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灵骨搬进忠烈祠都不可能——结果，还忍心大打官腔指干部同志闹派系纠纷！自从军事调处以来，大批共谍混进政府阵营，保定绥靖公署的作战科长竟然是一老牌共特，幸经发觉，但他已连续把国军作战计划兵力布置献给共军，所以造成了国军一连串的失败，女共特更组成了‘舍身队’争相伪装嫁给国军军官，也一再造成诱拐国军官兵弃明投暗的事件，大批共干更假藉‘奔向自由’美名，纷纷由四乡流入都市，把毒汁流向我们的心脏地带——面对这些可怕的现象，我们负责情报工作的官员该多么特别提高警觉，集中精力，侦察破获敌人的问谍工作呢？可是，有些个官员不作此想，一方面他们骄悍轻敌，认为共产党一群土包子懂得甚么？一方面他们又利欲熏心，对于普通共谍案件一律不感兴趣，唯对有关经济物资的共谍案件特别热衷承办。不久以前在北平负责情报工作的一位首长，因为贪污，并暗中将军火卖给四郊的共军，被中央查觉，已经解到南京枪毙了，天津治安机关的前后两任的处长，因为贪污，都被押解到南京去了，足见最高当局尚能严正执法；不过，现在局势急转直下地往坏处变，中央对这里似乎也鞭长莫及，于是少数没出息的人把心一横，抓共谍的工作让别人干，借机搜括财物的工作由他们承当。昨天我一位上司吃醉了酒，跟我吐露真言：‘贺同志，别再卖命当傻瓜啦！咱们等共产党来了要杀死，跟着政府去流亡要饿死，所以今天咱们不能再不捞一票了，不捞将来也是白白送给共产党’——”
我看到，我们的政府千疮百孔，也在淌血了。我虽不曾一日从政，可是我关心、爱护这个政府，因为它是民选的政府，它又是反共力量的象征。我多渴望它健壮起来啊！然而，我继续看到的，却是它更衰败更悲惨的不幸命。
七十四
十一月下旬，我勉强支撑着，到报社和参议会工作。我卧病一周，似乎并未痊愈；不过，要我继续与外界隔离地倒在家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
天津市面并无萧条现象。繁华地带每天依旧车水马龙，娱乐场所、饭店、舞厅，每天依旧人挤如潮。有钱人拚命地挥霍，彷佛世界末日当真即将来临，唯恐失掉最后一次尽情享受。
另一批特别把自己的财物和生命看重的人，开始领导逃难。他们并不反共，过去一直是消耗政府元气的包袱和累赘，然而他们都知道共产党来了绝不会再有以前那种安逸岁月，所以他们拿出昔日抢购金钞、物资的敏捷手法，抢购飞机票、船票。
真正反共、真正忠贞的清苦公务员与市民们，想免除沦入铁幕之苦奔向自由，却不可能。他们的良知不允许自己丢弃责任一走了之，他们的财力无法办到抛井离乡到世外桃源去做寓公寓婆。
应该走的不能走，要坐等共产党的迫害与杀戮；不该走的都正在走，要走到已形支离破碎的国家结构中继续从事损耗与腐蚀的蠹虫工作。这真是一个时代大悲剧。
报社中几位原籍江南的同事请求借支薪金，做眷属返回故乡的盘费，我一律答应。他们本人不肯骤然离开岗位已属难得，当然无理由阻止他们的家人离去。参议员，也有几位已经悄悄地开溜。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眷属，更争先恐后地离津南下，也有少数官员藉出差或出席会议为名，滞留京沪迟迟不归。所有航空公司的机票
，和全部轮船公司的船票，都已定购到翌年三月。黑市票开始在市面上出现。临时成立的许多航空服务社，包好飞机，凑够人数便起飞，当然比平常票价要昂贵好多倍。
