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险恶的形势下，我全心致力于报社业务的开展，与参议员竞选的准备。
七十
为了开展报社业务，我必须加强充实报纸本身的内容。我们的报原就有一特色：坚决反共，坚决主张自由民主。军事调处期间，为了表示衷心渴望和平实现，我们尽量抑制感情，无论在社论、新闻，以至副刊，都在在避免使读者嗅到火药气息，对共军在各地的破坏协议，大举进攻，也万分忍耐地不以大标题或巨大篇幅的报导来刺激读者，惟恐有损于调处，唯恐不利于和平。因为，我们知道得太清楚了：全国军民在八年艰苦抗战之后，已经筋疲力竭，苟有一线希望，谁不愿意获得休养生息安居乐业的机会？政府为了恢复国力更是委曲求全，不惜妥协退让，心意求消弭内乱。可惜，这一片苦心，换来的却是更疯狂的暴行。自此，我们的报纸不得不恢复到军事调处以前依据事实严厉批判中共的态度，由于唤起人民认识中共真实面孔的迫切需要，我们反共的态度，比以前更为坚决。一般读者对于我们报纸的态度甚为认同；可是，我们却另外遭遇到一个困难——有些人认为我们既然坚决反共，似乎可以不必坚决主张民主自由。这是一个可怕的错觉。我们用了许多篇幅反复详尽地申诉：军事力量能扑灭共产党于一时，唯民主政治自由思想始能使共产党绝迹。
渐渐地，我们的言论获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大家明白了共产党嘴边上挂着的自由民主都是假的、骗人的，因为共产党的本质是最反自由反民主怕自由怕民主的；大家也明白了我们绝不能由于共产党窃取了自由民主做幌子，就厌恶自由民主，因为真正自由民主正是致共产党死命的利器；大家更明白了当全国每一人民都能享受自由民主，都能有权参政，有权立法，有权管理政府时，反共就不再仅是政府官员的事，而是每一位人民由内心坚决要做的事，那反共的力量该是多么空前的有力，空前的巨大！
此一思想，也正是促进我鼓起勇气参加参议员竞选的最大动力。
我深知我无群众。年龄、资历、声望、经验、财富、组织力量，我一切都不如人。可是，我愿意实实地竞选，胜利是我要追求的，光明磊落的失败我也乐于接受。
贺大哥、姑父全家、报社同仁、初中时代的老师与同学，都做了我的助选团。表姊伉俪也特别回来一次，代我向邮政有关的人士拉票。姑父在海关的同事中，也找妥了相当数目的基本票。不过计算下来，和人家坐在屋里不动，即可稳操胜算的候选人一比，我的票数仍差得太多。
我所谓的那些稳操胜算的人士是这样的：他们有的是商会、工会、农会、妇女会的领袖，有的是纱厂、面粉厂的老板，或者是学校校长或教授，或者是同业公会的理事长，有的是帮会首脑，有的是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的党委，有的是富豪巨绅，有的是保甲长的莫逆至交——
这些人都有基本群众，或特殊办法。例如纱厂的老板，根本不出厂门，全部工人和眷属的选票，便足够选出一个半参议员来。学生和家长的选票投在校长或教授身上，帮会中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兄弟或师父身上，各党党员的选票投在他们的党委身上，人民团体的选票投在他们的领导人身上，也都是必然可以当选的保证。地方上的散票，最有操纵力量的是保甲长，如果能和保甲长发生密切深厚关系，一些不懂选举真实意义，只懂听从保甲长命令的愚夫愚妇们，将会一骨脑儿把选票投在保甲长指定的候选人身上。（也有几位负有众望而廉洁公正的保甲长，如果他们本身参加参议员竞选很可能当选：可是他们放弃登记做候选人，也不干预民众自由选举的意志。）财富也是当选的一种力量，正当利用金钱者可以搞出许多花样，先在宣传上造成声势夺人的局面，不正当利用金钱者便暗中散发米面布疋等实物，甚或干脆散发钞票，诱使无知人民盲目投票。
上面这些“优越”条件，我一种也不具备。因而若干友人也曾好意地劝我不必参加这一次竞选，理由是：无财无势的老百姓实在难以当选，何况我们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刚在学步阶段，笑话流弊必定层出不穷，当选不光荣，落选更难看，总而言之，染这一水，毫无意义。
我的想法不尽相同。我把实行民主政治譬喻为游泳，我们如果想变成一个会游泳的人，只站在岸上伸伸胳臂弯弯腿，而不下水，或是弄个小洗脸盆湿湿脖子泡泡头，是永远不能学会的；我们必须亲自跳进游泳池或溪流里实地练习，也许会有人负伤，甚或淹死，但如果接受正当指导，循规蹈矩，按部就班，正正当当地学习，一定能够慢慢地熟练起来，既不会出毛病，更不会惨遭灭顶。因此要想实行民主政治，必须人人下水。竞选的人越多越好，投票的人越多越好。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负起倡导风气的责任；如果知识分子和正人君子都不屑于参加竞选，参加投票，那么企图非法竞选与非法投票的莠民们岂不更多了一个满足私欲的好机会？
