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病逝于东德。
凯丰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沈阳解放后，担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一九五二年底，凯丰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马列学院院长。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于北京，邓小平主持了凯丰的追悼大会。
张闻天在中共“七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年一月，张闻天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安理会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国，任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一九五九年，他在庐山会议蒙尘，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晚年，张闻天写下富有真知灼见的政治、经济论稿。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张闻天在听了关于中共五十五周年诞辰纪念的新闻广播后，病逝于江苏无锡。
在中共“七大”召开时，王稼祥因病未出席会议。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作为上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落选了！毛泽东得知后，特地在大会上为他讲话。毛泽东说，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确实犯过“左”倾路线错误，但是他后来改正了，他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于中共中央委员的选举已结束，毛泽东提议把王稼祥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这样，王稼祥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他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稼祥是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并任外交部副部长。从一九五一年二月起，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当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文革”中，被指责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一九七四年一月病逝于北京。最让人意外的是，经毛泽东提议，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选为中央委员。李立三几乎成了被遗忘的人物，只是在历数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时才使人记起他的名字。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线”错误，被迫到苏联作“检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内中，有一年零九个月甚至是在监狱中度过！一九四五年，直至郭沫若访苏，才见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国，托他带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这才知道李立三在苏联的具体情况。一九四五年岁末，李立三接到苏共中央联络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并且获准回国工作，顿时使李立三热泪纵横。
李立三回国后，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国民党方面谈判东北问题。不久，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工委书记。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此后，他长期从事全国总工会领导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责为“里通外国”（他的夫人李莎是苏联人），于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遭迫害而死。至于另一位“左”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长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苏区。正受肺病困扰的他，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福建上杭遭捕，与他同行的何叔衡当场牺牲。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刑场遭杀，年仅三十六岁。虽然瞿秋白无缘参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亲笔为《瞿秋白文集》题词，表达怀念之情：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毛泽东题词墨迹选》，档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至于陈独秀，虽说他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而且组织党内反对派，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派代表罗汉要求前来延安，表示赞成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毛泽东曾主张团结陈独秀，但受到王明坚决反对。王明诬指陈独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贴的日本间谍”。毛泽东也就无法再跟罗汉谈什么了。但是，毛泽东仍拍电报给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转告到达那里的罗汉：“我们不拒绝与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但是，要求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此事因陈独秀不愿公开承认错误而作罢。
毛泽东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同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讲话时，仍指出：“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由于毛泽东正确地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使中共“七大”达到他预期的“团结一致，争取胜利”的目的，开成了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开创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团结了各“山头”、各派别，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来一右三“左”的路线错误的账，使中共以他为核心，“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此后，仅仅花了四年时间，毛泽东就战胜了蒋介石，赢得中国大陆的解放，登上天安门城楼大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纵观从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二十八年间，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恰恰是“中点”：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连换了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王明、博古六任领袖。自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后十四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胜利。就这个意义上讲，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1
本书是“红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红色的起点》的续篇。
《红色的起点》出版后，被《文汇报》、《羊城晚报》、《畅销书摘》以及香港《明报月刊》、台湾《传记文学》等近三十家报纸、杂志摘载或连载，收到众多的读者来信。许多读者热忱地鼓励我继续写下去。
