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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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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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因此由他在武汉擅自发表的中共中央宣言,与延安毛泽东的主张不同,在外界造成恶劣的影响。    
    王明深知欲取毛泽东而代之,最为关键的一步棋,那就是共产国际的表态。终于,王明走出了一步险棋: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长篇演讲《论持久战》。毛泽东把这一重要著作派人送往武汉,交给《新华日报》发表。《新华日报》是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所办的一份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报纸,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创刊。王明扣下了《论持久战》,不同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只同意印成小册子。就在这时,有一位苏联人要从武汉回莫斯科,王明暗中托他密告季米特洛夫和斯大林,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存在原则性的错误……王明期待着来自莫斯科的指示。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季米特洛夫警告过王明 1

    一九三八年八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一九三六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一九三七年六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元。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当时年已五十六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领袖。一九三三年,由于希特勒制造“国会纵火案”,谎称共产党人纵火,因此正在德国的季米特洛夫被捕。九月,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法庭上,当众揭露法西斯阴谋,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新闻人物。最后,法庭不得不宣布他无罪。    
    苏联派出专机到德国。季米特洛夫出了监狱,直接上了飞机,飞往莫斯科。不久,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总书记并主管中国事务。据王稼祥回忆:    
    我到莫斯科不久之后,就进医院开刀。在出院之后,因身体虚弱,被送到南俄疗养,这已经是一九三七年秋冬之交的时候了。后来,在疗养院中接到莫斯科电话,要我立即回到莫斯科。我回到莫斯科后才知道王明、康生要回国。季米特洛夫在接见王明、康生、邓发和我时,说要留一个中国同志在共产国际工作,并问到我的意见。我说,我想回国工作。季米特洛夫于是说,我们决定把你留下来,因为你懂俄文,而决定邓发去新疆工作。    
    在王明、康生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斯大林知道王稼祥经过长征,非常熟悉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情况,就问他:“红军现在还有多少人?”王稼祥据实回答:“我们红军遭受了严重的创伤,胜利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三万人。”这时,王明在一旁插话道:“还有三十多万人。”王稼祥立即更正道:“斯大林同志,是三万多,不是三十多万。”斯大林听罢,说道:“我们共产党人,应该重视的红军战士,是有理想、拿枪的战士,是能打仗的勇敢战士,而不是吃粮食的人。”王稼祥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在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正在逐渐壮大。”斯大林高兴地说:“你们红军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是一支胜利的部队!”斯大林转向即将回国的王明、康生说:“请把我的话转告给毛泽东同志,并祝他健康!”斯大林当着王明的面,表示支持毛泽东,于是季米特洛夫就更加信任毛泽东。季米特洛夫非常正直。他曾跟王明共事,很快就发觉王明和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而且王明夸夸其谈,又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正因为这样,当王明回国之际,季米特洛夫特地把王明和接替王明的王稼祥一起找来谈话。据王稼祥回忆:    
    季对王明说:你回中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对于中国党的路线,我的印象没有听过(共产)国际说过路线不正确的话。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记得季米特洛夫说过张国焘在中央不是一个好家伙。    
    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据任弼时回忆,季米特洛夫曾跟他说起,在王明回国之前叮嘱过: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国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周国全、郭德宏、李明三:《王明评传》,第二百九十五页,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尽管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已给他打了“预防针”,可是王明回国后依然故我。说实在的,王明在中共党内的资历,远不如张国焘。他能够趾高气扬,是因为当初得力于共产国际米夫的支持。到了后来,米夫失势,反而成了王明的部下!一九三八年,米夫甚至被苏联专政机关处决,那时米夫不过三十六岁!王明回国后,采取“恶人先告状”,背地里托回国的苏联人向季米特洛夫打小报告,告毛泽东,反而弄巧成拙。    
    季米特洛夫最初从陈云汇报遵义会议情况时,知道毛泽东的经历,支持了毛泽东。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便坚决支持毛泽东。应该说,由于王稼祥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高层中大力宣传毛泽东,这使斯大林、季米特洛夫了解毛泽东、支持毛泽东,起了很大的作用。须知,在中共的领袖人物之中,绝大部分曾在苏联学习,唯有毛泽东从未去过苏联。这一回,因为王稼祥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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