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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三也有他的机遇：中共“六大”之后的第六天，共产国际“六大”在莫斯科开幕。共产国际的“六大”，开了两个月。周恩来、苏兆征、项英三常委留在莫斯科开会。另两位常委即向忠发和蔡和森，再加上李立三，先行回国，主持中央工作。随后，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二日，向、蔡、李三人回到了上海。向忠发此人，理论水平低，工作能力也差，不具备当领袖的才能，仅仗着老工人牌子才被捧上总书记的位子。这样，他也就成了名义上的总书记。最初，掌握中共领导实权的是蔡和森，他是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传部长。
三十三岁的蔡和森具备领袖之才，本来他跟罗亦农一样，很有希望成为中共新一代的领袖。他原名蔡林彬，湖南湘乡县（今双峰县）人氏。一九一八年他和毛泽东共同发起新民学会。翌年，他留学法国，猛看猛译法文版的马克思著作。他很快领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他在写给毛泽东的长信中，清楚地阐述了中国必须建立共产党：“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高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
蔡和森于一九二一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二大”至“六大”，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在“五大”，成为政治局委员；在“六大”，则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他的一枝笔，写下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因此，他成为政治局常委时，还兼任中央宣传部长。但是蔡和森回到上海才十来天，却因顺直省委的一些问题牵涉到他，要他向中央常委检查错误。加上他的气喘病发作，他不得不离开中央机关去养病。不久，他被指责为右倾，撤消了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及中央宣传部长的职务。一九二九年一月，他被调往莫斯科，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由于蔡和森犯了“错误”，李立三便取而代之。十一月二十日，李立三取代了蔡和森的地位，被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兼中央宣传部长。这样，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五常委便改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李立三、项英。内中苏兆征于一九二九年二月才从苏联回国，当月就病逝了。
李立三是个趣事颇多的人物。
他曾是毛泽东的“半个朋友”。那是一九一五年夏秋之间，正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毛泽东，化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字的繁体汉字正好二十八画）张贴《征友启事》，欲求志同道合之友。第一个响应的是从浏阳来长沙读书的罗璈阶（后来叫罗章龙），跟毛泽东结交。那时，李立三叫李隆郅，从醴陵来到长沙上中学，认识了罗章龙。于是，罗章龙便把李立三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后来这样忆及往事：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得到的回答一共有三个半人。一个回答来自罗章龙，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接着又转向了。两个回答来自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半”个回答来自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斯诺：《西行漫记》，第一百二十二至一百二十三页，生活·读书·新知（以下简称“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据李立三说，他当时“没有明白表示意见”，是因为他才十六岁，又刚从小县城来到长沙，见识少，一下子答不上毛泽东的提问，所以只成了毛泽东的“半个朋友”。一九一七年，十八岁的李立三中学毕业了，回到故乡醴陵当了几个月的小学教师，便投奔护法战争时任湘军总司令的程潜麾下，当了一名小兵。不久，他这个“小知识分子”当上差遣（相当于连队文书）。一天，他送文书到司令部去，见程司令正在与人下象棋，也就站在一旁看了起来。看着看着，他忽地漏出一句“应回马拦卒”。程潜抬头，见是一名小兵，便问李立三：“看样子，你会下棋。”于是，程潜与李立三对弈，没想到总司令竟败在这小兵手下。程潜跟他攀谈起来，才知彼此是同乡，李立三之父李冒珪还是程潜清末同场考中秀才的“同年”。李立三能诗善文，深得程潜喜欢。一九一九年春，程潜资助李立三进京，进入法文专修馆。
这年秋天，李立三便到法国留学。一九二一年冬，他从法国回来后，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李立三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从事工运工作。一九二二年，他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一九二三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翌年任中共上海区委职委会书记。一九二五年他在上海一家工厂参加选举，由于李隆郅三字笔画太多，工人不易写，刘少奇便建议他改名。正巧迎面站着三个工人，刘少奇说：“就叫李三立吧。”他思索了一下说：“叫李立三吧。”从此他竟以“李立三”这名字传世。这年，他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赴苏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一九二七年任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驻汉办事处主任，然后又兼任中共湖北区委书记。那时，向忠发是他的部下。后来，他参加了南昌起义，旋即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李立三日渐掌握实权 2
李立三在蔡和森遭贬之后，当即取而代之。不过，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上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到上海后，李立三在党内的威望并不及周恩来，中共的领导工作实际上由周恩来主持。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便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新的中央的工作计划。此后，许多中央通告、文件皆出自周恩来之手，而李立三则成为周恩来的副手，向忠发不过是名义上的领袖。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成了当时中共的“三驾马车”。“三驾马车”的局面，持续了一年多。
一九二九年八月下旬，中共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政治局委员彭湃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部长杨殷，因叛徒告密，两人被捕牺牲。
一九三○年三月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上，出现一行奇特的暗语：
冠生病入院。决：准假两月。“冠生”何人？是周恩来的化名！周恩来生了什么病，要入院请病假两个月？原来，“病”是他去苏联的暗语。也就是说，政治局批准周恩来赴苏两个月，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
周恩来一走，李立三便成了中共的主持人。李立三原来是个性情急躁的人。由他掌舵，便一下子把中共推向了“左”的航线。
李立三火暴的脾气，是颇为“著名”的。一九二一年冬，他和一百多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被法国政府遣送回国。轮船在海上悠悠而进。为了打发时光，学生们举行围棋赛。四川队推出了陈毅，湖南队则推出了李立三。李立三急于求胜，给陈毅抓住了弱处，一举击败。李立三一气，把棋子连同棋盘一起甩进了大海唐纯良：《李立三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此事一直在中共党内被传为笑谈，因为当时在场的许多留法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他跟朋友聚谈，别人说及军阀之腐败和凶暴，他每每在一侧大声呼喊“打倒”、“推翻”、“杀掉”。他恨不得把旧世界在一个早上全部推翻掉。正因为这样，他的同志们都熟知他的火暴的脾气，竟为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一次是在安源，谣传罢工失败，李立三去刺杀军阀赵恒惕未遂而牺牲，他的同志们很快信以为真，周恩来主持了他的追悼会！又一次，他参加南昌起义，传说他跟敌人拼杀，血染战场。于是，又为他开追悼会，主持人依然是周恩来！在批判了陈独秀的“跪着降”之后，李立三越发激动起来，日渐“左”倾。
