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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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三部曲之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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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时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两党公开决裂。在中共《对时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是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七月二十一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七月二十七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因此斯大林拒见他。随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六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二九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一九五三年病逝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1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网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二十九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的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百五十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六年版。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共(布)。一九二六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时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沓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沓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他们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会议是在极度匆忙、 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八月三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八月七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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