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少不了被派个角色。在一出“二进宫”中，我被派饰演杨波。那原是一出“高难度”戏，幸好有一位参议员早是铜锤名票，演千岁爷徐延昭，自能胜任；我则临阵磨枪，“恶补”一番，斗胆上场，居然博得一些掌声；那位男扮女装饰演皇太后的参议员得到更多的喝彩。
第一会期的参议会，在轻松愉快的尾声中闭幕。在这一时期——三十六年秋天，国军捷报频传，在山东一连串收复了莱阳、黄县、蓬莱、福山、烟台、威海卫，在辽北收复了昌图，在河南收复了商城、汝南、新蔡——
当年冬天，全国举行普选。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代表与立法委员，相继产生。天津市国大和立委的选举，情况极为热烈，市民由于有了一回参议员选举的经验，在这一次更为重要的选举中显示出长足的进步。他们已经逐渐认识了选举的意义，因而在投票率与投票秩序上都有良好的表现。
同年冬天里，皖西的国军克复立煌、太湖，海南、榆林外围国军大捷，陇海路砀山、商邱间国军会师，津浦路济南、浦口间开始通车——尤其使天津市民兴奋的，是剿共名将傅作义被任命为“华北剿总”总司令的消息传来，大家一致认为有了傅老总，平津地区将固若金汤，整个华北也即可变为不再见到共军踪影的自由乐土。
可惜，三十六年消逝得太快了。苦难的三十七年开始降临人间——
七十二
三十七年春天，市参议会再度集会，大家的情绪照去年相比，显然低落甚多。因为，国军有逐渐走下坡的趋向，更重要的，乃是物价波动，政府苦无妥善对策，共党无孔不入无计不施地煽动、宣传，而一部分政府官员的政绩确实也使人民伤胃寒心。
三十七年夏天，北平市参议会被东北流亡学生砸毁，那就是闻名国内，由共谍一手包办的“七五事件”。上万的流亡学生——实际上混进去的共谍与逃避兵役的壮丁为数极伙——每天在北平拦路募捐，或占住商店，强求救济，因而冲突时起，秩序大乱。平市当局已经设法代他们解决了衣、食、住，甚至零用钱等问题，真正想读书的善良青年们原本相当满意，决心静待分发学校就读；然而，共谍是不愿意放弃这一空前良机的，于是从旁加紧地造谣生事，挑拨离间，使许多纯洁的青年也跟着盲目浮动起来。政府一向不擅做宣传工作，共产党却是靠宣传起家，因此政府供应了大量的大米、白面、制服，却抵不过共谍利用的左倾文人们写出的一些小说、散文、诗歌、活报剧。终于，七五案爆发了。
导火线是由于北平市参议会通过了一项妥善安置管理流亡学生的提案。提案中要求尽速由政府办理甄审工作，把确有学籍及程度良好的青年分发学校就读。其学籍有问题或程度不当者由华北剿总设立训练班，施以训练后留部队服务。这原不失为一项解决迫切问题的提案；然而却被共谍份子断章取义地宣传成“政府将强迫全体东北流亡学生做炮灰打内战”。部分流亡学生理性全失地捣毁了参议会，又包围了东交民巷参议会议长住宅，驻防平郊的青年军二○八师奉命协助军警赶来维持治安时，隐躲在流亡学生群中的共谍竟先行开枪杀死一名青年军军官和一名警察，青年军被迫还击，七、八名学生负伤后始一而散。
天津市参议会接到详细报导后，我首先提出临时动议：“拍电慰问我们的同行——北平市参议会。”恐怕在参议会同仁中，没有谁比我更清楚共产党制造学潮的阴诡计了——我不由地想起了沙坪坝，想起了导演学潮的“笑面外交”——可是，我的动议，竟有人表示反对。一听理由方才知道反对者认为东北流亡学生到天津来的为数也不少，别给天津市参议会也招来挨砸的麻烦。结果，由于多数人明白议会的尊严是暴民砸不光的，在真理之前，我们须有不怕挨“砸” 的勇气支持正义的言行；因此我的提案通过了。