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二日，斯大林会见前来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的负责人时，便和李立三有过小小的争论。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军装，一双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会见中共领导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国形势时，说：“中国革命形势现在还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现
在处于两个高潮之间。”可是，李立三发言时，却说：“中国还是处于高潮。”
斯大林摇头，拿起一张纸，用红铅笔画了两个波浪，指着波浪间的低处说：“中国革命正处于这个地方。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的。别把这浪花当成高潮！”这一历史性的小插曲，准确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个年月，“左”是流行病。共产国际也“左”，周恩来有时也“左”。不过，周恩来毕竟稳健，经验远比李立三丰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来约束。诚如李维汉所言：“恩来走后，立三更加独断专行，政策越来越‘左’。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的决策，往往由他个人决定，党的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来刚走，李立三便发表《准备建立革命政权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一文，鼓吹道：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它的四肢，而没有斩断它的头脑，炸裂它的心腹，还不能置它于死命。要达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阶级最后的激烈的武装暴动。
李立三下令迎接“红五月”，各地中共组织要举行工人总罢工、总示威。五月一日是国际劳动节，那天，光是上海便组织了一万多人涌上南京路游行，结果使许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却以为“中国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再不是斯大林红铅笔所画的波谷。他声称：“现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点燃，准备武装暴动的时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辙。他又一次在中国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极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通过。那篇文件，被称为“立三路线”的“纲领性文件”。李立三以发烫的头脑，写下发烫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我们的面前！”
“暴动的时候要到了，大家组织起来！”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省区首先胜利！”
“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向忠发对李立三言听计从，支持他的暴动计划。有了总书记的支持，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顺”地动用中共中央的名义，对各地下达暴动计划：
组织武昌暴动！
组织南京暴动！
组织上海总同盟罢工！
李立三甚至异想天开，要把苏联西伯利亚的十万华工武装起来，投入战斗！甚至“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李立三这一系列“左”倾暴动计划，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常言道：“吃一堑，长一智。”犯过“左”倾盲动错误的瞿秋白，此时的头脑倒是清醒的。当他在莫斯科读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时，他当即说了一句一针见血的话：“李立三发痴了！”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的复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车站，两个中国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他俩急于回国，照理说是应当乘东去的列车，但他俩一反往日的路线，取道德国回去。两名中国男子，一个叫“斯特拉霍夫”，一个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来。他们心急如焚，要赶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不光是他俩着急，共产国际执委会也着急了。于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立即与他俩一起，起草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由于这份决议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称“七月决议”。他俩带着“七月决议”，踏上归程。为了避免万一的意外使两人同时被捕，在德国时周恩来先走一步，这样，他于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阔别两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来给头脑正热的李立三带来了清凉剂——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七月决议，来了个急刹车，结束了“立三路线”。
紧接着，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贯彻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现存的会议记录上称，此会是在“避暑的庐山”上召开的。其实那是隐语。所谓“庐山”，是指上海麦达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豪华洋楼，那幢洋楼还真的有点“庐山”气派。会议是由瞿秋白主持的。关于这一点，列席会议的聂荣臻（他当时在中共特科工作，负责会场的保卫工作）回忆道：“恩来是这次全会的实际主持人，但他很谦虚，总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让他主持会议，作报告，发表结论性意见。因此，三中全会使瞿秋白同志成为党中央实际上的主要领导人。恩来这种没有个人私心的谦让精神，令人钦佩。”聂荣臻：《学习恩来的优秀品德，继承他的遗愿》，《不尽的思念》，中央文献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在会上作《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是“特生”，即向忠发，他承认，中央政治局“犯了‘左’的个别冒险倾向的错误”。这“个别”两字，自然是为他自己掩饰。“少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少山”，即周恩来。“之夫”作了大会结论。“之夫”，亦即瞿秋白，取义于“杨之华之夫”，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妻子。“柏山”承认了“策略上有‘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我是应当负更多的责任”。“柏山”，即李立三。会议选举的政治局委员保持原有的阵势，只是补选关向应代替已去世的苏兆征。七位政治局委员分别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李立三、关向应、张国焘。政治局的三常委改成了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众多的文献上均这样记载，但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称三常委为向忠发、周恩来、徐锡根）。也就是原先的“三驾马车”中的李立三，换成了瞿秋白。
瞿秋白复出了，有了错误的教训，又有了两年的冷静反思，瞿秋白比过去显得更成熟。不过，大抵由于瞿秋白有过类似于李立三的“左”倾经历，他对李立三的批评是温和的，只是说他“犯有‘左’的冒险主义倾向的错误”，而不是说他犯了路线错误。对李立三的处理也是温和的，只是撤销他的常委职务，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员职务。
大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写信，肯定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评中显明地正确地指出了自己的错误，它的来源及其对于这些错误的责。”信中还斥责了“共产主义的叛徒”和“党内的右倾分子”，称他们“总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