又有一些友人向我发表高论，他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得好，不外两途：一是真独裁，一是真民主。他们又举例证明：希特勒独裁时德国很强盛，斯大林独裁得更彻底，所以虎视眈眈大有吞噬半个地球的可能，英国民主，美国民主，民主的结果国家也很富强：中国不独裁，也不民主，因而老抬不起头来。他们最后的结论是：中国要想抬头，非真独裁或真民主不可；但是由于目前中国文盲尚多，知识不普及，思想落后，人民无能力亦无资格谈民主，所以还是走真独裁的路才有希望。
我对此说，立加反驳。我告诉他们：他们的见解，只对了一半——我们只有，唯有，仅有一条路可走，那条路就是真民主。真独裁与一点点独裁都是要不得的。我又告诉他们：希特拉独裁带给了德意志最后惨败的结局；斯大林独裁，外表看来苏俄相当壮大，可是铁幕以内，血腥一片，广大人民仍然遭受着奴役被迫害被压榨的痛苦。最后我告诉他们：世人称羡的民主国家美国在立国不久的当初，各种选举也曾是一塌糊涂，就连林肯竞选总统时，仍遭遇到流氓包庇选举，恶势力破坏选举，混乱情况较诸目前我国有过之无不及；可是，渐渐地，由于美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认真改进，终于披荆斩棘，走上民主法治的康庄大道。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我的决心，任何人也不能动摇了。可是，我得策划我独特的战略。想来想去，我只有以最正当的方式进行；别人如果不用这种正常方式进行，于是我乃显得独特。
第一、我在自己的报纸上与朋友办的报章杂志上写文章说明竞选的动机，与当选后的抱负。第二、我到公共场所利用休息时间发表竞选演说。第三、我挨门挨户拜访知识分子，请求他们勿抱“投票有辱清高”的观念，而要踊跃倡导选举，无论选谁都好，千万别放弃这神圣的权利。第四、我挨门挨户地拜访劳苦大众与知识水平不高的老百姓，我不惮其烦地解说民主政治的真谛与选举参议员的意义，使他们都懂得了这是他们自己开始做主人，官吏开始做公仆的一个重要关口，因此他们必须本诸良心、智慧，审慎仔细地挑选忠实于他们的代言人，万不可以相信谎话，接受馈赠，随便投票，那不但害了别人，也正害了自己。
这些方式，在最初，确实显得笨拙、缓慢，而费力。可是，日积月累下来，我发觉被我以真说服的市民，已经逐渐增多，尤其越是贫困的人，越向我坚强表示：他们的选票，绝不会被别人用金钱或是棒子面、阴丹士林布、胶皮鞋等等收买去。有些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中年妇人们更坦白地告诉我：
“保甲长来过了，一定要我们投 ×××的票，说是谁不投×××，谁将来就再不能领平价米平价布了。这简直是骗三岁娃娃的鬼话嘛！我们都告诉保甲长了，这跟平价布平价米根本不是一码事，这是选参议员，替咱们老百姓讲话，我们已经决定了，选张醒亚！”
又有些老实人跑了来，跟我说：某某流氓头再三警告威胁他们不能投任何人的票，要选就只能选那个流氓头的盟兄弟；否则“黑旗队”（出没天津一带的流氓组织）将要给他们来个“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劝慰他们不必害怕，因为这是无记名投票，任何人也不能知道谁究竟选举了谁。他们安心归去，临行纷纷地讲：
“越吓唬咱，越欺侮咱，越不选他个山药豆子；咱爷们选定了张醒亚！”
投票那天，果然各种花样一齐出：有的用数十辆小汽车不停地接送选民，有的干脆用大卡车连连载群众，如果有人指出这种行为违法，车上助选人员则答说这是选民们自动集资合雇的汽车，谁也不能干涉。又有保甲长率领着一条长龙，行列中的每人手中都持有一张写好名字的纸条，进入投票所后便向管理员手中一塞：“选的就是他！”如果有人指出这种举动违法，他们就辩说：这些纸条并不是竞选人散发的：而是他们的哥们弟兄或是二大爷三大舅替他们写的，因为他们不识字记不住。更有人投票之后，大呼上当，因为他或她们并没有领到平价米、平价布。更有人偷偷地在投票所附近的街头巷尾，用现款拉选民，被其它助选团或警察发觉时，立刻便发生一场争吵、纠纷——
当天晚上，漏夜开票。候选人和市民都可以前往参观。一个个票匮当众打开，一张张选票由监票人清点，记票人统计。我跟贺大哥、表哥，几位报社同事，安静地，其实是焦急地在台下坐等。几位参观的老先生们纷纷议论：
“倒是进步啦，民国初年选省议员、国会议员时，从票匮里取出来的票，都是百十张一捆、百十张一折，连捆票的绳子都没有解开，就装进去啦！现在这倒是一张一张零星投进去的！”
听的人都不禁捧腹大笑。
突然有几个彪形大汉闯了进来，直奔台上要砸票匮，一面高叫这次选举必须无效！大家一阵虚惊骚动，结果警察纷纷赶至，带走暴徒，继续开票。后来得知这是自知当选无望的某位大亨，命令他的保镖们扮演的恶作剧。