在当时的天津，由东北涌来的伤兵，可说与北平的流亡学生相“媲美”。他们一来时，市民曾热烈接待，然而不久，像变魔术似地，他们简直变成了另一批人，他们不守纪律，白吃白喝白嫖白看戏，进而包庇赌台歌场，到处滋扰殴斗（后来由于事实证明，这里面也混进了大批共谍，而一部分被俘国军经过共特洗脑以后，被故意放回关内从事增加政府累赘，破坏国军声誉工作者，也大有人在）。于是，有几位参议员提出切实安顿荣军管理荣军的提案。胆小的同仁又立加阻止：
“流亡学生不来砸咱们，叫荣军来砸，更厉害！”
结果，这项议案经过辩论，也获通过。
从此，参议会中轻松愉快的气氛越来越稀薄了。时局的日益恶化，使我们的心情日益忧郁、紧张而沉重。
这情势，到了三十七年秋天，市参议会集会时，更形严重。
整个局面的恶化，是自东北开始。东北国军在三十五年夏天连创辉煌战果，若非马歇尔一再受共党欺骗愚弄，强阻国军前进，使国军坐失扑灭东北共军主力的良机，当然就不会产生日后国军转胜为败的悲惨局面；然而我们在马歇尔返美以后，原占优势的东北国军，竟节节败下阵来，这罪咎是再不能全往马歇尔老人身上推了。不断的调处，使部分国军丧失了坚强的斗志，局部的胜利使另一部分国军增加了轻敌的骄傲，军纪日益废弛，最大的致命伤，却是一些高阶层军官们生活腐化，吃空额喝兵血的贪污风气日益扩张，自从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后，这种令人忧虑的情形简直无法收拾——于是，沈阳被围，辽阳陷落，鞍山易手——
这段日子里，唯一给人安慰的，是国民大会空前隆重地在南京开幕。可是，当全国人民热烈庆祝第一任民选的国家元首和民选的政府产生之际，唯恐中国走上民主道路的共产党，是再也遏止不住发狂般愤怒了。共军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发动军事攻击，受中共津贴利用的报章杂志在这些日子里拚命地谩骂，对国民大会作恶毒的讥谤。
东北籍的国民大会代表们，唯恐政府把被牵掣在东北的国军主动后撒，因为他们已听到了政府施政报告时，说出当前国家全部费用的三分之一，都正消耗在空投补给被困在长春与保卫东北其它地区的事实。东北代表的大声疾呼东北必须确保，政府的承诺东北一定坚守，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于整个战略不是上策，因为我们果能机动地撤出若干已失去战略价值的点线，另在有利地带建立坚强阵地，东北和华北或许均不致相继被零星吞掉。
东北军事在继续不利中。卫立煌麾下的几员大将经常神秘地飞来天津，终于，他们的行径被发觉了——原来他们把中央颁发的军饷，自南京抵东北后，根本不给士兵，竟原箱不动地到天津购买物资，这样一来，受害的不仅是关外的那些浴血抗敌拿不到分文的可怜士兵，而无辜的天津市民也跟着大遭其殃——因为这一批一批的巨量军饷，投在天津市场，使物价暴涨不已——
当一些参议员获得到这个确实的消息后，真是悲愤交集；可是，大家都很顾忌揭开这个丑恶的内幕——由于卫立煌正以一副“忠贞面孔”在东北剿共，打击他会给人一种破坏反共军事，损伤政府威信的错觉。我不这么想。我无法不痛恨那反共阵营中的害群之马，因为他们实在是正干着削弱自己、帮助敌人的可怕勾当。我们倘若不先把自己内部健壮起来，妄想打倒敌人，真是千难万难了。不幸，在南方也有着跟卫立煌具有“同好” 的将领，将巨金投诸上海市场——津沪两地的奸商们似乎逮到理了：许你州官放火不许我百姓点灯吗？于是他们也争相抢购物资、囤集居奇、抬价钱——津沪物价一跳，全国物价便跟着一齐跳——我再也忍不住地在议会中提出来：“请政府严查东北剿总官兵薪饷被非法移来天津，充做投机生意的资本，刺激物价上涨的真相，并迅速饬令再勿发生类似情事”的提案。
