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此人，也确实有点迷惑人的“革命”色彩：早年，他曾潜入北京，策划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为他赢得了英雄的声望。接着，他追随孙中山左右。孙中山病危之际，他代孙中山起草遗嘱。在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却“容共”，让武汉变成了“赤都”……可是，汪精卫变脸了！他在《武汉分共之经过》中，十分形象地勾画出他当时的见解：已经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经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要将国民革命带往共产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否则只有消灭国民党之一法。要将国民革命带往三民主义那条路去的，不能不将共产党变做国民党，否则只有消灭共产党之法。正如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
六月十七日，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通知鲍罗廷，解除他的顾问合同。这是汪精卫决心实行“消灭共产党之法”迈出的第一步。
在这样的时候，陈独秀还在念念叨叨：共产党“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必须纠正过火行为”……历史到了急转变的时刻，陈独秀终于从车子上被甩了出去。已经在中共“五大”上受到尖锐批判的陈独秀，此时更是不孚众望。他结束了他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生涯，“不视事”了！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经过，蔡和森的《党的机会主义史》中这样写及：
不知道是七月初几（和森于七月二日大发旧病，三日由国焘通知说常委决定和森送入医院养病，愈后即去九江有事），老鲍（指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引者注）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当时习惯把共产国际简称为“国际”。本书后文中还多次用及，不另注——引者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
蔡和森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他的《党的机会主义史》是他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在中共顺直省委作的报告（一九二八年七月经整理后全文发表于《顺直通讯》第二期）。他报告中的这段话，是迄今关于陈独秀“不视事”的最清楚、最详细、最权威的原始文献。
令人费解的是，在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怎么忽地派陈独秀、谭平山去莫斯科“讨论中国革命问题”？更奇怪的是，怎么又把瞿秋白、蔡和森派到苏联海参崴去“办党校”？莫斯科不是已经有一所培训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山大学吗？为什么还要去海参崴再办一个呢？即使再办一个，又何必要瞿秋白、蔡和森去办呢？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作出如此奇特的决定，其实是为了顾全陈独秀的面子，让他体面地下台。因为陈独秀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领袖，在社会上有着广泛的影响，不便直截了当地宣布撤职。至于说派瞿秋白、蔡和森去海参崴“办党校”，全然是“虚晃一枪”而已。诚如蔡和森所言：鲍之提议改组五人政治局及独秀、平山赴莫斯科等皆系敷衍国际的；又恐独秀、平山知道此情，故又提出秋白、和森赴海参崴陪衬。这种用心，至八七会议时才有人说出。
李立三在一九三○年二月一日所作的《党史报告》，同样道出了鲍罗廷的“秘密”：他宣布改造中央也是用手段，找我们五人去，说形势非常紧迫，要主要负责人走开，陈独秀、谭平山到莫斯科，和森、秋白到海参崴办党报（校），另组织五人的中央，五次大会的中央是这样不光荣的结束。
其实，更准确地说，在鲍罗廷的“手段”之下，陈独秀的总书记之职“不光荣的结束”了。经中共党史专家考证，作出这一决定的日子是七月十二日。《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作了如下表述：七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成立，陈独秀停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大事年表》，第二十四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从此，中共的第一任领袖陈独秀下台——虽然当时还只是“停职”，不是撤职。
新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的五名常委之中，张国焘和李维汉是两个多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当选的，新增的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三人。