表姊由青岛来信，希望姑父姑母表哥表嫂到青岛去，同时也问起我是否愿意同行？她说青岛的房地产一日三涨，因为每天都有平津客来，所以要来青岛，越早越可以省钱。她又说青岛有海军，无论如何比平津安全，极盼家中早做去青岛的准备。
姑父不肯走，他说要表姊丈一人在青岛负担全家生活费用是不合理的。姑母不愿意走，她舍不得居住了数十寒暑的天津卫，更舍不得多年辛辛苦苦勤勤劳劳帮助姑父建立的这个家。表哥不想走，他目前在银行的工作安闲而称心，他又一向不过问政治，因此，他说他犯不着先把自己好好的职业丢掉，到妹丈家做食客，即使共产党来了，想也不至于有杀头的罪过。当然，姑父母不能举家南迁的最大原因，还是没有足够的经济力量。
真惭愧，身受姑父母养育之恩的我，多应该负起全责把姑父母全家——起码是两位老人家，送往安全地区，然后由我奉养；可是，我无法如愿。两鬓斑白的姑父坚称自己未老，一定还要自食其力地工作下去。我如果强把姑父母拖离开天津，我怕我的能力难使老人家继续过他们多年来在天津所过的日子——那日子虽不阔绰，但还安适；胜利后，也许我被一般人认为已经是“飞黄腾达”了；然而，我一直没有私蓄。贺大哥倒是常安慰我：
“老弟呀，你这几年群众基础建立得不错，经济基础却建立得太差；不过要知道，这正是一个真理——凡是用尽心思搜括，经济基础大定的人，必就是群众基础极为脆弱的人。”
然而，有经济基础的人，今天才有资格远走高飞。
姑母全家都主张我走。贺大哥也主张我走。我告诉他们，我已决定，绝对不走。
为此，我和贺大哥一再发生争执。
“你究竟打算怎么办？甘心等着共产党来了杀头？那种死法毫无价值！你必须立刻做走的准备。”贺大哥焦急地逼我。
“我如果现在一走，对国家不忠，对姑父母不孝，对报社同事不仁，对天津市的选民不义，您不要逼我做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事！”我这么回答。
“我不要听你作文章！”贺大哥立刻接着说，“你又不是现役军人或公务员，国家需要你到自由区域继续办报鼓吹反共，你却要白白在这儿送死，你这算得甚么忠？你反共已经反出了名，留在天津不走，白白连累你的姑父母全家，你这算得甚么孝？共产党攻陷了天津，你的报纸再不能出版，你再不能替你的选民讲任何一句话，你应该跑出去增加一份自由区的反共力量，早点回来解救你的事业和选民才是正理，你不做此想，反被老掉牙的‘要死大家死在一块儿’的观念束缚住，这又算得甚么仁？甚么义？”
“任您怎么说，我这次是铁了心啦，”我说得坚决，“我绝对在天津沦陷前不走！”
“忘了当初日本占领了平津，你死去活来的要求我带你去南方吗？那时候你还很年轻，脑筋倒清楚，现在怎么越活越胡涂啦？”
“那时候，我是个中学生，没有任何职务在身；现在我虽然没有接奉任何人的命令必须与天津共存亡，可是，在道义上，我有太多的负荷。前两天还有好几位当初热烈支持我的选民来问我究竟天津危不危险？又问我究竟准备不准备走？我告诉他们我绝对不会离开他们偷偷跑掉，又告诉他们天津城防即将竣工，自卫队也即将编组完成，驻守天津的国军，又是大家信任的勇敢善战的‘老广部队’，所以天津不会被敌人攻陷，尤其傅作义总司令指挥若定，必要时准会调遣大军增援平津——他们都欣慰地和我握手告辞，并且表示一旦保卫战开始，绝对负责发动慰劳国军与自卫队的工作。您看，让我离开这些纯朴的老百姓，让我欺骗这些善良的老实人，我，我怎么向自己的良心交待？”
“怪事，想不到你和高大爷的论调竟会一样！”
“怎么？你拿我跟他比？”