这个提案使好心的同仁替我捏一把汗，使胆小的同仁连忙发言劝阻。经过激辩之后，原案终获通过。
物价的飞跃上升，促使政府在这个秋天变更币制，以一元金元券折合法币三百万元，并且严格禁止私人买卖金钞，持有者一律须向国家银行兑换金元券。这一政策，一开始，很得到善良老百姓们的支持。在天津，由早到晚都有几条长龙排在银行内外，忠实地掏出他们多年来储存的金钞，换回薄薄的几折金元券。可是，巨商富户们却继续珍藏着金钞裹足不前。渐渐地，物价又告跳动，奸商们再度表演抢购、拒售、囤积、抬——再加上共产党无所不用其极地破坏新币的信用，同时共军以人海战术攻陷了济南，更造成民心的虚软惶恐，与新的通货膨胀——
军事失利，士气沮丧，民心焕散；民心焕散，士气沮丧，军事失利——交互循环不已。
由于共党在四乡封锁食粮，天津市在这个多难的秋天开始闹起严重的粮荒。
这是天津市参议员们最艰苦，最出力，也是最后一次的集会了。大家上午开会，下午开会，晚上开会，有正式会，有紧急会，有临时会，有秘密会（听取官员据实报告粮荒危机真相）；然而，除了大声疾呼：严禁食粮倒流回共区，鼓励四乡农民粮入市销售，澈底查办少数关卡刁难农民粮入市之不法人员，市民食粮调配处配售面粉必须按期办理不得延误，将政府控制之纱布设法换粮，急电行政院请核减配粮价格——此外，参议员们也再无良策了，因为大家无法凭空制造出粮食来。另外一个迫不及待的问题，是天津城防工事必须抢赶修筑。国军已自沈阳撒离，营口也告沦陷，共军驱兵入关必然为期不远。政府修建城防的经费不够，要靠老百姓缴纳自卫特捐。参议员对于任何加重人民负担的税捐都是反对的；可是，修城防是为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顽固地反对似乎也会遭受人民责怪。于是，大家遭遇到从未遭遇的难题——不能不反对，又不能反对。反对，无法向市民交待；不反对也无法向市民交待。
经过一波三折，又推派代表到北平请剿总拨款协助，总算在市民少出钱，政府多出钱的比例下，开始修筑城防。
我的健康在逐日减退中。每天睡眠过少，精神透支过多。报社和参议会的工作，使我心力交瘁——医生嘱我休养，我无法办到。我开始长期戴着一副“健脑器”，在汽车行驶时，仰靠着座垫打盹，变成了我每天唯一较为安适的休息时间。
十一月中旬，由贺大哥那儿，得到最坏的一个消息——贺蒙在沈阳保卫战中阵亡了。
七十三
贺蒙死讯传来刚刚两日，表姊和表姊丈双双莅津，原来表姊丈奉调青岛邮局工作，他们在天津住了三天，即搭客轮赴青。我和姑母全家还有贺大哥都往码头送行，我一直没有告诉表姊贺蒙的消息。我又再三嘱告贺大哥千万也别跟表姊提这桩事。贺大哥似乎不知多年前贺蒙和表姊之问那一段淡淡的然而至为珍贵的纯洁感情，当我说给贺大哥听以后，他不禁伤感地叹息不止。贺蒙死了！在贺蒙最后一剎那的思维中，我知道，他会想到贺大哥、我、他的老母，还有表姊——
贺蒙死了，为国家，为人民，他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已无痛苦，上帝必会欣然开启天堂之门，接纳这纯真、勇敢、勤奋，坚守自己在人间岗位到最后一秒钟的好男儿的灵魂。可是，晚死的人，却遭受难以忍受的哀痛——如坠地狱。