奇怪的是，五常委之中，依然没有瞿秋白——虽然他当时大有取陈独秀而代之的趋势。五常委没有明确以谁为首。与陈独秀同时被停职的，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彭述之。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诞生的翌日，便发表了与陈独秀退让政策明显不同的《对时局宣言》，揭露了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已在公开准备政变，以反对中国人民极大多数的利益及孙中山先生之根本主义与政策”，宣布“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从此，国共两党公开决裂。在中共《对时局宣言》发表的次日，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发表声明，脱离国民政府，谴责蒋、汪：他们不再是孙中山的真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当天夜里，汪精卫下达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密令。
第二天——七月十五日，武汉一片腥风血雨。“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于是大批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之中。“赤都”武汉顿时变成了“白都”！“四一二”、“七一五”，从此被作为不祥的日子，载入中国现代史史册。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瞿秋白崭露头角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完全转入了秘密地下活动。
陈独秀拒绝赴苏。他躲在武昌一个偏僻的工人住宅区里。和他住在一起的，只有他的私人秘书黄文容。已“不视事”的他，不再参与中共中央的工作。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在七月十八日作出重要决定：在南昌组织武装起义！于是，七月二十日五常委之一的李立三和谭平山、恽代英、邓中夏、叶挺来到江西九江。二十六日，另一常委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九江。紧接着，常委张国焘也来到这里。这么一来，五常委之中，有三常委前往江西，忙于组织南昌起义。
蔡和森在汉口医院养病。留在武汉秘密活动的常委是李维汉和张太雷。那时候，李维汉化名罗迈。行踪最为奇特的是瞿秋白。七月十二日，他出席了由鲍罗廷主持的那次临时政治局会议，鲍罗廷所宣布的新的五常委之中没有他，并声称要他去海参崴。当天夜里，他就从武汉消失了！瞿秋白到哪里去了呢？在长江轮船上，出现他瘦削的身影。他的身边，正坐着鲍罗廷！据云，鲍罗廷要去庐山“休养”，瞿秋白和他同往！一路上，他俩用俄语低声地交谈着。
鲍罗廷的心境是复杂的：他作为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四年，曾在中国共产党内受到普遍的尊敬；他又曾和孙中山密切合作，出任国民政府顾问，在国民党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可是，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发出的通缉令，捉拿的两名“首犯”，一名是陈独秀，另一名便是他；汪精卫如今也解除了他的顾问身份，并要缉捕他。最令他痛心的是，共产国际鉴于蒋、汪的反叛，中共的危机，又把责任归咎于他。在这样三重的压力之下，他本想卸任回国，无奈他的妻子范娅在北京落到军阀张作霖手中，被押作人质，又使他无意独自回去。总算在七月十二日这天，他接到北京来电，说范娅已获释，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这样，他回国之举已定。他想在回国之前，找个安静的地方，跟中共领导人细细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于是，他选中了庐山作为“休养”之地。至于他为什么撇开新当选的五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偏偏只带瞿秋白一人上山，乃是一个历史之谜。显然，熟知中共内情的这位“老鲍”，已选中瞿秋白接替陈独秀，在离华之前，要把领导担子移交给瞿秋白。
山下正风云变幻。在云遮雾绕的庐山，“老鲍”跟瞿秋白彻夜长谈，研究着中共下一步的暴动计划，以及中共新的战略方针和工作原则。鲍、瞿密谈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七月二十一日，他俩从庐山悄然返回武汉。当天，鲍罗廷便宣布：增加一名中共政治局常委。这位新常委就是瞿秋白。虽说鲍罗廷没有明确指定六常委中以谁为首，而实际上他安排了新常委瞿秋白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可谓“后来居上”。从此，瞿秋白成为中共的第二任领袖，虽然他当时的名义只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这位二十八岁的常州人，是中共的后起之秀。他在二十一岁时，也就是一九二○年时作为北京《晨报》的记者前往苏俄，日渐接受红色影响。他见过列宁。后来，他经同乡张太雷介绍，于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其实他的本名并不叫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人之中，他的笔名、化名恐怕是最多的一个，多达一百来个！“秋白”原是他的笔名。他有时叫“维它”，用“瞿”的谐音化名“屈维它”，也用过“陶畏巨”、“狄康”、“之夫、“美夫”、“董龙”、“樊梓生”、“陈笑峰”、“司马今”、“史铁儿”、“林复”、“宋阳”、“魏凝”、“范易”、“何苦”等笔名、化名。他在苏俄则化名“斯特拉霍夫”。这也难怪，因为他是记者出身，文章满天飞，又长期在秘密状态下工作，不能不“打一枪”换一个名字。如今，他的传世之名叫“瞿秋白”。这名字很容易使人误以为他生于秋天，联想到“月落乌啼霜满天”。其实他出生于新年之初——一八九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常人头顶只有一个发旋，他却有两个，正因为这与众不同之处刚生下便得了个奶名“阿双”。父亲瞿世玮喜欢咬文嚼字，给他取名“瞿艭”，以纪念他头上那两个发旋。“艭”是冷僻的汉字，小船之意，与“舸”相对应，“舸”即大船，所谓“百舸争流”。