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一月五日，占领了遂川县城。就在这时，江西的“国民革命军”奉朱培德之命，派一个营攻占了宁冈县新城，本想牵制进攻遂川的毛泽东部队。毛泽东运用“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战术，组织起义队、赤卫队日夜骚扰新城之敌，使敌人一日数惊，寝食不安。后来，毛泽东率主力从遂川回宁冈，一举攻克新城。毛泽东把新城之战，称为“敌驻我扰”。这样，一九二八年一月中旬，当前敌委员会在江西遂川县城五华书院召开遂川、万县县委联席会议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游击战的“十二字诀”：“敌来我走，敌驻我扰，敌退我追。”跟毛泽东会师之前，朱德也正在研究游击战术。自从南昌起义以来，朱德率部经过多次激战。他已从中得出教训，不能跟强敌硬拼。因此，他在犁铺头整训部队时，写下《步兵操典》和《阵中勤务》两本教材，讲述了游击战术。这样，当朱德和毛泽东会师时，也就一起切磋起游击战术。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毛泽东在前委扩大会议上作战略报告时，正式提出了“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由毛泽东起草的《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信》，第一次用文字表达了他的一整套游击战术：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跟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战术，大要说来，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这种战术的。如此这般，毛泽东从“军旅之事，未知学也”到朱聋子的“打圈”秘诀，从“十六字诀”到一整套游击战术，逐渐成了一位军事家。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打败江西两只羊”
朱毛会师，江西震动，南京震动。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日，蒋介石电令湘粤赣三省政府，“克日会剿朱毛”。三省政府接蒋介石命令，未敢怠慢：湖南派出李朝芳率一师兵马，向成杰率一师兵马；粤军由范石生、胡凤章各率一师；江西呢，派出了“两只羊”，即杨如轩、杨池生这两“杨”，各率一师兵马，参加“会剿”。内中，江西的“两只羊”，成了毛泽东反“会剿”的重点。毛泽东提出，对湘军、粤军采取守势，对赣军采取攻势。
杨如轩是云南人，在云南讲武堂受过训练。他在滇军中当过团长、旅长。一九二八年，他在江西担任二十七师师长兼赣东警备司令。
杨如轩率部扑向井冈山北端的永新县城。红军来了个“敌进我退”，把县城让给了杨如轩。当时，杨如轩手下有四个团。红军放弃了县城，且战且退，诱使杨如轩的两个团出城追赶，越追越远，城里只剩下两个团。这时，红军主力急行军，逼近永新县城西面的浬田。杨如轩听到报告，以为是从湖南败退的红军，派出一个团迎战。这样，县城里只剩一个团。杨如轩很得意，坐在县城里听留声机，以为红军不堪一击。忽地有人报告，西边的红军在向县城进军。杨如轩摆摆手说：“没有事，我已经派了一个团——七十九团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有人前来报告，说在城西发现红军。杨如轩听留声机正出神，把来报告的人骂了一通。于是，下边的人不敢再报告。红军越来越近，进攻县城。直至一颗流弹打到杨如轩师部的屋脊瓦片上，杨如轩这才大吃一惊，扔下留声机，连忙逃命。原来，杨如轩派往浬田的七十九团，跟红军主力一交战，才一个小时就被消灭掉了，团长毙命。红军急速朝县城推进。杨如轩在卫兵的簇拥下来到城门口，那里挤满了逃跑的士兵和县城里的土豪们。杨如轩急不可耐，从城墙上往下跳，受了伤……“一只羊”被打得如此狼狈，抱头鼠窜，被红军传为笑谈。杨如轩带领残兵败将，联合另一只“羊”——杨池生，决心与红军再决雌雄。
杨池生也是云南人，也曾在云南讲武堂受训，在滇军中当过营长、团长、旅长、师长。此时，担任湘赣两省“会剿”井冈山前线总指挥。当杨池生在云南讲武堂受训时，朱德正在那里任军事教官，不仅认识杨池生，而且杨池生部队里不少军官也曾是朱德的学生或下属。“两只羊”依然朝永新县城扑来。红军还是“敌进我退”，放弃了永新县城。朱德亲自指挥战斗。红军又一次且战且退，敌军出城追击。红军退至龙源口，利用有利地形反击，激战一天，一下子全歼敌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红军乘胜追击，又重新夺回永新县城。在激战中，杨池生负了重伤。从此，“两只羊”一蹶不振。杨如轩被调往南京，在参议院中当参议去了。杨池生则到吉安养伤，后来也调往南京军事委员会当参事。
一首歌谣，在红军中传开：
朱毛会师井冈山，
率领工农打胜仗，
不费红军三分力，
打败江西两只羊。
“两只羊”的惨败，使毛泽东的游击战术在红军中得到了拥护。红军打败了赣军，湘军和粤军也就望而生畏，不战而退，蒋介石发动的对井冈山的第一次“会剿”，就这样收场了。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1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一天，袁文才摆了一桌酒席，请了红军的几位首脑。来者心照不宣，频频向毛泽东敬酒贺喜。那酒杯敬向毛泽东，也敬向毛泽东之侧的一位白净姣美而目光刚毅的姑娘。那姑娘是永新城里一朵出众的鲜花，人称“永新一枝花”，名叫贺子珍，年方十八，瓜子脸，乌亮的眼睛，光彩照人。
