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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那时的“惯例”：犯了错误的中共高级领导人，要前往莫斯科检查。陈独秀是如此，只不过他坚决拒绝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轮到了李立三。在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中，就已经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检讨。瞿秋白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请共产国际准许李立三“暂不去国际”。
当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一到，李立三再也无法拖延了。那时，他的妻子正临产。他深知共产国际不会轻饶他，此行不知何日方归，妻子又从事地下工作，将来很难照料孩子。他写下条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预嘱交给一个老工人。就这样，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他怀着沉重的心情，踏上远途。
李立三这一去，在苏联竟检讨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军事法庭，投入监狱……对李立三批判的升级，马上把回国不久的瞿秋白牵涉进去。
风暴来得那么的迅猛：就在共产国际“十月来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机关的翌日——十一月十七日，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便送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两人联名写的。那是两个小伙子，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却领导了中共党内推倒瞿秋白的运动。此后，他俩竟夺得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成为中共新领袖。
这两名年轻人，一个名唤陈韶玉，另一个叫秦邦宪。后来，他们以他们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载入中国共产党党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过怎样的矛盾？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他们，怎么能够一下子攫取中共
领导权呢？这得从头说起……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1
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上，一座俄罗斯大教堂对面有一所具有神秘的院落。门口没有挂牌，但站着警卫，闲人莫入。从不断进出大门的黄皮肤、黑眼珠的中国青年可以判定，这儿也许是一所华人俄语学校。
这所学校里，果真开办俄语班。只是教俄语是为了使学生听懂俄国教师的讲课而已。 这所学校的全称叫做“莫斯科中国劳动者中山大学”，简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次公开宣布建立这所学校，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会议上。他说，在莫斯科建立这所学校，是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同年十一月，这所学校便正式开学。最初，学生是由中共中央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选派的，所以学生中既有中共党员，又有国民党要人子女——既有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也有蒋经国。后来，国共分裂，那里便成了专门培养中国共产党干部的学校。
莫斯科中山大学建立后，任命拉狄克为校长。他是波兰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名人物。副校长非常年轻，才二十四岁，年岁比有的学生还小，他不得不终日板起面孔，力求显得老成一点。这个小伙子原名亚历山大罗维奇·弗尔图斯。一九一七年，他十六岁时加入俄共（布），化名米夫，从此就一直用这化名。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对于中共的影响，其深刻性不亚于黄埔军校校长对于国民党的影响。自从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就专心研究中国革命问题。他由此发迹。特别是校长拉狄克后来倾向托洛茨基，斯大林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三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讲话时，批评了拉狄克。不久，拉狄克被撤职，米夫就任校长。紧接着，在一九二八年三月，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也有的说是担任共产国际中国部部长、中国科负责人），从此他主管共产国际的中共事务，成了中共的“上司”。
一九二七年初，米夫头一回访问中国。他是以率领“宣传家代表团”的名义前来中国的。从年初至八月回国，他访问了上海、广州、武汉，目击了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大动荡，而且出席了中央“五大”。这一段经历，成为这位“中国专家”的很重要的政治资本。
