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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者时天天绞脑汁写稿，当特派员时呕心血写稿，现在当了社长还要受这份罪过？我早就说过了新闻记者不是人干的事！”
我看美庄来势不善，不愿惹她发更大的脾气，只好自动取消向她每天多请几小时假的要求。她想去哪儿，我一律奉陪。
陪美庄逛街，看百货公司橱窗，无止无休地选购金饰、衣料、鞋和化妆品，俱是我深以为苦的差事。我颇感觉对不住自己的司机小庞，自美庄来津，他的工作时间大为增加，那是一个很朴实的青年人，没有一般司机的恶习，不“喝油”，不多言，不多语，头脑相当聪明，这些日子，我和美庄一上车，不用我们讲话，他便会径自开往梨栈大街的物华、天宝金店、旧英国中街的惠罗公司、蓝牌电车道上的华竹绸缎庄和绿牌电车道上的谦祥益绸缎庄，渤海大楼旁的盛锡福帽店，小白楼的拔佳皮鞋店——这些地方几乎是美庄每天都要去一趟的。
我无法阻挡美庄大量地购买百货，第一她不需要我付帐，第二她并不单是给自己买，姑母全家，贺大哥、高老太太全家，以及仅仅数面之识的那些二大妈、三大姨、四大妗子、五大婶们，都是她一而再，再而三的馈赠对象。
“这不是单给我做面子，给你的光彩更大哟！”美庄每次把大包小包装满一车时，便指指我的鼻尖，或捏捏我的手说，“你当然不愿意自己的未婚妻被人家说是小气鬼的！”
“你这么慷慨地不停，我可要被人家说是小气鬼了。”我投向美庄一个苦笑。
“笑话！我的还不就是你的！” 我无话可说，我早已承认美庄的口才比我强过百倍。
又一周下来，我实在苦不堪言了。我转托姑母、表嫂，陪伴美庄上街；为此，美庄大不高兴：
“跳舞难道比你当初在动场上参加田径比赛更累吗？买买东西难道比你关在小屋里写甚么社论、专论更费脑筋吗？要上街，就跟你一道去，我跟别人去做啥子？我又不准备嫁给别人！”
可是，美庄终于找到比我更理想更满意的上街时的伴侣了——那是高大奶奶。
高大奶奶不但做了美庄上街买东西的良伴，没出几天，美庄的一切时间与行止都听从了高大奶奶的安排。她做了高大爷夫妇的俘虏。
六十六
我和美庄也曾一再提起结婚之事。姑母和我都表示最好就在当年秋天举行婚礼。美庄居然有些羞答答地说：
“太快了吧？明年春天更好啊！”理由呢？
她郑重地说：“婚礼，是何等天大的事！总得要好好好好地筹备、筹划呀！要隆重，要盛大，要气派，要与众不同，要观礼者、贺喜者，人人惊讶、赞美——再有，婚礼举行的地点太重要了——重庆是最理想的地方。”
她接着告诉我：重庆虽然赶不上天津繁华，可是胜利一年来，也日新月异地十分洋化了，漂亮汽车越来越多，天津买得到的东西，重庆几乎也有得卖，胜利大厦被共谍纵火烧毁以后，又已翻修一新，做为结婚礼堂是一流的——而最重要的，是她的爸、妈、兄长，和亲友们，可以参加婚礼。
“我们在天津结婚，也是要请两位老人家来参加的。”我说。
“尽管爸妈能来；可是，哥哥和那么多爸爸的部下，还有那么多四川的名人、要人，以及我的女同学们都不能到天津来呀，那实在太煞风景啦。”
“我的姑母全家和所有在天津的朋友怎么办呢？他们当然盼望我们在天津举行婚礼呢！”