贺家原本祖居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世代务农。到了贺子珍曾祖父这一辈，有了些积蓄，买下二百来亩油茶林和二十亩土地。家中富裕起来，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也就上了私塾，识字知书，成了读书人。那时，可以花钱买官。有了钱，贺焕文想当官，也就捐了个江西省安福县知县。贺焕文的前妻叫欧阳氏，生一子，名贺敏萱。
欧阳氏去世后，贺焕文娶广东姑娘温土秀据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为“杜秀”。但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提供的资料称“温土秀”。为续弦。温土秀长得俏丽，原是广东梅县一户大家的闺秀，因其父遭厄运，不得不随父迁往永新。温土秀生三子三女：三子为贺敏学、贺敏仁、贺敏振，三女为贺桂圆、贺银圆、贺先圆。
贺敏学于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永新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后来成为红军团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军长。解放后任福建省副省长、全国政协常委。贺银圆后来改名贺怡，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日与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结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死于车祸。贺敏仁参加红军，当司号兵。在长征途中被错杀。贺先圆又名贺仙，和贺敏振一起，在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
贺敏萱在战乱中逃到吉安清源山亲戚家中，在那里当了斋工。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做地下工作。在“文革”中被打成“假党员”。一九七一年死于安徽合肥。
长女贺桂圆，是因为她生于中秋，丹桂飘香，圆月当空，取名“桂圆”。后来，她自己取“自珍”为学名，即善自珍重之意。参加革命后，改为“子珍”，如今以贺子珍之名传世。贺焕文捐官当上安福县知县，却因为人老实，受人排挤，丢了官，回到老家永新。他在永新衙门当了个“刑房师爷”，却被一场官司牵涉进去，坐了班房。那时，贺子珍不过四岁。出狱后贺焕文看透尔虞我诈的官场，弃官经商，在永新县城南门禾水边上，开了一爿小店，名叫“海天春”，卖杂货，兼经营茶馆。他曾请了一位风水先生来预卜小店前景，风水先生意味深长地道：“屋舍虽破，两栋支撑；不进钱财，就出人才！”此话竟被言中……贺子珍在县城秀水初级小学毕业后，进入教会学校福音学校女生部学习。天主教的势力，早在十九世纪末，便已深入永新县城。福音学校虽说是教会办的，但教学质量倒是不错的。这样，贺子珍从那里毕业时，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九二六年春，十六岁的贺子珍成了母校秀水初级小学的国文教师。就在这时候，从南昌来了个大学生，名叫欧阳洛。他是永新人，在一九二二年考入南昌省立第一师范。在南昌，欧阳洛结识了方志敏、赵醒侬、袁玉冰等人，参加了他们领导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一九二五年，欧阳洛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欧阳洛回到永新，使永新有了中共的种子。他在县城办起了平民夜校，贺子珍和妹妹贺怡成了第一批学员，思想日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哥哥贺敏学，也跟欧阳洛过从甚密。这年夏天，贺氏三兄妹——贺敏学、贺子珍、贺怡，都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贺子珍担任了永新县第一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书记。不久，她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当北伐军经过永新时，永新成立了国民党县党部。那时国共合作，贺子珍出任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兼妇女部部长，成为永新十分活跃的人物。这时的她，不过十六岁！
贺子珍教妇女们唱起了《花脚歌》：“我们妇女真可怜，封建压迫几千年，别的暂不说，裹脚苦难言。脚小鞋子尖，走路要人牵，破皮又化脓，害人真不浅。大家快放脚，真正好喜欢！”一九二七年三月，贺子珍担任中共永新县委妇委书记。不久，她被调往吉安县，担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驻吉安办事处联络员，又任中共吉安特委委员兼特委妇委组织部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冲击波，也波及远离上海的永新县城。永新的国民党右派在六月十日黎明时分动手搜捕中共党员，原永新县工人纠察队军事教官萧金然叛变，带领国民党军队捉人。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等中共党员和群众八十多人被捕入狱。