“是呀，”贺大哥哼了一声，继续说：“昨天在马路上碰见了高大爷，我不想跟他多啰苏，他却拉住我猛谈天下大势，他居然对战事格外乐观，他说：‘冀东就是共产党的坟墓，别看我们撤退了好几个地方，那是傅老总的战略战术，想打人者必先缩回一下拳头，再挥出去才更有力，所以共产党就要狠狠地挨傅老总的铁拳了！’最后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说：‘老兄，共产党想打国军呀，简直是鸡蛋碰铁球嘛！’——”
“难得高大爷有这么坚强的反共意识。”
“你等着瞧吧，万一天津换了主人，第一批打欢迎旗的行列中，少不了这位高仁兄！在嘴皮上反共太容易啦，现在咱们政府要员中，上自中央下至地方，也很不缺乏这种专靠嘴皮反共的人物，他们耗费的是唾沫星子，他们要求别人耗费的却是鲜血头颅——这批人在现政权没有垮台以前永远会靠吹、拍、骗，做政府的宠儿，一旦危难到来，保险一个个都向敌人卖身投靠——”
“您说得很对，所以这次我想用真实的行动表示我的反共，必要时，我准备重新回到战场当兵，我又不是没有跟八路打过仗。”最后，我用这几句话堵塞住贺大哥的口。
十二月初，冀东重要县城相继沦陷。报纸生意却意外发达，一方面是人人关心战局，争相看报，一方面广告业务畸形繁忙——卖房产、卖汽车、卖家具的广告大批大批送上了门。
姑父忽然提议要卖房子，他说如果我决心离津，他愿意变卖房产，一半留作家用，一半交我带走，和表姊平分。显然，姑母舍不得卖掉这幢已和她发生深厚感情的小楼；可是，为了她的侄子和虽然出嫁但并不富有的女儿，她同意了姑父的计划。
我反对这桩计划。我央告姑父千万别这么做，这么做将使我终生愧疚、痛苦。我又告诉姑父母，我一人逃难的盘费还不至于筹措不出，只是，我仍然没有变更不走的初衷。
贺大哥在一个深夜，又来催劝我早做离津准备，我们辩论了几句，他突然说出来：
“唐琪来找过我两次了，她希望你早点走掉，她要我转告你。”
“唐琪？”我简直像已经几十年没有听到这个名字，我惊讶地，然而淡然地问，‘她又回到天津啦？她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关心我离不离开天津！”
“看你的口气，似乎对唐琪很有误会？”
“大家已然分手，各奔前程，也谈不到甚么误会不误会了；不过她有足够的聪明才智，何必在胜利后还要过那种糜烂的生活——”
“你怎么知道她的生活糜烂？”
“她第一次由东北回来，有人说她在天津做高级交际花，是吗？”
贺大哥点点头。
“她由天津重返东北以后，我想也不会改变生活方式？”
贺大哥再点点头：
“她都坦地对我讲了，她从不撒谎。这是唐琪的美德。”
“请您转告她，谢谢她对我的关怀。我决定不走，是您贺大哥和我姑父全家以及许多亲友的劝说，都没有动摇过的，当然，也不会由于一个女人的劝说而变卦。其实唐琪倒应该走，上海、广州、香港一些地方很适宜她的存在。”
“醒亚，唐琪劝你走，是一番好意；我不愿意看到你这种讥讽唐琪的态度，这与你已往的性格很不相似——”
猛然间，我几乎哭了出来。我一把抓住贺大哥，伏在他的肩头：
“原谅我，原谅我，您不知道我多希望她能努力向上，我们尽管不能再相爱——”
“醒亚，你要她做甚么？你要她嫁人，她不肯跟没有爱情的人结合，事实上她自从失掉唯一的爱人，茫茫人海中再没有可以做她第二个爱人的人了。你要她刻苦生，她为期待与自己的爱人重逢，不但受尽了苦，冒尽了险，任何人不能忍受的，她都忍受过了，结果，她的期待变成一场梦，没有谁还有权利要求她再继续受苦牺牲，她应该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一种她愿意过的生活方式，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方式不但可以使她免去贫穷，更可以使她麻醉，使她忘记痛苦——”
