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捉拿、严加审问，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和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统统供报出来了……（中共赣西南特委《紧急通告第二十号》）如此“软硬兼施”、“严加审问”，使朱家浩乱供，使谢兆元乱供，使一大批被“捉拿”的人乱供，造成了“AB团”满天飞的局面！
中共赣西南特委把这逼供的结果写成报告，送给毛泽东，把毛泽东也弄糊涂了，以为那里的领导机关真的“多数为‘AB团’所充塞”，必须“来一番根本改造”，以“挽救这一危机”（《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四日）。并把情况上报中共中央。周以栗也被弄糊涂了，以为“赣西南党团的最高机关”“充满了‘AB团’”（《周以栗致湘东特委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十九日）。
十二月七日，总前委派出了李韶九作为特派员，前去吉安东固领导肃反。
李韶九此人，原在程潜的第六军五十四团四连担任指导员。八一南昌起义时，他成了俘虏，加入了朱德部队。当朱德部队在东江失利后，他又重新回到国民党部队。半年后，再度加入红军，来回摇晃于红白之间。
李韶九一到东固，在他看来，简直遍地是“AB团”。在十二月七日到达，至十二月十日晚，短短四天之间，他竟在那里的中共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中共赣西南特委三个机关中，逮捕了一百二十名“AB团”嫌疑犯，而且把其中五十多人处决晓农：《李韶九与AB团》，《江西党史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六期。用今日的语言来说，李韶九此人搞的，乃是“肃反扩大化”！李韶九又把怀疑的目光投向驻扎在吉安富田的红二十军，逮捕了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说他是“AB团分子”。谢汉昌又乱供二十军一七四团政委刘敌是“AB团分子”。不过，刘敌和李韶九都是湖南嘉禾县人，看在同乡的面上，李韶九找刘敌谈话，指出他是“AB团分子”，却没有逮捕他。
李韶九押着谢汉昌离开富田去东固时，十二月二日，刘敌便召集第一营的干部说：“李韶九是反革命，把我们的政治部主任谢汉昌捉起来了，以后还要抓我们。”于是，刘敌率一营去东固抓李韶九。李韶九逃掉了。刘敌释放了谢汉昌，释放了一大批被抓的所谓“AB团分子”，其中包括江西省行委的段良弼等。这一事变震惊了苏区，史称“富田事变”。事情闹大了。段良弼、谢汉昌等以为李韶九是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来的，便带着红二十军过了赣江，到永新、永阳一带，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事情越闹越大。段良弼、谢汉昌他们要制造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和朱、彭、黄、滕的矛盾，造成分裂，于是想出了伪造毛泽东信件的计策。内中有个名叫丛永中的，平日喜欢模仿“毛体”，此时派上了特殊的用场：伪造毛泽东亲笔信。就这样，彭德怀和朱德都收到了那奇特的“毛泽东亲笔信”。所幸，彭德怀、朱德都察觉了这一诡计，没有上当。那时，红军正面临着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如果彭、朱中计，红军分裂，马上就会被蒋介石所击破！关于“富田事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当时“答辩”的一封信中指出：实行挑拨离间，竟不惜一面说出要勒招朱、彭、黄、滕的罪状捕杀朱、彭、黄、滕，一面企图挑拨朱、彭等来杀毛周（“周”指中共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引者注），竟如此毒辣，陷害同志……②《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信中对这一事件，作了如下分析：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呢？是不是泽东同志个人问题？决不是，如果是毛泽东同志个人问题，为什么还要提起周以栗同志呢？“纵令退一万步”以栗同志刚到江西，使了什么政治手腕？捉了哪一个？打了哪一个？AB团取消派还得敢造谣言吧。那末为什么要打倒毛泽东同志呢？正因为毛同志，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目前实际在领导斗争，推动中国革命。AB团取消派企图破坏中国革命，所以就要打倒毛泽东。正因为以栗同志代表中央正确路线。所以同样要提起。AB团取消派为什么要拥护朱彭黄呢？并不是拥护革命，因为革命就没有私人拥护与否的问题。他们也不是忠实拥护朱彭黄，他们的阴谋是拉了朱彭黄，打倒毛泽东，首先集中力量，打倒一个，然后再给一个打倒，同志们当此阶级决战紧急，蒋介石在外面大喊打倒毛泽东，AB团取消派就在革命战线内喊打倒毛泽东，这是如何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呵！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从上海派来中央“三人团”