破晓时分，选举结果揭晓了。
感谢天，我当选了！虽然我获得的票数跟别人比起来，显得很少。
我被拥上汽车，第一个向我道喜的是在车上睡了一夜的庞司机。
回到家中，立刻倒下大睡。朦胧中听见姑母不住地念叨着：
“多谢老天爷保佑，醒亚考上啦，考上啦！”
又听见姑父直在一边改正：
“不是‘考’上啦，是‘选’上啦！醒亚这不是考学校，是选参议员。懂了没有？”
七十一
三十六年九月，天津市第一届市参议会正式揭幕。
在参议员当选名单公布之后，当选人即行着手组成了一个联谊会，为的大家提早互相认识，并交换将来选举正副议长的意见；几乎和这个联谊会同时成立了另一个有趣的团体，那是“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候选人既然已经落选，还组织联谊会干甚么呢？这些花样倒是民主时代，人民获有集会结社自由的一种现象。这些人士竞选期间都很自信有获胜把握，一日落选，失望之余，便对选举事务所，或某几位当选者发生怀疑，再加上一两家报纸以“名士多落孙山”为题报导市参议员当选新闻，也给落选者一大鼓励，认定舆论界在支持他们这一批原本应该当选的名士。于是，他们举行记者招待会，散发传单，登广告，控告兼任选举事务所所长的市长有失职嫌疑，控告某几位当选人有违法嫌疑，最后要求宣告这次选举无效，另定日期再行投票。
这些落选人确有不少知名之士，他们落选的原因，乃是：他们在知识分子圈内很受推祟，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却仍然显得陌生，而知识分子的投票率仍不够高，所以他们吃了亏；有几位确是年高德劭的耆宿，可是他们似乎太过于相信自己在市民心目中的威望，认为不必打甚么招呼，选票也会自动地跑到他们头上来，结果不是那回事；还有几位曾在军政界显赫一时的寓公，当初似也颇为自信，可是由于他们的籍贯多非本市，或是由于老百姓不喜欢选做过大官儿的做代言人，因而他们均告失败；再有就是少数的商业巨子，据说他们因为没有足够的基本票，在争取市面上的散票时，误信了一二位保甲长和自吹“吃得开”的人物的献策，“投资”购“票”，结果所得票数大打折扣，当然无法和背信的“选票经纪人”打官司，也只好到“落选参议员联谊会”中，发发牢骚出出气。
有几家报纸对“名士多落孙山” 的报导，发表反对意见。他们认为：没有谁一生下来就是名士，也没有谁当了名士能保证永远当下去，如果名士脱离了群众，不能当选民意代表是很公平的事。更有一位澡堂业当选人，被“落选参议员”讥笑“捏脚搥腿擦背的家伙居然也当民意代表”之后，向几家报纸投书，声述他所从事的乃是政府核准的正当行业，何贱之有？既便是贱，有“贱民”拥护当选，比只有自己一人拥护自己的“贵人” 落选，仍属光荣！此一投书倒也能引起当时不少读者的同情。
我因为自己当选了，对于这些言论，关照我们的报纸不必多登，免被人说“当选人帮当选人打架”；可是我请我们的两位主笔相继写了两篇专论发表，强调一切应该诉诸法律，民主与法治是一体两面，如果司法机关依法判定何人当选无效，市民可以依法补行投票。
果真有人告进法院。选举官司打了一个多月，被告都被宣判无罪，原告缴纳了诉讼费后，“落选参议员联谊会”就此风流云散。
当选的参议员们，首次踏进市议会大厦时，我想，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兴奋而严肃的。尽管这些人并非全是一时菁英，市民表率；但是他们想认真负责地担当起市民嘱托交付的使命与任务，是毫无疑问的，倘若他们还希望在两年后的选举中能够连选连任，他们则必须缔造一些成绩向选民交卷。
静听市政各项报告以后，展开热烈质询，接下来是广泛检讨市政，最后是针对事实，拟定多种提案和计划，经过分组研究，审查成立，再于大会上反复辩论正式通过。那些提案包括了改善公营事业、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物价评议、卫生建设、地方法规、财政经济、自治保安、工商辅导、农工福利——另外，我们依据宪法所规定的监察院监察委员由各省市参议会选举的条文，选举出两位监察委员。
会期结束后，大家情绪很高，有人提议为了庆祝天津市第一届参议会的诞生，由全体参议员粉墨登场义演一台戏，全部票款充做冬令救济金，捐赠给贫寒市民和四乡不堪共军压迫逃来津市的难胞。此一提议，立刻得到大多数参议员的赞同。有人说：“‘牺牲色相’一次，倒还有足够的勇气；只是怕当众出丑，太不好意思。”结果议决：平剧、话剧以外，口技、国术、相声、双簧、评书、大鼓、魔术——都可以表演，也可以接受临时训练，学学在平剧里跑龙套，打旗，或是搬桌椅、打门帘、提小水壶饮场——大家看在救助贫民难胞的意义上，都认头上台。
我少不了被派个角色。在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