米夫来华时，配备了四个翻译，内中的一个，便是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王明此人，五短身材，工于心计，擅长文笔，讲起话来却大舌头，口齿不清。他姓陈，名绍禹，字露清。他的“禹”字原是“火”字旁的，诚如他的弟弟叫陈绍炜。不过，“”字毕竟太冷僻，他后来改用“陈绍禹”。用“绍禹”的谐音，取了笔名“韶玉”。至于王明这化名，是他一九三一年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用的，后来，竟以此名传世。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本书提及一九三一年前的他也称王明。
王明是安徽六安县金家寨（今属金寨县）人，生于一九○四年，比米夫小三岁。一九二五年由上海大学去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为这所大学开张后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改名“波波维奇”，又叫“马马维奇”。很巧，给王明那个班教列宁主义课程的，便是米夫。王明聪颖，也很用功，迅速掌握了俄语，钻研列宁主义理论，得到了米夫的赞赏。这样，不到一年，王明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公社”主席。“学生公社”相当于学生会。这是王明政治生涯的起点。米夫访华，王明成了他的翻译，那八个来月的朝夕相处，使王明跟米夫变得亲密无间。于是，王明成了米夫的心腹。
就在米夫离开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八个多月中，那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斯大林的批评，校长拉狄克下了台，教务长阿古尔被任命为代理校长。他和学校联共（布）党支部书记谢德尼可夫相对抗，各拉一批教师、学生，形成“教务派”和“支部派”。不过，大部分中国学生不愿参与两派之争，便形成了校内的第三势力。米夫和王明回来之后，把第三势力拉在自己身边。随着米夫联合“支部派”压垮“教务派”，米夫也就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王明出任支部局宣传干事。这样，米夫掌握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大权，王明也成了中国学生中的领导人物。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门生王明 2
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共（布）开展反对托洛茨基派的斗争。本来，这纯属联共（布）内部事务，跟中国学生关系不大。可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一下子使莫斯科中山大学成了“反托运动”的重点：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十周年庆典时，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生队伍参加盛大的游行。队伍经过红场检阅台时，学生们高呼“十月革命万岁”、“斯大林万岁”，可是忽然有中国学生高呼“托洛茨基万岁”。斯大林勃然大怒，指令米夫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展“反托”、“肃托”运动。王明借助这场运动，“肃”掉了自己的敌手（很多人并非是托派）。王明以原有的第三势力为基础，日渐形成自己的小宗派。这小宗派自命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二十八个，后来被人们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是一个松散的集体，内中有不少人后来对中国革命作出有益的贡献。他们通常是指：王保礼、王盛荣、王云程、王稼祥、朱阿根、朱子纯（女）、孙济民、宋潘民、杜作祥（陈昌浩之妻）、陈绍禹（王明）、陈昌浩、陈原道、何克全（凯丰）、何子述、李竹声、李元杰、沈泽民、汪盛荻、萧特甫、张琴秋（沈泽民之妻）、张闻天（洛甫）、孟庆树（王明之妻）、夏曦、秦邦宪（博古）、殷鉴、袁家庸、盛忠亮等。据说，还有一个小同学也支持王明，可是观点常动摇，算是“半个”，故又被人戏称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不过，那时的王明，还只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小打小闹而已。
他头一回在中共高层“露脸”，那是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的时候。米夫成为中共“六大”的幕后操纵者。王明作为米夫的翻译，广泛接触了中共高层人物。就连斯大林接见中共领导人时，翻译也由王明担任。米夫参与了扶植向忠发，让他担任中共总书记。不过，当米夫提议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时，受到了代表们的抵制——因为王明连代表都不是，况且又未曾在国内做过实际工作，怎么可以选他作为中央委员呢？
王明终于下决心回国了。那是一九二九年三月，他回到了上海。怀着雄心壮志的他，最初被分配到上海沪西区，为中央秘密党报做送报员兼采访员，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感。四个月后，他担任中共沪东区委宣传干事。又过三个月，调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地下工作毕竟不像在莫斯科高谈阔论，被捕的危险时时在头顶盘旋着。他于一九三○年一月十二日上午在上海英租界被捕。王明十分紧张，当天下午托巡捕送信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潘问友，请求营救。此事完全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为此，中共中央立即通知所有被王明知道住址的人员迅速转移。此事很快传到共产国际，米夫委托“赤色救难会”驻沪代表、瑞士人牛兰出面营救。牛兰花了一笔钱，总算使王明在二月二十八日获释。