就在贺蒙阵亡的那几天，也是低级军官和士兵们以血肉保卫一寸一寸祖国土地的那几天，东北剿共统帅卫立煌擅自搭上飞机弃职潜逃了。政府这才发觉这位上将的真面目，于是下令通缉；可是，他比通缉令跑得快，比他本人跑得更快的，是他的万贯家财。
我病倒了。
姑母在我病中，万分焦急，又万分细心地照护我。有一夜我发烧不退，姑母在我床头坐守到天亮。在姑母面前，我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在改革币制的时候，她听信了我的劝告，把积蓄的金饰统统依法兑成了金元券，没有好久，金元券又变成了老法币，她不肯讲一句埋怨我的话——看到她那慈祥地渴望我立即痊愈的神色，我几乎哭叫出来：
“妈，还是叫我死掉的好，省得我再害您失掉全部积蓄——”
病中，贺大哥时常来看我，最低领袖也有信来。可是，他俩的话带给我更多的焦虑。
“国事日非，溯本求源寻找失败的根由，乃是我们这个由三民主义信仰者所建立的政权虽于推翻专制、完成北伐、抗日胜利获得成功；然而，却从不曾认真地严格地实行过三民主义——”最低领袖这位虔的三民主义信徒，在信上，沉痛地，这么对我说，“我们实行民族主义尚有成就；却一直忽略民权主义的倡导，尤其对于民生主义几乎完全抛诸脑后。殊不知三民主义的最终目的，正是实现民生主义。我以前还相当原谅我们的政府为了抗日剿共的迫切需要，暂时无暇顾及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的积极推行；可是，自我住居南京以后，我逐渐发觉我的想法未免过于宽厚，因为一些显要们无暇实行三民主义，但却有暇专门从事‘反三民主义’的勾当，殊令人失望、愤恨，例如京沪间官僚资本兴风作浪，南京市内地皮均被高级官员收购一空，而这些人却天天高呼节制资本、平均地权——”末后，最低领袖说：“东北军事、徐蚌会战相继失利之后，南京人心浮动，平津当更危急，不知你有意南来否？我多梦想我们能够重聚，并且携手同往任何一边远省分，从事三民主义思想播种，及真正实践三民主义的工作——”
贺大哥告诉我的，是他对于目前若干官员们的行径，发出的愤慨：
“唉，真想不到，几位过去很好的同志，现在竟变得这么堕落。他们在抗日期间，有的立过功，有的坐过狱，有的被敌伪判处了死刑，日内即要执行却赶上了胜利，出狱时一面狂喜，又一面宣誓：今后半生这条意外捡来的性命，可一定要拿出比入狱前更大无畏的精神尽忠报国——可是，曾几何时，这些同志们都把自己的话淡忘了。胜利后的歌舞升平，麻痹了他们的良知，一些高层官员的豪华奢侈，先使他们不平伤心，后使他们模仿效法，享受安乐对于任何人都有太大的诱惑力，经不起考验的他们，便开始走上歧路。你还记得当初高大爷托郑小姐找我出证明书的事吧？我当然不肯做那违背良心的事；可是，你猜怎么样？后来他居然拐弯抹角地找到我们另外一位同事，终于把那种证明书拿到了手，事后，又经奔走钻营，当真升任了处长；我曾和那个‘伪造文书’的同事大吵，我告诉他：他这么随便乱发证明书给亲日份子，何以对那些九泉之下真正为抗日地下工作而牺牲的同志们？我们的上级知道了这回事，我们二人竟受到同样的指责，抛开是非不问，却指我俩是‘派系意见作祟’！实际上，我有甚么派系？常初平津沦陷，像我们这样纯洁的青年小伙子，一个个奋不顾身地在敌后出生入死，或到游击区跟日、伪、共三重敌人拚命；一些大人先生们却在遥远的大后方争权夺利搞派系，胜利了，他们飞来接收，一个个住进巨宅大院威风凛凛，而若干死难的同志，想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