“富田事变”惹起一番大风波。事情变得错综复杂：段良弼、谢汉昌、刘敌等所谓“‘富田事变’头目”，本不是“AB团分子”，硬是被李韶九搞“扩大化”而“扩”进“AB团”之列。可是，他们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发动“富田事变”。特别是伪造毛泽东的亲笔信，差一点挑起一场大内乱！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为那些指责他们是“AB团分子”的人提供了“证据”。解决“富田事变”这棘手的任务，落在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的头上。项英当时的头脑还算是比较冷静的。他首先抓住了重要的一条，即段良弼、谢汉昌发动“富田事变”之后，带走了红二十军，虽然脱离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领导，但并没有去投降国民党。这样，由项英主持，一九三一年一月十六日召开了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通过《中央局通告第二号——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对富田事变所采取的斗争路线”，认为“富田事变完全是反党的反革命的行动”，并决定“将富田事变的首领段良弼、李伯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等开除党籍”。但是，决议并没有称“富田事变”是“AB团的暴动”。决议还指出，今后“绝对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听人乱供乱咬，加以逮捕”。项英对“富田事变”进行“冷处理”。他“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的指示，通知赣西南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这样，他没有用武力去解决红二十军。经过宣传、教育，红二十军回归到红军中来。“富田事变”的领导者谢汉昌、刘敌、李伯芳等，“向党承认自己的错误，请党教育”。这样，一场剑拔弩张的“富田事变”，经项英妥善处理，也就安然过去。红二十军开赴前线，参加了跟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此波刚平，彼波又起。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旬，从上海派出了“三人团”，来到当时中央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所在地宁都县青塘圩。这“三人团”的正式名称叫“六届四中全会代表团”。那时因为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上台。为了在苏区贯彻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中共中央派出了代表团。代表团共三人，即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人称“三人团”。和“三人团”一起来到苏区的，还有叶剑英、欧阳钦。任弼时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这位留着八字胡、戴近视眼镜、二十七岁的湖南人，早在一九二○年秋，便出现在上海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新渔阳里六号的石库门房子里。那儿门口挂着“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外围组织。任弼时是第一批学生中的一个，学习俄语，教师是杨明斋以及维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这年冬天，任弼时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春，任弼时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翌年，在那里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四年他返回中国。一九二六年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代理书记、总书记。大抵由于他有过苏联留学经历，在王明看来是信得过的，因此派他来苏区。他是“三人团”中级别最高的人物。王稼祥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个，王明理所当然信得过。
顾作霖不过二十三岁，是“阿拉上海人”，出生在上海嘉定徐行。十七岁那年，他考入上海大学，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亦即一九二六年，转为中共党员。他担任过中共山东省委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进入苏区前夕，他在上海担任团中央组织部长。当时，他的妻子杨龙英正临产，他的儿子顾家来只一岁。他告别爱妻、幼子，和任弼时、王稼祥一起化装成商人，经香港、汕头进入闽西，再进入江西。“三人团”到来之后，江西苏区有了两位中共政治局委员和一位政治局候补委员，即项英、任弼时以及毛泽东。不过，项英很快就遭到“三人团”的排斥。虽说项英在六届四中全会上仍保持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他最初是为了贯彻六届三中全会而派到江西苏区来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对六届三中全会的否定。没多久，“三人团”便批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是“完全错误”的，“根本没有指出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反而肯定‘富田事变’不是‘AB团’的暴动，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无原则派别斗争演进而成的，更是大错特错”。于是，项英被认定“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撤去了中共苏区中央代理书记的职务。
由谁取代项英呢？一九三一年五月，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接着，六月二十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亦进行改组，撤去项英的主席职务，改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项英为副主席，叶剑英为总参谋长，周以栗为政治部主任。这样，毛泽东成了苏区中共和红军的双重最高首长。毛泽东成功地领导红军战胜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使他的声望大振。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横扫千军如卷席”1