《红色的起点》写的是“中国有了共产党”。那么，接下去该写什么呢？不言而喻，应该是“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真巧，就在这时，上海电影制片厂筹拍关于遵义会议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程泽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孙雄飞陪同下，前来我家，约我写这一电影剧本。我以为，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也就是说，“共产党有了领袖毛泽东”。这一约稿，和我的写作计划不谋而合，于是，我也就答应下来。我在完成关于遵义会议的电影剧本《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之后，也完成了同名纪实长篇《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中国二十世纪的伟人、巨人。有关他的传记，从《青年毛泽东》到《晚年毛泽东》，已经有了好多本。本书从领袖史的特殊视角写毛泽东，是历史对中共领袖人物的选择，却是未曾有过的。我选择了这样的角度来写毛泽东，一方面希望写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红色的起点》衔接——因为在建立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急需要选择正确而成熟的领袖。领袖是党的旗帜，革命的舵手。列宁曾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列宁：《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说：“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领袖的选择，在诞生不久、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尤为重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领袖决定一切。在毛泽东之前，一右三“左”，即陈独秀的右倾机会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错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和王明、博古的“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正是由于领袖的错误，才导致党走上错误路线。
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值得从领袖史的角度，去写毛泽东。
《红色的起点》采用“T”形结构，即着重写一九二一年前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横断面，也写及中共“一大”代表们的后来。《历史选择了毛泽东》则采用“○”形结构，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分别是第一章和第八章。第一章写毛泽东之前，以粗线条描述在毛泽东以前的中共领袖史，描述了历史对他们的走马灯般的淘汰。如列宁所说：“他们当领袖是不合格的，看来他们在革命期间将不得不由领袖变为下属，否则就会被抛弃。”列宁：《两个世界》，《列宁全集》，第十六卷。第八章则同样以粗线条描述从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之后，面临张国焘和王明两次严重的挑战，直至中共“七大”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方针写入中共党章。中间的六章，即第二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的核心——历史如何选择了毛泽东。从八七会议写起，写井冈山的斗争，写红都瑞金的艰难岁月，写长征中血的教训，写遵义城里那场举世闻名的会议。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曾经几度被撤职，几度遭批判，一次被捕，几番病重，真可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孟子·告子下》）正是在这历史的角逐之中，毛泽东以其正确的思想、策略和路线，脱颖而出，一跃而为中共领袖，从此领导中共达四十一年之久。
我曾说，我的作品是“跑”出来的。在看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档案之后，有了总体构思，我便开始“跑”——行程万里，到实地去采访，以尽量掌握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本来在一九九○年冬就应该外出采访。由于我患目疾，动了手术，医嘱不能外出，不论飞机、火车或是汽车，都会使刚刚动了手术的眼睛受到震动，造成不良后果。静养了半年之后，尽管医生仍劝我要继续静养，我还是行程万里，外出工作了。一九九一年的夏日，我差不多是在羁旅中度过，为的是进行众多的采访，以写好这部新的长篇。
先是从上海飞往成都，在那里访问了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他是瑞金沙洲坝人，当年曾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站岗，常常见到进出那里的政府主席毛泽东。后来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多年，成为中南海警卫部队的负责人。
接着坐火车在凌晨二点到达遵义。我来到遵义会议纪念馆，他们出于职业习惯，说红军占领遵义也是凌晨二点！在纪念馆参观、采访及查阅档案材料，受到副馆长费侃如、田兴咏以及郑心棻的许多帮助。在遵义，我访问了老红军李小侠，她跟邓颖超、康克清、李伯钊、贺子珍，跟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陈云在一九三五年秋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便提及她：“尤有一事可记者，当红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李小侠，年约二十，同情红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我也访问了遵义会议会址的原主——国民党柏辉章师长的胞弟柏锦章。在贵阳，国民党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老部下万式炯，如今是贵州省政协常委。万老先生是王家烈夫人万淑芬之侄。王家烈当师长时，他是团长。他很详尽地回忆了王家烈追堵红军的经过。接着我前往北京，访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张闻天夫人刘英，王稼祥夫人朱仲丽。有关共产国际的一些问题，我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
在气温高达四十摄氏度的日子里，我来到“火炉”南昌。中共江西省党史办公室骏同志给我很多指点。接着，在井冈山、在红都瑞金采访，分别得到那里革命博物馆负责人朱本良、钟书棋以及李蕊珍、李春祥、黄仲芳的帮助，中共井冈山市委宣传部和中共瑞金县委宣传部给我提供了工作的方便。我一一实地访问毛泽东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使我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后记 2
在采访中，我发觉党史专家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偏颇，即对所谓“反面人物”（其实只是一时犯了错误的人）不大加以研究，我几乎查不到一篇关于博古、凯丰的详细介绍文章；关于李德，因为他写了回忆录《中国纪事》，因而比对博古、凯丰的研究稍稍多一点。
我求助于博古的亲属。我寻访了博古的长女秦摩娅、女婿刘家农，又寻访了博古小女儿秦吉玛、女婿李海渊，才使我对博古有了一些了解。我又访问了曾在博古手下工作多年的温济泽，他谈笑风生，向我说及博古的性格、形象、为人，使我对博古的了解深入一步。
关于凯丰，更鲜为人知。在一份党史杂志上，我甚至查到一篇题为《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的文章。凯丰本名何克全，而凯丰则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因此好几部中共党史著作如《中国共产党史稿》等，都把两人混为一谈，以为“王克全即何克全”，以致不得不出现《王克全、何克全是一个人吗？》这样的文章加以辩误。这恰恰表明，凯丰长期以来处于“被遗忘的角落”。在南昌，一个闷热的夜晚，一个僻远的地方，我得以访问了凯丰的长女何裕清及女婿张慈瑞。不巧，偏遇停电，在烛光之下，听他们长谈凯丰，才使我详细了解了凯丰的身世。对于李德，在中共中央党校，我得到从事李德研究的周文琪的帮助。我访问了年事已高的当年李德的翻译王智涛，访问了亲自接李德进入中央苏区的前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卓雄。李德的另一位翻译伍修权因病住院，我请他的亲属洪庐介绍了有关李德的情况。三位“历史老人”向我讲述自己亲历的故事，使本书增色不少：一位是前已提及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八十六岁，却有着极好的记忆力。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刘英就认识毛泽东。在长征途中，她接替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刘英花了许多时间，向我讲述了她知道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德、聂荣臻、邓小平、刘伯承、任弼时、邓发……另一位是古柏夫人曾碧漪，也已八十六岁。当年，古柏担任过毛泽东秘书，所以曾碧漪早在江西中央苏区，就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与贺子珍、贺怡有着很深的友情。她向我讲述了“邓、毛、谢、古”受打击的情形，讲述了“富田事变”亲历记，这些将近七十年前的重要往事中，健在的当事人已所剩无几了。还有一位是九旬老人郑超麟，他是当年八七会议的出席者，与中共早期的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都有过许多交往。本来，还计划访问陆定一、康克清，但经电话联系，他们正因病住在医院，所以未能访问。另外，经与任弼时女儿联系，计划访问任弼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