“你又不听我的话，是吧？”美庄开始鼓起嘴巴，“我并不太坚持非把你押解到重庆跟我结婚，我又不是要你招赘，何必跟我这么针锋相对地开辩论会呀？您凭良心想想看，我一嫁了你，你无论到哪儿去，东南西北，天涯海角，我都得永远跟随你在一起，那听命你支配的年月该有多长呀！我只要求婚礼一二小时间的选择地点，你都不肯答应，未免独裁，也未免太不符合阁下一向鼓吹的自由民主了吧？”
“我，我，我说你不过，”我有点口吃了，“反正，婚是要结的，先别为婚礼的地点伤脑筋好不好？”
接着，美庄又提出了一项必须在婚礼前解决的问题：
“结婚前，我必须去整容医院，把鼻子整高起来，眼睛最好也能开刀开大一点，割双眼皮；贴睫毛倒比较容易。”
“美庄，你犯甚么孩子脾气呀，”我叫了出来，“你已经够漂亮啦，整容不是太多余吗？”
“不，我多少年来，就恨自己的鼻子不够高，眼睛不够大，最近越看外国电影，越觉得人家女明星们的高鼻子、大眼睛、长睫毛好看，越觉得自己的‘尊容’不太高明。”
“乱讲，”我拉她过来，要她依偎在我的面前，“中国人要那么高的西洋鼻子干甚么？你不知道，我多么喜欢你现在的模样！听说许多人整容整出了毛病，一阴天鼻子就难受得要命，你何必自找苦吃呢？”
“那是医生手术不好的缘故。要能到美国去整容，我相信那是绝不会整出毛病来的。天津虽大，连个整容医院都还没有，听说上海、香港和日本都有。醒亚，结婚前，你可一定要答应陪我走一趟呀！”
“我恐怕没有时间去上海、香港、或日本，再说，也没有甚么必要。”
“谁说没必要？”美庄有些耐不住了，挣脱开我的臂环，把头一扭，“到结婚那天，成千的贺客都要品头论足地批评新娘子一番，难道我甘心叫人家议论我甚么都好，单单鼻子有点低吗？我绝不肯！”
“你是我的新娘子，又不是别人的新娘子，管别人的批评议论做甚么？只要在我心目中，你永远是一位下凡的天女，不已经足够了吗？何况，见过你的亲友，都夸奖你漂亮，将来吃咱们喜酒的，左右不过仍是这一些亲友，那你又何必为他们整一次容呢？”
“正是为了他们已熟识了我的面孔，我才更要整一次容，好叫他们在我们举行婚礼时大吃一惊哩！你不愿意听贺客们交头接耳地说着：‘唉哟，怎么新娘子比以前更漂亮啦，彷佛甚么地方改了样儿呢？’我可是要听这些话的。”
我长叹一声。看来，整容比婚礼的地点，对于美庄更为重要，更为势在必行。
姑母比谁都盼望我和美庄早日完婚，一再托人查看黄历，她告诉我们：
“用不着等到秋凉也可以，夏天里也有不少好日子。”
当姑母看到美庄大量采办衣物时，高兴万分地以为我们正在做结婚的准备，后来又看到那些东西一一分散给别人，才知道没有猜对。她也逐渐发现美庄过于贪玩，不喜欢安静地待在家里，又看到我每天被绑架一般痛苦地陪美庄上街，或跳舞，对我的心情和健康倍为关怀。一天，我必须连夜赶完一篇社论，姑母心疼地直说：
“可别累着呀。这么白天夜里地累个不停，也不是好玩的，所以还是听我的主张早点和郑小姐结婚的好，女孩子家在婚前难免贪玩，结了婚做了主妇，就可以专心管家了。”
姑母说这话的态度与用心，都是极好的。可是，在一旁的美庄，却立刻表现了不大开心：
“唉哟，季伯母，您可别这么说，结婚以后，醒亚更得听我的啦，我才不想管家呢，我看醒亚倒很适宜管家！”
姑母笑了笑：
“我是老古板，不懂你们现在摩登的规矩，说得不对，郑小姐可别见怪。”
这是姑母和美庄之间完整感情第一次发生裂隙。姑母也许并未介意；在美庄心中，我看得出，她原对姑母那份好感，就此开始宣告破产。