他长大后，嫌“艭”字过分冷僻，于是自己改名为“瞿爽”、“瞿霜”，依然是“双”字音。不过“爽”、“霜”都与秋天紧相连，所谓“秋高气爽”，所谓“万类霜天竞自由”。他由此衍义，取了笔名“秋白”，亦即“霜”的含义。倘若不是这么细细考证，人们很难知道“秋白”竟出典于他头发的双旋！瞿秋白聪颖机敏，又擅长文笔。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在苏俄采访，写下大量报道，写出《赤都心史》等著作，在中国产生广泛影响。一九二三年初他回国之后，很快成了中共一支笔，成为中共中央三家机关刊物《新青年》、《向导》和《前锋》的主要撰稿人。一九二三年他出席中共“三大”，便主持起草了党纲。一九二四年出席国民党“一大”，又参与大会宣言的起草。瞿秋白在中共担任的职务，逐年上升：刚回国时，担任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一九二五年，在中共“四大”当选中央委员。在中共“五大”，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
瞿秋白之所以被选中接替陈独秀，可能基于这两点原因：
第一，他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受共产国际领导。因此，能否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在当时首先是能否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和支持。
第二，他写过反对“彭述之主义”的小册子，明确表达了反对陈独秀的立场。共产国际否定了陈独秀，起用作为陈独秀的反对派的他，就不奇怪了。
就在七月二十一日鲍罗廷和瞿秋白回到武汉的第三日——七月二十三日，共产国际派出的新的代表秘密抵达武汉。当天夜里，新任代表便和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新政治局常委们通宵长谈……紧接着，七月二十七日，原先的共产国际三位代表奉调回去。
鲍罗廷回去后的命运是很不幸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中的失败的责任，归结到他头上。因此斯大林拒见他。随后他被安排在莫斯科外文出版社工作。一九四九年鲍罗廷被捕，据说是有“特务”嫌疑。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九日，六十七岁的他，惨死于流放地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直至斯大林死后，一九五六年苏共才为他恢复了名誉。
罗易回去后，由于参加反对派活动，于一九二九年被印度共产党和第三国际开除。他从苏联返回祖国印度。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病逝。
三人之中唯有维经斯基还算不错，未遭厄运，先后从事农业、工会、教育工作，做了教授，一九五三年病逝于莫斯科。共产国际新代表带来莫斯科新的指令。他与瞿秋白等中共新政治局常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共贯彻新的指令……
第一部分：毛泽东之前“火炉”里的紧急会议 1
八月的武汉三镇，热得如同火炉，即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全身的皮肤也会像漏网了似的，汗水不住地汩汩而出。就连树上的知了，也懒得叫唤。在汉口的俄租界，一幢西式公寓的二楼，二十九个中国人却不顾蒸笼般的闷热，聚集在一个房间里，侧耳倾听着一个俄国人的长篇讲话。大约是因为骤然增加了那么多的人，所以屋里的方凳、圆凳、长板凳相杂，显然是临时从别的房间里搬过来的。
那个讲话的俄国人，皮肤格外白净，二十九岁。他便是共产国际新派来的代表，他自我介绍说名叫“尼古拉”。据会议的出席者郑超麟回忆，“在文件中也就用他名字英文开头字母‘N’作为他的代称”《郑超麟回忆录》，第一百五十页，现代史料编刊社一九八六年版。其实，他的本名叫维萨里昂·罗明纳兹，一八九七年出生于俄国高加索格鲁吉亚，一九一七年加入俄共（布）。一九二六年，他当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成员。奉共产国际紧急指派，他千里迢迢、星夜兼程，赶到“火炉”武汉，接替罗易、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全权代表。这“全权”两字，表明他身份非同小可。
罗明纳兹的两侧坐着另两个外国人，是和他一起抵达武汉的。
他的一侧是一个德国小伙子，二十五岁，名叫纽曼。纽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二十三岁时出任德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虽说年纪轻轻，却有着“暴动专家”之誉。因为他二十来岁时，曾成功地领导过德国工人暴动。据云，派这位“暴动专家”前来中国，是考虑到中共正需要组织南昌暴动、广州暴动……罗明纳兹的另一侧，是一位俄国女人，名叫洛蜀莫娃。她是罗明纳兹的助手。罗明纳兹手中拿着厚厚一沓俄文稿，一边念稿子，一边不时离开文稿“发挥”几句。担任翻译的文弱青年，穿白色短袖纺绸衫，脸色苍白，肺病正在折磨着他。他便是瞿秋白。此时，他的手中也拿着一沓厚厚的纸头，他事先把罗明纳兹的俄文稿译成了中文。当罗明纳兹离开稿子“发挥”几句时，他的目光也离开了中文稿补译几句。
瞿秋白扮演的不仅仅是翻译的角色。罗明纳兹的报告长达三万多字，是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报告，是“罗明纳兹—瞿秋白”的登台宣言，他们从此正式取代了“鲍罗廷—陈独秀”在中共的领导地位。会议是在极度匆忙、 万分紧急的情况下秘密召开的。最初定于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八日召开。可是，外省代表们来不及赶到武汉。推迟到八月三日，仍然来不及。可是，再等下去是不行了。这样，当外地代表来了一部分之后，就决定在八月七日开会。会议非常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