南昌的百花洲，那里的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主任易人。首任行营主任鲁涤平因“指挥不力”，被蒋介石撤职。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民国日报》报道，蒋介石“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西上，代理总司令职权指挥南昌武汉两行营，处理湘鄂赣闽四省剿共事宜，藉以统一指挥，而专责成，以冀最短期间，将四省共匪肃清”。四十一岁的何应钦，虽然出生于贵州义兴，但祖籍江西。他跟蒋介石有着颇深的交情：一九○八年，十八岁的何应钦赴日本留学，在振武学堂结识比他大三岁、来自浙江奉化的小伙子。那小伙子便是蒋介石。同窗之谊，使蒋何之间变得亲密。
何应钦回国后，在黔军中任团长、旅长以至成为黔军总参谋长。由于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突然遭刺，他失去靠山，离黔出亡，到广州任孙中山元帅府参谋。当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任战术少将总教官兼黄埔军校教育长，从此蒋何携手。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出任海陆空军总司令时，何应钦出任海陆空军司令部总参谋长。翌年，何应钦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 蒋介石派出了何应钦这么一位军界大员坐镇南昌指挥，表明了他对此番再度“围剿”的重视。蒋介石反省上次“围剿”之败，败在“长驱直入”，入了毛泽东布下的“口袋”。这一回，他对战略方针作了修改，改成：“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紧缩包围。”
何应钦调集了二十个师又三个旅，兵力二十万，比第一次“围剿”增加了一倍，即毛泽东的词中所谓“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这时红军的总兵力为三万五千人，只及国民党军队的六分之一。蒋介石发表演说，他紧握拳头，大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上，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可是，面对“二十万军重入赣”，他却提出了错误的意见。他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引述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项英见过斯大林。当他对没有见过斯大林，连苏联都没有去过的毛泽东说出这番话来时，心中充满着一种自豪感、优越感。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以为红军分散游击，可以分散敌军的目标。毛泽东力排众议，依然坚持“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分析敌情，指出这二十万“全部是蒋之非嫡系部队”，不必过分惊慌。他主张“拣弱的打”。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的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新派来的“三人团”的认可。何应钦指挥着二十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连营七百里，徐徐朝南推进。到了四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昌、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是一位军事奇才，是一位“无师自通”的将才。他约了彭德怀，在东固一带的群山之中钻来钻去，一边摘吃山上的刺梅，一边察看地形，最后看中了东固这块地方。
东固在上回“捉了张辉瓒”的龙冈之北，地形很有点像井冈山，只是没有井冈山那么高罢了。东固群山环抱，北有东固岭、钟鼓山，东南有名为“狐狸十八歇”的大山，南有大乌山、荒石岭，西南有白云山，西有观音崖，西北有九寸岭，群山之间，只有五条羊肠小道，类似于井冈山那五大哨口。这是易守难攻的好地方。自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起，毛泽东就把三万红军主力调入东固，派兵严守各山口。三万大军在这深山之中悄然待命，伺机而动。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蒋军，而且挨得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四十华里；北面有郭华宗部队，驻扎水南、白沙，离东固只有七十里；南面有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军夹击，那就天机尽泄，陷入包围圈之中。项英挖苦毛泽东，说他“钻牛角”。毛泽东坦然答曰：“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毛泽东看中东固，除了那里群山环立、地形极为有利，还在于中共在东固有很深的根基，那里曾被誉为赣西南“群众斗争最红的地方”。三万大军进山，那里的妇女、孩子都帮助放哨，查“路条”。家家户户借粮给红军。不过，东固原本只有万把人。陡然增加了三万青壮年，粮食顿时紧张，蔬菜也不够供应。于是，红军从每日三餐改为每天两顿，纷纷上山挖竹笋、下田逮泥鳅、入河摸螺蛳，权且当菜。
何应钦和毛泽东，两位主帅都在摸对方的底：何应钦觉得好生奇怪，怎么一路“稳扎稳打”，从未遇上有力的抵抗，不见红军主力的踪影？毛泽东坐在深山之中，却也在终日琢磨，选择什么时机突然奇袭，才会收到最好的战果。
何应钦的右路军总指挥为王金钰，王手下的部队之一是第二十八师（原称新编第五师），师长公秉藩，乃是红军的老对手。公秉藩部队参加过第一次“围剿”，那时首先攻占东固的是他，跟张辉瓒部队在浓雾中火并的也是他。上一回，幸亏他逃得快，才算未曾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