“醒亚，我们结婚以后，可再不能住在季家！好容易气不错，没有亲婆婆管，难道我还要请个姑婆婆来管吗？”美庄几次这么气忿忿地跟我讲，接着她又抱怨我不该不早点搞一栋房子：
“那天高大哥还对我说呢：‘接收大员们简直没有一人没有接收房子的，只有你的醒亚老实得急气人，死气人，竟然一直住在姑母家！’还有，你们报社不也有一栋很漂亮的住宅楼房吗？你当社长不留着自己住，反叫四、五家人搬去做甚么员工宿舍，搞得那么乱，那么脏，真是好滑稽，好没得道理！”
“一旦决定了婚期，租一栋房子或顶一栋房子的力量，我想，我还能够办到。”我心平气和地跟她说，“我不会难为你的，美庄。”
“那么现在就去找房子好啦，我再不想住在季家了。要不，从明天起，我搬到利顺德大饭店去！”
经过我一番好说歹劝，总算又留住了美庄继续住在家中。可是，我却又担心她天天跟姑母碰面，会不会再闹出更大的不快。我这倒是想得多余了；以后的日子里，美庄几乎和姑母难得有见面的机会，实际上，和我相聚的时闲也少得几乎没有了——她的全部时间开始消磨在高大奶奶的身边，虽然名义上她仍然是住在季家。
一开始，是美庄被请到高府打麻将，我不但未加阻止，反而认为有人陪美庄玩玩牌也好，免得一天到晚拖住我，不能做事。可是，想不到，美庄竟会对高府的牌局一下子就那么入了迷。
有时候，已经下半夜两三点了，美庄打电话回来，叫车子去高府接她，回来后，她少不得要洗个澡，还要兴致勃勃地把我叫醒，向我描述一遍这一天的“战况”，才肯回房去睡。我硬着头皮，忍着瞌睡，听她讲述竹战经过，尚能勉为其难，只是对于她高跟鞋卡卡地大声上楼，以及由浴室传出来的哗哗地大声放水，深深感到不安——因为那将把姑母一家人，全由梦中惊醒。
我劝她应该早点回来，她干脆在高家连打几个通宵。
我开始感觉事态严重。美庄却轻松异常。
“我又不是想赢他们的钱，”她说，“只不过是好玩罢了！”
“我知道，你打牌不是为赢钱；那何必这么一上桌就不下来呢？看你，这两天又变瘦了些，听我话，不要再打啦！”
“是呀，我并不想赢那些二大婶、三大姨；可是她们输了钱，那种焦急、难受、窘迫的各种表情，是我最想看的呀！我以前不是跟你讲过我父亲打牌赢得那些四川大绅粮们丑态毕露，然后又把赢到手的钱还给他们的故事吗？这回，在你们贵天津，我可也照样地大表其演了：当我欣赏够了那些太太们的窘迫相后，宣布无条件地退还她们的本钱时，我好开心哟，我彷佛觉得跟父亲一样地伟大了——”
我摇摇头，惨然一笑。
“可不见得场场都是我赢呀，” 她继续得意地讲下去，“有时候，我输了，我并不痛惜钱；可是，我不能落个‘战败’的丑名，我忍不下那口气，所以我要求四圈跟着四圈地加，直打到我转败为胜为止。有几次天已大亮，我仍然大败，便约好一律在高家睡到中午，再起来接着决一死战——”
在美庄迷醉于高府的竹战期间，另一件促使我和美庄发生争执的事情发生了。
美庄答应了负全责代高大爷向贺大哥索取一张证明书，那证明书上要说高大爷在抗日期间曾担任过地下工作。
美庄一跟我提出这件事，我立刻告诉她，这是绝对办不通的。因为在美庄到津以前，高大爷也曾向我郑重拜托过，要我转请贺大哥帮忙这件事。我无法向贺大哥开口，我比贺大哥更清楚高大爷在“抗日工作”上的贡献，而耿介如贺大哥者，不问可知他绝无接受这种无理请求的可能。