贺子珍在吉安闻讯，心急如焚。左思右想，搭救贺敏学等人的唯一办法，是求救于袁文才。袁文才是贺敏学的中学同班同学，跟贺子珍也很熟悉。贺子珍便跟中共永新县委联系，由她向袁文才写信求援。
贺子珍还给狱中的哥哥写了信，托永新的舅母在探监时秘密塞给贺敏学。贺敏学也把自己写给袁文才的一封信，塞在一把竹柄油纸扇里。舅母一边摇着这把扇，一边走出监狱。袁文才接到贺子珍、贺敏学的信，会同王佐，率部攻打永新县城。七月二十六日晚，他们攻进县城，占领了监狱，救出了贺敏学等人。不久，贺子珍也从吉安赶来永新，随着哥哥一起，和袁文才、王佐上了井冈山。贺子珍上了山，就得了疟疾，只好在山上住下来休养。稍好，她下了山，住在茅坪大仓村。袁文才的部队，正驻扎在那里。贺敏学也住在那里。十月三日，从宁冈的古城传来不寻常的消息：毛泽东率中国工农革命军来到那里。据传，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呢。消息是龙超清传来的。龙超清说，毛泽东还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很有名气呢。龙超清向袁文才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说是过几天来大仓村跟袁文才会面，要送枪给袁文才。
第二部分：井冈风云“永新一枝花”贺子珍 2
袁文才很高兴，吩咐部下把银元一叠叠装入竹筒，一百银元一筒，装了六筒，说是送给毛泽东部队。十月六日，五六个男子走进大仓村。他们的脖子上，都系着一根红布条。为首的那位，瘦高个子，脸晒得黝黑，那眼睛里布满血丝。他跟袁文才握手之后，袁文才开始介绍他手下的部将。袁文才介绍了贺敏学，最后介绍站在贺敏学旁边的贺子珍。
那为首的人物，便是毛泽东。他见到十七岁的贺子珍，以为这姑娘是袁文才手下部将的女儿。
袁文才道：“她是中共永新县委委员。”毛泽东连声说：“看不出！看不出！”毛泽东询问了她的姓名，一下子记住了：“哦，祝贺的‘贺’，善自珍重的‘自珍’！”毛泽东在茅坪住下。那里有座八角楼，原是攀龙书院的课堂，楼上用明瓦砌了八角形图案，使课堂光线明亮，也就得了“八角楼”之名。那里本是贺敏学住的，让给了毛泽东。袁文才的住处离八角楼不远。疟疾未愈的贺子珍常坐在袁家门口晒太阳。毛泽东来来去去，总要路过袁家门口，跟贺子珍有时聊上几句。渐渐地，她和毛泽东的接触多了起来。
贺子珍的疟疾渐愈，被派往永新县烟阁乡黄竹岭村，那里是贺家祖居之处。贺子珍父亲在捐官之前，就住在那里。贺子珍在黄竹岭工作了一些日子。后来，又到九陇山那儿工作。真巧，毛泽东带着警卫路过九陇山，跟她相遇。毛泽东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两人天天都在一起工作。当毛泽东离开那里回茅坪时，她跟毛泽东同路去茅坪。
贺子珍佩服毛泽东的才智学识，毛泽东喜欢贺子珍的俏丽坚强。毛泽东把贺子珍调到身边工作——担任秘书。从此，贺子珍的职务是“毛委员的秘书”。在那炮火纷飞、戎马倥偬的年月，爱苗居然悄悄在两人心头滋长。据东方出版社二○○三年四月出版的《贺氏三姐妹》一书称，为毛泽东和贺子珍做大媒的是袁文才的夫人谢梅香见《贺氏三姐妹》，第一百二十五页。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婚的日期、地点，各种说法不一。
据谭政的回忆文章《难忘的井冈山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中说：毛泽东同志与贺子珍结婚就是在夏幽，是一九二八年四月至五月，热起来了，穿件单衣，结婚很简单，没有仪式，没有证婚人，从夏幽退出以后，两人就是夫妻关系了。夏幽，也就是永新县夏幽区。讲得更具体一点，是夏幽区的塘边村。那时，贺子珍率工作队到塘边村打土豪、分田地，住在一位老婆婆家。没多久，毛泽东也带一些战士来到塘边进行分配土地试点。他俩和中共永新县委的刘真、胡波一起召开许多次群众座谈会，毛泽东提问，贺子珍记录。毛泽东在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永新调查》。毛泽东在塘边村先后住了四十来天。
毛泽东来到塘边村的日期，谭政只说了个大概。当时在中共夏幽特别支部工作的徐正芝的回忆，则讲得很具体：“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毛司令率红军来到我们塘边村。”徐正芝：《忆塘边的革命斗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一九二八年古历四月二十七日”，即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四日。
王行娟著《贺子珍的路》一书说是“三打永新”之后，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塘边村“终于结合在一起了”。三打永新，是在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三日。由中共永新县党史办公室编印的《永新人民革命史》（一九八九年九月版），内中的《贺子珍》一文，则写道：“一九二八年五月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明丽，毛泽东和贺子珍在茅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