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提出什么问题呢？就是对于时局的估量和伴随而来的我们行动问题。我以前感觉到至今还有些感觉你对于时局的估量是比较的悲观。去年五月十八日晚上瑞金的会议席上，你这个观点是最明显。我知道你相信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要到来，但你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因此，在行动上你不赞成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而只赞成闽粤赣交界三区域的游击；同时，在三区域也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观念，因之也就没有由这种赤色政权的深入与扩大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深刻观念……似乎你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的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希望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或做到某个地步了，然后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的革命不适合的。
你的这种理论的来源，据我的观察，主要是没有把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最后阶段中互相争夺的殖民地一件事认识清楚。以上这些被删去的原文，可从中共中央北方局一九四四年印行的《抗战以前选集》中查到。毛泽东在信中，提及了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他写道：中央二月来信就是代表那时候党内悲观分析的证据……
中央二月来信的精神是不好的，这封信给了四军党内一部分同志以不良影响。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百○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毛泽东对悲观情绪的根源作了如下分析：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革命的主观力量确实大为削弱了。剩下的一点小小的力量，若仅依据某些现象来看，自然要使同志们（作这样看法的同志们）发生悲观的念头。但若从实质上看，便大大不然。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九十九页，第一百○二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最后，毛泽东以充满诗意的笔触，如此热烈欢呼道：
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百○六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版。
毛泽东此信，写得这般潇洒，表明他复出后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信的结束语，也是后来被删除的。原文是：
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高潮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的就在于这一点。古田镇赖家坊“协成店”小屋的油灯，彻夜通亮。毛泽东一气呵成地写成了给林彪的这封长信。同时他加上了《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交付油印，发至各大队党支部。后来，此信以《毛泽东同志写给林彪同志的信》为题，收入一九四一年出版的《六大以来》。一九四七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也全文收入此信。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林彪致函中共中央宣传部，要求印行《毛泽东选集》时，此文不要公开他的名字，称这样可以“不在群众中引起误会”，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此时，林彪已是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共东北局书记。
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请求，将此信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同时删去了信的开头几段和末段中直接涉及林彪的文字。
这样，由中共中央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编定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一九五二年印行时，《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没有提及林彪：“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篇通信，是为批判当时党内的一种悲观思想而写的。”“文革”中，林彪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仍耿耿于怀于这笔旧账。一九六九年九月，林彪授意他人代表，写了《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一词：
繁茂三湾竹树，
苍茫五哨云烟。
井冈搏斗忆当年，
唤起人间巨变。
红日光弥宇宙，
战旗涌作重洋。
工农亿万志昂扬，
誓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
万千往事萦怀。
英雄烈士启蒿莱，
生死艰难度外。
志壮坚信马列，
岂疑星火燎原。
辉煌胜利尽开颜，
斗志不容稍减。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一九七二年七月。内中的“岂疑星火燎原”一句，显然是想把那笔旧账勾销。据云，拟稿者最初写作“何疑星火燎原”，林彪改为“岂疑星火燎原”。
如此反反复复，历史云遮雾嶂。直至一九九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二版问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的题注才如实写上：这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毛泽东“春风得意”驰骋赣南
星星之火在扩大。朱毛红军——红四军，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树起了一面武装斗争、武装割据的旗帜，各地纷纷响应，冒出了一支又一支新的红军。
红五军——以彭德怀为军长、滕代远为党代表，活跃于湘鄂赣边界。
红二军——以贺龙为军长、恽代英为政治委员（未到任），活跃于湘鄂西一带（该军最初亦曾称“红四军”）。
红四军——与朱毛红军同名，由邝继勋为军长、余笃三为政治委员、徐向前为参谋长，活跃于鄂豫皖边区（这支红四军中的一部分，原曾称“红一军”）。
红六军——同称“红六军”的有三支部队。一是以孙德清为军长、周逸群为政委的红六军，活跃于鄂西洪湖地区；二是以李勋为军长的红六军，亦在鄂西；三是以黄公略为军长、刘士奇为政委的红六军，活跃于赣西、湘赣边界一带。
红七军——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十一日广西百色起义之后诞生的，以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西右江地区。
红八军——一九三○年二月在广西左江地区成立，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
红十军——军长方志敏（后为周建屏），活跃于赣东北和闽北地区。
红十一军——同称“红十一军”的有两支部队。一支以吴光浩为军长、戴克敏为党代表，活跃于鄂东；一支以古大存为军长、胡丙泰为政治委员，活跃于广东东江一带。
红十二军——也有两支。一支是以伍中豪为军长、邓子恢为政治委员（最初称“红九军”），活跃于闽西一带；一支由谢振亚领导，活跃于鄂东南一带。
红十四军——以何昆（李维森）为军长、李超时为政治委员，在苏北活动。
红二十五军——军长邝继勋、政委王平章，活跃于鄂豫皖一带（一九三一年十月始建）。