“高大哥说过，社座不肯帮他忙，如果社座肯帮助他弄到手那么一张证明书，他早就会升任处长或是副局长了。”美庄这么说，“看人家开口叫你社座闭口叫你社座，你就答应了人家算啦！”
“我答应有甚么用？证明书是要贺大哥出的。”我回答，“再说根本谁也不能答应！你要知道，高大爷曾是一个很活跃的亲日份子，从来没有做过一天地下抗日工作。若非政府宽容，他这号人物也该坐几天牢的。”
“是呀，我知道，他要是当真做过抗日工作，还希罕贺大哥的证明书干啥子？可是，人家当初鼓励你到南方抗战是千真万确的呀！你能到南方，又能遇到我，不都是高大哥的好处吗？”
“我的天老爷！我今天可要正式告诉你，美庄，当初最反对我去南方的，不是别人，就正是这一位高仁兄！”
“好啦，好啦，我看你跟他有点成见；不过，我说的话不能不算数，我相信我亲自去找一趟贺大哥，他绝不会刮我的胡子！”
我劝美庄不必去，因为任何人去也定要挨“刮”无疑。
美庄不信；结果，羞恼成怒地回来了：
“哼，有啥子了不起？不就是一张破纸写几个字吗？我郑美庄生来没有这么低头地求过人，他贺力竟这么不识抬举！不写算啦，我马上写信回重庆，叫我爸爸给高大哥写个证明！”
“甚么？”我失声笑了出来，“令尊大人甚么证明书都可以出呀！”
“怎么样，”她把腰一叉，“堂堂陆军中将的证明书不比贺力的证明书值钱呀？以前爸爸派了许多‘外交代表’出川，就给高大爷来个驻天津的代表派令，一切都解决啦！”
“抗战的时候，你们老太爷派的那一门子驻天津代表？难道要跟日本人办外交呀？”
“好，好，不派他当代表，就派他担任抗日地下工作又有甚么不可以？”美庄把眼瞪得凶凶地，我已经整整一年没有看到她这种蛮横无理的架式了，我简直气忿得无以复加，终于忍耐不住地，吼出来：
“美庄，你清醒点好不好？四川军阀竟可以派天津的地下工作人员？”
也许我的话说得过重了，美庄立刻跳起脚来骂我：
“你说谁是军阀？你说谁是军阀？好，你说我父亲是军阀，我看你才是军阀！你没有一兵一卒就这么厉害，你要是有我父亲那么多的军队，还得了？还了得？我看不但要做军阀，恐怕要做杀人魔王啦！”
这一吵，把姑母、表嫂、表哥都吵来了。姑母不解详情，看见美庄流泪，气得直抖，便连连责怪我不对，理由是说我比美庄大了两岁，而美庄又是老远到天津来做客。表嫂弄清楚了真相以后，一面劝美庄不必过于太热心帮高大爷办这件事，一面抱怨她的胞兄：
“都是我这个哥哥不好，惹得你们吵嘴，他已经是电信局三朝元老，也已经从科长升成副处长了，气很不错啦，还犯甚么官迷？气死人！” 然后，表嫂又分别向我跟美庄拱揖，要我们熄火。
最后，连姑父都来加入劝解：
“郑小姐，今天晚上我请客，吃刚上市的一种美味，你一定喜欢吃，因为在四川恐怕不常吃得到。”
“是不是大对虾？季老伯！”美庄对姑父的面子还算十足，当即破涕为笑地答话，“已经吃过几次了。”
“不，是刚刚上市的肥螃蟹！”
大家一阵欢呼，对于吃螃蟹，没有一人不感兴趣！在旧法国菜市对面的“屯（左屯右耳）酒香”，我们痛吃一顿。那是天津很有名的一家专门卖螃蟹的馆子，除了螃蟹和酒，没有第三样食品供应。
饭后，表哥提议去美星跳舞，当然目的仍是为了讨美庄的高兴。结果姑母也陪我们去了。在舞池中，美庄和我言归于好，我们互相道歉，又互相约定今后不再为别人的事情发生争吵。美庄在我怀里，舞得很高兴，她的头