贺大哥的这片话很使我惊奇，我从来没有听他自这个角度论断过唐琪。我忍不住立即问他：
“您对唐琪的看法与以前大有变化，是吗？”
“我以前不太认识唐琪，”他似无限遗憾地说，“我曾把她看做普通的舞女、歌女，这真是我最大的过失。我感激她救我的命，而更令我敬重的是她救我的原因是为了爱你——”
“当初您并不赞成我跟唐琪谈恋爱，还鼓励我在大学里交女友好忘了唐琪——”
“别，别再说，别再说了，我求求你，”贺大哥的脸上堆满了痛苦，“唐琪的话我是给你带到了，随便你听不听吧！再会！”
我拉住意欲告辞的贺大哥，询问他唐琪的住址。他摇摇头，他说唐琪不肯告诉他，他又说唐琪的目的仅是催促我离开天津这座危城，并不想与我会晤。
七十五
十二月中旬，唐山突然撤守。平津铁路被切成数截，两地交通从此断绝。天津开始了空前的紧张，重要街道都赶修好碉堡，沙口袋更排满每条巷口，娱乐场所骤形冷落，恐怖阴森的空气，一小时比一小时更浓厚地弥漫在每个角落。张贵庄飞机场和海河轮船码头，行李堆积如山，人群麝集，万头钻动，变成了死寂的大天津中仅有的两处闹市。
好心的报社总社社长已经给我数次函电，嘱我必要时务必设法离津，没有为印刷机殉死的必要。我回信告诉他，我绝对负责把报出版到共军进城的那一天为止。
参议员们整整走掉了一半。正式会由于人数不足，一再流会。到会的人也不再谈论粮荒，虽然粮荒仍在日益严重恶化中；大家谈话的焦点集中到如何鼓舞振奋士气军心上。人们没有比这时候更清楚军队的价值了。二百七十万市民的生命财产，目前唯一可以保全的方法，就是要这支军队流血御敌——我们组成了一个参议会慰劳团，代表市民到每一个城防口向那些忠勇的国军战士与自卫队员早献上最高敬意。
表嫂告诉我，唐琪给她打过一次电话，询问我有无准备离津的动向，另外唐琪还约她吃过一次饭，请她转告我务必提早南去。
我几乎无暇理睬这一次表嫂的叙述。一方面，我正忙于在参议会中拟具给行政院和华北剿总的电文，请求中央在天津被围时，派遣空军按日空投食粮与武器，另外请求剿总抽调部队驰援天津；一方面，我又忙于处理报社内部的不幸事件——一部分员工吵闹着加薪加发实物，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果没有歹徒从中煽动，这些平素和我有着深厚感情的员工们会在这紧要关头，摊给我如此一个难题与要挟；果然，我没有想错，接着，一天报纸的大标题里把“反共到底”几个大字印成了“友共到底”！共谍已经混进了我们这家最反共的民间报社。我感到自己的无能，我感到羞愧与忿怒，若非市政当局深知我的为人，我会被“请”到警备司令部里去。
十八日，最后一艘由津驶沪的轮船——元培号，开出了招商局码头。十九日，最后一架民航机飞出了张贵庄机场。二十日塘沽失陷，距离市郊二十里的张贵庄机场也被共军占领。
中共林彪的精锐部队，排山倒海而来，重重把天津围住。
新年到了。没有人燃放炮竹。没有人拜年。没有人悬灯结彩。没有歌，没有舞，没有欢笑。只有共军的大炮弹每天在市区上空呼啸穿梭，几处大建筑都被轰坍了楼尖，或者被轰成了一片瓦砾。
邮政已完全停摆，因为再没有一条船可以出入，再没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