红二十六军——一九三○年九月十九日，河北南部的东明、长坦两县农民暴动，打起了“红二十六军”军旗。此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地区组织武装暴动，队伍亦称“红二十六军”。
如此众多的红军在中国大地诞生，显示了毛泽东的影响。因为毛泽东最早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最早创建红色根据地，朱毛红军成了一面旗帜，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标杆。虽说当时的毛泽东，还只是“各路诸侯”中的一个，却已成为各路红军的榜样。
从一九二七年秋收起义到一九三○年，不过三年多的工夫，在毛泽东的影响下，中国有江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广东、广西、河南、安徽、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十三个省的三百多个县，发生了武装暴动，建立了大小十五个红色根据地，建立了十三个军的正式红军，共六万二千七百余人，稍后则发展到十万人。赤卫队也发展到十多万人。毛泽东率部从闽西转入赣南，一月十六日占领了广昌。他复职后，精神颇佳，那曾经折磨他多日的疟疾也霍然而愈。他满怀信心地指挥着红四军。
红四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上上下下也都充满着信心。此时，红四军早晚点名，官长喊一声“进攻敌人”，士兵便答一句口号：
进攻敌人——消灭军阀混战！
进攻敌人——武装拥护苏联！
进攻敌人——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
进攻敌人——彻底分配土地！
进攻敌人——扩大工农武装！
进攻敌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
一九三○年二月，毛泽东率部从广昌进逼江西中部重镇吉安。心境愉悦的他，在行军途中哼成《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一首：
漫天皆白，
雪里行军无翠柏。
头上高山，
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
赣江风雪迷漫处。
命令昨颁，
十万工农下吉安。
内中“雪里行军无翠柏”一句，在一九六三年公开发表时，改为“雪里行军情更迫”。毛泽东率红四军在江西中部、南部驰骋。到了一九三○年三月，赣南一带除了赣州、吉安等几座孤城，三十多个县都变成红色，形成了赣南根据地。
赣南根据地跟闽西根据地连成一片，红色区域日渐扩大。这一大片红区，史称“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样，毛泽东在丢失了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又创立了新的、更大的根据地。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也扩大了。一九三○年六月，以红四军为基础，和红三军、红十二军合编，组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指挥。这“政治委员”一词，是周恩来沿用苏联红军建制的，改掉了中国红军中原设的“党代表”。由周恩来起草的中央“九月来信”中说：“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自从毛泽东出任红军第一军团政治委员后，人们也就称他为“毛委员”；在此之前，人们对他的习惯称呼为“毛党代表”。
不久，红五军、红八军、红二十六军合编，组成红军第三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
一九三○年八月，红一军团又与红三军团合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为总政治委员，朱德为总司令。朱德的“总司令”之称，便始于此时。后来，他成为“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这个“总”字，最初也起源于红一方面军总司令这一职务。
红军第一方面军拥有三万兵马，比毛泽东初上井冈山时的那七百多人，声势要大得多了。春风得意的“毛委员”已在江西树起一面红色的大旗……
第三部分：驰骋赣南李立三猛烈抨击毛泽东 1
就在毛泽东结束了在闽西的半年的沉默，闯进赣南，打开了新的局面的时候，他又遭到了猛烈的打击。
这一回新的打击来自中央，来自他的老朋友李立三！
一九三○年三月，周恩来由上海去苏联参加联共（布）第十六次大会，并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便完全落到了李立三手中。
李立三开始实行他的“左”倾冒险机会主义路线。
一九三○年六月九日，柏山（即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时，对毛泽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立三如此说：
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害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他以为江西是革命首先胜利的区域，条件是：一、资产阶级弱，二、无地方军阀，三、帝国主义的力量弱。他对红军的发展，则完全是游击战争的观念。这一问题必须要根本解决。游击战争的战术已不适合于现在的形势……《柏山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目前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内容的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想当年，这位李立三看了《二十八画生征友启事》去见毛泽东时，羞羞答答“没有明白表示意见”。在毛泽东面前，李立三是个“小弟弟”。如今，李立三把持了中共中央领导权，批评起“四军毛泽东”来，一点也不客气。
李立三挖苦毛泽东的“游击战争的秘诀”，是“逃、跑、走”。
据云，李立三的嘴甚大，他常给朋友表演“绝技”：把拳头伸进自己的嘴里，转了一圈，再把拳头取出。此刻，他张着大嘴，正在大声鼓吹他的路线：红军“需要夺取中心城市，向敌人主力进攻，向交通中心发展”。确实，毛泽东有着一条“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的路线。他的游击战争经验，是近四年红军作战切切实实的总结。然而，坐在上海亭子间里的李立三，却要对毛泽东进行“根本解决”！
六天之后——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李立三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红四军前委，即毛泽东，下发了命令式的一封信。信的措辞，是异常激烈的：
你们固执过去的路线，主要的原因是你们没有了解整个革命形势的转变。这的确也难怪你们，因为你们处境太偏僻了……你们应当深刻的了解自己的错误，按照中央的指示转变你们今后的路线……如果前委有谁不同意的，应即来中央解决。《中央致四军前委的信》（一九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李立三强调，“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革命形势正在成熟”。他要求毛泽东率红四军“向中心城市与交通区域进攻”！光是写信、下命令还不够，他还特地指派了中央特派员涂震农向红四军传达、督战。李立三此时是上级，毛泽东是下级；李立三此时代表中央，毛泽东代表地方。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毛泽东不能不执行来自中共中央的命令：进攻南昌！然而，脚踏实地的毛泽东，当然掂量得出进攻南昌该付出多少血的代价。
毛泽东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聪明：七月十一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北雨坛脑召开了红军和地方武装人员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
七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朱德率部攻克清江县樟树镇，歼守敌两个营。二十六日，攻克离南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