面。他说:“不见不走!”毕竟是总书记,总得尊重他的意愿。不过,中共中央负责人跟他说定:“见一面马上就走,不能在外过夜,以免有危险。”向忠发在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午来到杨秀贞那里,过了一夜才走。第二天清早,当他来到静安发寺英商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汽车时,忽地一群人一拥而上,把他逮住,当即用汽车押往善钟路(今常熟路)捕房。向忠发被捕,是由于被车行的会计叶荣生认出。叶荣生是“探勒”汽车行会计,过去在上海互济会听过向忠发的报告,认得他。他伙同他的姐夫范梦菊以及范的堂弟范忠一起向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告密。知道向忠发常到“探勒”车行租车,于是,他们在那里布下了罗网。向忠发是个软骨虫。被捕后,他就供出了陈琮英和杨秀贞的住址,使她俩马上被捕。向忠发又供出了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一一四一号的中共秘密机关,使那里的中共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霞(张越霞后来进入延安,和博古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博古死于空难时,张越霞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博古》一文)被捕。向忠发带着特务们去抓周恩来、瞿秋白,扑了个空。因为周恩来、瞿秋白闻讯已经转移。特务们审讯陈琮英,向忠发居然出面对质:“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    
    杨秀贞并非中共党员,虽说她知道向忠发的政治身份,受审讯时一开始并不承认向忠发是中共党员。也是向忠发出面对质。所以,后来周恩来曾这样说及:“他(指向忠发——引者注)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二天,被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熊式辉立即电告正在庐山上的蒋介石。由于向忠发已供不出别的中共秘密机关,蒋介石下令将其就地枪决。这样,向忠发在被捕后的第三天——六月二十四日,便被押上刑场。行刑前,他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照样结束了他的生命。    
    那个顾顺章因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知道的中共机密比挂着总书记的空衔的向忠发多,所以被徐恩曾留在了中统工作。顾顺章不仅使恽代英丧生,而且还在香港抓获了蔡和森:那是一九三一年六月十日中午,在香港海员的一次会议上,蔡和森刚刚露面,顾顺章便和四个便衣特务一起扑上去,抓住了蔡和森。蔡和森在狱中坚持不吐实言,遭到酷刑毒打。最后,他被用铁钉钉在墙上,仍不屈不挠,直至刺刀刺进他的胸脯,鲜血喷涌而亡。顾顺章叛变“有功”,却并未得以重用。因为在中统头子徐恩曾看来,他毕竟是从中共叛变而来,所以不委以重任,不赋予重要实权,这招致顾顺章不满。尤其顾顺章跟军统头目戴笠眉来眼去,更使徐恩曾恼怒。这样,在一九三五年,徐恩曾以“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柴夫:《中统头子徐恩曾》,中国文史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的理由,下令处死顾顺章。那位“迭破中共巨案”的蔡孟坚,由密捕顾顺章起家,升为武汉警察局局长,当时只有二十五岁而已。一九四一年,蔡孟坚出任兰州市市长。接着,又“主持江西善后救济与建设”、“出入日本十年”。去台湾后,因与蒋经国有隙,所以在“中影任挂名常董”。后来迁居美国,写出两卷回忆录《蔡孟坚传真集》,内中最为津津乐道的,便是他一手经办的“顾顺章案”。在书中,他仍为当时未能利用顾顺章抓捕周恩来扼腕而叹。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卢福坦想当总书记 1

    王明手中的权力不断膨胀。总书记向忠发挂名不干事,直至被捕、叛变。照理,王明取向忠发而代之,早已不成问题。可是,此时王明却另打主意——溜!他不愿待在上海,筹划着重回莫斯科。那时接二连三地人头落地,使王明心惊胆战。在敌人的刺刀下的上海干秘密工作,毕竟时时刻刻都存在着丧生的危险。    
    除了顾顺章、向忠发落入敌人之手,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结束后的第十天——一月十七日及十八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市公安局、英租界闸北捕房突然大规模出动,一下子在上海天津路二七五号中山旅社六号房间、三马路(今汉口路)东方旅社三十一号房间等处,密捕了共产党干部三十多人,内中有十位是中共省、市委书记,包括何孟雄、林育南等,也包括作家李求实、柔石、冯铿、胡也频、殷夫等。二月七日,其中的二十四人饮弹于上海龙华刑场!    
    这次大搜捕,据查是《红旗日报》交通唐虞(又名王掘夫、唐禹)告密。但当时王克全则说是“中央告密”(见《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此处的“中央”即指王明——因为被捕者大多数是反对六届四中全会、反对王明的人。但究竟是谁,迄今仍未最后查清。    
    这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使王明失魂落魄。他和妻子孟庆树躲进上海郊区的疗养院,惶惶不可终日。向忠发之死,造成中共中央总书记空缺。谁来出任中共中央新的总书记呢?六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三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向忠发已死,张国焘去鄂豫皖苏区,留在上海的只有周恩来。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除周恩来外,只有王明和卢福坦。看来,新的总书记,要在周恩来、王明和卢福坦三人中选择。最合适的人选,当然是周恩来。周恩来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威信,有很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又富有组织才华。可是,他向来谦逊,六届三中全会本应由他主持,他却把瞿秋白推了上去。显然,此时此际,他也不会出任总书记,更何况他早已觉察王明咄咄逼人,野心勃勃。最可能的人选,自然是王明。虽说此时米夫已经返回苏联,但米夫扶植王明上台之意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已明明白白表露了出来。王明本人也早想成为总书记。不过,当上总书记,就务必留在国内领导中国共产党。向忠发被捕才两天就毙命——尽管他跪在地上向敌人求饶,也无济于事。这不能不使王明顾虑重重。何况他有过被捕的经历,尝过铁牢的滋味。就连营救他出狱的赤色职工国际驻上海代表、瑞士人牛兰也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周入狱。这么一来,周恩来不想当,王明不敢当,剩下的人选便是卢福坦了。卢福坦此人,知名度实在太差,现今的读者几乎很少听说过这一名字。他当时在中共党内的知名度也很差,以致在中共“六大”的中央委员名单上,他被写成“鲁福坦”!此时,卢福坦却十分“勇敢”,明确表示想当总书记!    
    卢福坦是何等人物?他是山东淄博市人,工人出身。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担任中共青岛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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