出狱后，王明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他被调往全国总工会宣传部当《劳动》报编辑。惊魂甫定之后，王明又开始钻营。一九三○年六月，他得以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使他有机会接近中央。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由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兼任。他在李立三身边工作，变得消息灵通起来。
这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不断被派回国内，其中包括“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人物。王明常在他们之中走动，私下议论。王明根本瞧不起向忠发，骂他是傀儡。王明也看不起李立三，说李立三不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大有取而代之的口气，虽说当时他还只是李立三手下的秘书。但他会伺机而动。
机会终于来了。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当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的主持下，通过那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之后，王明很快获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罗伯特对决议有意见，反对下发这一决议。李立三大骂罗伯特右倾，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于六月二十日向共产国际远东局发出抗议信。信中说：“我们觉得罗伯特同志有一贯的右倾路线，他在远东局的工作，的确妨害中国党领导革命的工作，妨害中国党与远东局的关系，我们要求远东局停止罗伯特的工作。”
王明风闻此事，便找“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随便聊聊”。王明渐渐把话题引到李立三和罗伯特产生矛盾之事。他们四人原本就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一拍即合，都认为应当趁机发动对李立三的批判。不过，王明并不以为李立三“左”，却是以为李立三是“用‘左’倾的空谈掩盖着右倾的消极”。那时，斯大林作了《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长篇演说，批判布哈林，并要求各国共产党都开展反右倾。正因为这样，右倾成了很可怕的罪名，李立三指责罗伯特右倾，王明又说李立三右倾。几天之后的七月九日，中共中央机关举行政治讨论会。博古第一个站出来批评李立三，接着是何子述、王稼祥发言支持博古，嗣后王明作了长篇发言批判李立三，声称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和布朗茨基主义的混合错误”。这一突然袭击，使李立三十分震惊，当场气呼呼地说道：“我知道你们几个莫斯科回来的要搞什么名堂！”
大权毕竟握在李立三手中。没几天，总书记向忠发便出面找王明等四人谈话，宣布他们四人的发言是反对中央决议和中央领导人的，因而是违反党纪的。向忠发还宣布，中央决定给四人以纪律处分：给为首的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以党内最后严重警告处分。四人同时调离中央机关，王明调往中共江苏省委另行分配工作，博古调往工会组织，何子述调往天津，王稼祥调往香港当党报记者。
何子述、王稼祥不得不离开上海。但王明仗着有米夫做后台，不服气……
六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十月底，“二十八个布尔塞维克”中的沈泽民、凯丰、陈昌浩、夏曦从莫斯科回来，向王明透露了来自米夫的重要信息：共产国际要对李立三的错误升级为“路线斗争”，同时要批判瞿秋白的调和主义。
王明顿时活跃起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正是他夺取中共领导权的大好时机！这时，中共中央尚未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还不知道一股北方寒流即将突然袭来……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王明成为中共新领袖 1
历史经过时间的沉淀，才慢慢变得透明起来。
共产国际在“十月来信”中突然提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调子，那是因为他们得知，李立三在八月一日、三日，说了一些对共产国际甚为不逊的话：“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形”，“对共产国际的忠实不等于对中国革命的忠实”，“等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那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是上下级关系，领导和被领导关系，岂容李立三如此“目无领导”。所以一下子把李立三的话说成是那些反对共产国际的“‘左’、右叛徒所爱用的”，一下子升高了对李立三批判的调门。
至于此事一下子涉及瞿秋白，也“事出有因”：那是因为瞿秋白在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时，曾与米夫产生矛盾，在一九三○年春被撤掉团长之职，并决定派他回国。不料，瞿秋白回国之后，由于周恩来的谦让，反而使他成为中共领袖，这完全违反了共产国际和米夫本来的意愿。用当时共产国际领导库西宁的话来说，瞿秋白在中国反而得到了“奖赏”！米夫绝对不允许瞿秋白成为中共负责人，他指责瞿秋白“包庇”李立三，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看来，瞿秋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谁将取而代之？
二十六岁的王明，显得异常忙碌。他几度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坚决为他平反——须知，他如今已成了反对立三路线的“英雄”！他以未来的中共领袖自命，正在忙着起草他上台后的政治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